包头的深秋，杨树彬揣着三万块现金，在城中村的破巷子里见到了黑中介“刀疤刘”。对方接过钱，甩给他一个牛皮纸袋，里面装着伪造的户籍底册和一张盖着假公章的“常住人口登记卡”，语气里满是威胁：“‘王老板’，这东西可是我冒着风险办的，要是出了岔子，不光你完蛋，我也得栽进去——以后每个月，给我五千块‘封口费’，少一分都不行。”
杨树彬攥紧纸袋，指节泛白。他知道自己被勒索了，可他没得选——没有这张假户籍，儿子连私立幼儿园都进不去，而一旦拒绝，刀疤刘说不定会直接把他的底细捅给警方。“行，”他咬着牙答应，“但你要是敢耍花样，我让你在包头待不下去。”
刀疤刘咧嘴一笑，拍了拍他的肩膀：“放心，咱都是‘求财’，只要你守规矩，保你没事。”
可“没事”的日子只过了三个月。刀疤刘的胃口越来越大，从五千涨到八千，还总以“要被警方查了”为借口，一次次上门要钱。每次开门，看到刀疤刘那副贪婪的嘴脸，杨树彬都想抄起桌上的酒瓶砸过去——但他不能，他只能忍着，把钱递过去，看着对方扬长而去。
“马海燕”看着家里日渐减少的存款，忍不住劝：“彬哥，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就是个无底洞，迟早会把我们拖垮的……”
杨树彬坐在沙发上，抽着烟，眼神阴鸷。他早就想摆脱刀疤刘，可对方手里握着他的把柄，一旦撕破脸，后果不堪设想。直到有天夜里，他听到刀疤刘在电话里跟人说：“那‘王老板’肯定有问题，等我再敲他一笔，就去派出所‘举报’，说不定还能领笔奖金……”
这句话，彻底断了杨树彬的念想。他知道，不能再等了，要么被刀疤刘拖死，要么先下手为强。
当天凌晨，他揣着一把磨好的水果刀，蹲在刀疤刘家门口。等对方醉醺醺地回来时，他猛地冲上去，捂住对方的嘴，把刀架在他脖子上：“把假户籍的底档交出来，以后再敢找我麻烦，我杀了你！”
刀疤刘吓得魂飞魄散，赶紧把藏在床底的底档拿出来。杨树彬一把夺过，扔进火盆里烧了个干净，又搜走了对方身上的钱，才转身消失在夜色里。
回到家，他连夜收拾行李，把值钱的东西装进箱子，对“马海燕”说：“赶紧走，刀疤刘不会善罢甘休，我们必须马上搬家。”
“那小宝的上学怎么办？”“马海燕”一边打包衣服，一边问。
“不上了！”杨树彬的语气决绝，“与其被户籍的事拖累，不如让他先跟着我们，等以后到了新地方，再想办法。”他知道这个决定对孩子不公平，可他没得选——在逃亡的路上，“安稳”永远是奢侈品，活下去才是唯一的目标。
他们没敢走大路，趁着天还没亮，带着孩子和母亲，坐上了去鄂尔多斯的长途汽车。车窗外，包头的轮廓渐渐模糊，杨树彬看着怀里熟睡的儿子，心里五味杂陈——这是他逃亡路上的第三次搬家，从山东到嘉兴，从嘉兴到包头，现在又要去鄂尔多斯，他不知道下一个落脚点在哪里，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
而此时的哈尔滨警方，确实因为线索中断，暂时放缓了对“王学礼”的追查。专案组把重点放在了其他在逃人员身上，关于杨树彬的案卷，被暂时放进了档案柜的角落——就像他说的，十年的时间，足够让很多事情被淡忘，足够让警方的注意力转移到新的案件上。
抵达鄂尔多斯后，杨树彬租了一套偏僻的民房，没再做生意，而是靠着之前攒下的钱过活。他不让“马海燕”出门，也不让孩子和邻居接触，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带着儿子在附近的戈壁滩上散步。看着一望无际的荒漠，他偶尔会生出“就这样过一辈子”的念头——没有警察的追捕，没有刀疤刘的勒索，只有家人在身边，哪怕清贫，也算是一种安稳。
可这种安稳，依旧是脆弱的。他不敢用手机，不敢去银行，甚至不敢和陌生人说话；夜里听到一点动静，还是会从床上弹起来，摸向枕头底下的水果刀；噩梦依旧每晚如期而至，那些死去的人，依旧在梦里围着他，无声地控诉。
他知道，只要“杨树彬”这个名字还在通缉令上，他就永远无法真正安心。他就像一只被困在沙漠里的鸟，看似自由，却永远飞不出自己编织的牢笼。而鄂尔多斯的风，正带着沙尘，吹向他那未知的、充满恐惧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