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帮主归山的仪式像一块投入湖心的石子，在兴安岭激起的涟漪久久不散。五大帮派的名号正式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新盟统一领导下的五个事业部。然而，名号易改，人心难移。一九九一年九月下旬，随着秋季收获季节的到来，一场关于分配制度的争论在新盟内部悄然发酵。
事情源于鹿茸的销售。新盟的特色养殖事业部（原北山帮为主）今年鹿茸大丰收，总产量突破五百斤，按市场价能卖到五百万。按照新盟章程，利润的60%按劳分配，20%留作发展基金，10%作为风险准备金，10%用于公益事业。
这本是大家商量好的。但到了具体分配时，问题来了——什么叫“按劳分配”？
养殖场的技术员认为，鹿茸长得好，主要是他们精心饲养、科学配种的功劳，应该多分；饲料加工厂的人认为，没有优质的饲料，鹿也长不出好茸；运输队的人说，他们辛辛苦苦把鹿茸运出去卖，功劳也不小；甚至连合作社的炊事员都说，没我们做饭，你们哪有力气干活？
“按劳分配，不是按嘴分配。”养殖场场长老金（李魁的侄子）在事业部会议上发牢骚，“有些人干的活，根本看不到效益，凭什么分一样的钱？”
这话传出去，引起了其他部门的不满。运输队队长直接找到陈阳：“陈理事长，要是觉得我们运输队不重要，明年鹿茸你们自己运出去卖！”
眼看要起内讧，陈阳知道，必须改革分配制度了。但怎么改？这是个大学问。
九月二十五日，新盟召开秋季全体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不同以往，不是领导讲话大家听，而是真正的“代表大会”——每个事业部、每个部门、甚至每个屯子都选出了代表，一共一百二十人，齐聚合作社大礼堂。
会议第一天，陈阳只讲了三句话：“今天这个会，就讨论一件事——钱怎么分。大家畅所欲言，吵翻天也行，但必须拿出个方案来。散会！”
代表们愣住了。这么重要的会，理事长就讲三句话？
但很快他们就明白了陈阳的用意——这是要真正地民主讨论。
讨论很激烈，甚至很混乱。养殖业的代表说应该按产值分配，工业的代表说应该按技术含量分配，服务业的代表说应该按劳动强度分配，老猎户代表说应该照顾老年人……
吵了一天，没结果。晚上，陈阳把各事业部负责人叫到办公室。
“看到了吧？光说民主不行，还得有方法。”他说，“我提个思路——‘三级分配制’。”
“什么是三级分配？”
“第一级，基本工资。”陈阳解释，“不管干什么工作，只要出勤满勤，完成基本任务，就拿基本工资。这是保底的，让大家有饭吃。”
“第二级，绩效奖金。根据工作性质不同，设置不同的考核指标。养殖业看产量和品质，加工业看效率和合格率，服务业看客户满意度，销售业看销售额和利润。”
“第三级，特别贡献奖。对技术创新、重大贡献、急难险重任务，额外奖励。”
这个方案很细致，但也复杂。杨文远提出疑问：“考核指标怎么定？谁来定？会不会不公平？”
“大家定。”陈阳说，“成立‘分配制度改革小组’，每个事业部选两个人参加，加上财务部、人力资源部的代表，一起制定细则。制定过程中，随时公示，随时听取意见。”
这个办法好。既民主，又有序。
第二天，改革小组成立，二十个人，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们参考了国内外的分配经验，结合新盟的实际情况，用了整整一周时间，拿出了详细的《新盟分配制度改革方案》。
方案公示三天，收集了两百多条意见。修改后再公示，再修改。最终版本在十月五日提交全体代表大会表决。
表决前，陈阳做了说明：“这个方案不一定完美，但它是咱们自己制定的，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我建议，先试行一年，一年后再修改完善。同意的举手。”
一百二十个代表，一百一十九个举手同意。只有一个老猎户没举手——他耳朵背，没听清。
“好，通过！”陈阳宣布。
方案立即执行。十月份的工资，就按新办法发。结果出来，有人欢喜有人愁。
养殖场的老金，因为鹿茸品质好，绩效奖金拿了三千，是基本工资的三倍；运输队队长，因为安全无事故、客户满意度高，也拿了两千；但合作社的清洁工，因为工作简单，只有基本工资，心里不平衡了。
“凭什么他们拿那么多？”清洁工老马找到陈阳，“我每天起早贪黑，扫院子、倒垃圾，活儿不轻松啊！”
陈阳耐心解释：“老马，你的工作很重要，没有干净的环境，大家没法好好工作。但按考核标准，你的工作确实技术含量低，替代性强。这样，我给你调个岗——去养殖场当饲养员，学点技术，工资就能上去。行不行？”
老马想了想：“我……我能行吗？我都五十了。”
“五十怎么了？赵四爷七十了还种参呢。只要肯学，年龄不是问题。”
老马同意了。陈阳安排他去养殖场培训，三个月后，老马成了合格的饲养员，工资翻了一番。
这件事传开，大家明白了——不是岗位有贵贱，是能力有高低。要想多挣钱，就得学本事。
分配制度改革初见成效，但陈阳知道，光有钱还不够，还要有荣誉感、归属感。他想起了赵青山说的“猎人精神”，决定建立一套“新盟荣誉体系”。
十月十五日，新盟颁布《荣誉奖励办法》，设立了一系列荣誉称号：“兴安岭工匠”（技术能手）、“兴安岭卫士”（安保和护林）、“兴安岭先锋”（开拓创新）、“兴安岭园丁”（教育培训），最高的是“兴安岭勋章”，授予有重大贡献者。
评选很严格，要经过部门推荐、群众评议、理事会审核三道关。但一旦评上，不仅发奖金，还要戴大红花，上光荣榜，名字刻在合作社的荣誉墙上。
第一批评选，二十个人获奖。颁奖典礼很隆重，五大老帮主（健在的四位）亲自颁奖。获奖者激动得热泪盈眶。
“我打了四十年猎，第一次戴大红花！”一个老猎户抹着眼泪说。
“这比给我一万块钱还高兴！”一个年轻技术员说。
荣誉体系的建立，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以前是“要我干”，现在是“我要干”。
但改革总有阻力。有些人习惯了“大锅饭”，觉得现在太累；有些人能力不行，收入上不去，有怨言；甚至有人暗中串联，想恢复旧制度。
陈阳察觉到了这些暗流。他让周卫国暗中调查，发现是几个原帮派的老人，觉得权力被削弱了，心生不满。
“怎么处理？”周卫国问。
“教育为主。”陈阳说，“请他们来，我亲自谈。”
他请了七个最有意见的老人，在合作社小食堂摆了一桌。酒过三巡，陈阳开口：
“各位老前辈，我知道你们有想法。觉得现在规矩太多，不如以前自由；觉得年轻人不尊重老人，不如以前有地位。我说得对不对？”
老人们不说话，算是默认。
“但咱们想想，以前真的好么？”陈阳继续说，“以前你们当帮主，威风是威风，但操心不操心？帮里兄弟吃不饱，你们愁不愁？跟其他帮派抢猎场，打不打？现在呢？不用操心那些破事了，每月按时领钱，年底有分红，不好吗？”
一个老人嘟囔：“可是……说话不算数了。”
“怎么不算数？”陈阳说，“事业部管委会，你们都是委员，大事都要你们同意。这不比一个人说了算更民主？”
另一个老人说：“年轻人现在不听话了。”
“那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想法。”陈阳耐心解释，“时代变了，不能总用老办法管新人。咱们老辈要做的，是把经验传下去，把精神传下去，不是把权力抓在手里。”
话说得实在。老人们沉默了一会儿，一个最倔的老头开口了：“陈会长，你说得在理。我们……我们就是一时转不过弯来。”
“慢慢转。”陈阳给他们倒酒，“新盟是咱们共同的家，家里的事，商量着办。你们有经验，多指点年轻人；年轻人有冲劲，多干实事。这样，家才能兴旺。”
这顿饭吃得很融洽。老人们的心结解开了，成了改革的坚定支持者。
到十一月底，新盟的各项改革基本完成。分配制度理顺了，荣誉体系建立了，人心齐了。统计显示，新盟的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0%，员工平均收入增长了50%。
更可喜的是，新盟的模式引起了上级重视。省农村工作委员会专门派人来调研，写了份长篇报告，标题是《兴安岭新盟：农村集体经济改革的新探索》。
报告里详细介绍了新盟的“三级分配制”、“民主管理”、“荣誉体系”，认为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发展新模式”，建议在全省推广。
“陈阳同志，你们为全省农村改革闯出了一条新路！”省农委主任握着陈阳的手说。
“我们只是摸着石头过河。”陈阳很谦虚。
“摸得好！明年春天，省里要在你们这儿开现场会，你要好好准备。”
现场会！这意味着新盟的经验要走向全省了。
陈阳既兴奋，又感到压力。他知道，改革没有终点，只有新的起点。
秋会改制，从争论到共识，从混乱到有序，充分证明了民主的力量、改革的力量。
站在新的起点上，陈阳目光坚定。
这条路，他会一直走下去，带着改革的智慧，带着民主的精神，带着更远大的目标。
路还长，但他会一直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