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小时候，妈在菜市场卖鱼，没时间陪你。你一个人在家画画，画了一墙，妈回来看了说‘画这些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你考上了广美，妈高兴，但学费太贵了，妈借了一圈的钱，你知道了之后说‘妈，我不去了’。妈打了你一巴掌，你还记得吗？”
苏晚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记得。”
“那一巴掌，妈后悔了十几年，”她妈妈的声音开始颤抖，“妈不是不想让你画画，妈是怕你以后活不下去。画画这条路太难走了，妈怕你饿死。后来你跟了那个人，两年不回家，妈每天晚上都睡不着，怕你受委屈，怕你被欺负。但妈不敢给你打电话，因为一打电话就想骂你，骂完了又心疼。”
“妈……”
“你听我说完，”她妈妈吸了吸鼻子，“后来你打电话回来说你离开他了，说你有了工作，说你开了画展，说你有男朋友了。妈在电话里哭了，不是因为生气，是因为高兴。你终于长大了，终于可以靠自己活下去了。”
她妈妈把苏晚拉进怀里，抱住了她。苏晚比她妈妈高了半个头，但在那个拥抱里，她像一个五岁的孩子，把脸埋在妈妈的肩膀上，哭得浑身发抖。
“妈对不起你，”她妈妈的声音也哑了，“妈应该早一点来看你的。”
“不是你的错，”苏晚哭着说，“是我的错。我不应该不回家，不应该不打电话，不应该让你一个人担心。”
母女俩在展厅里抱头痛哭。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想起了自己的妈妈，在岳阳老家的那个小房子里，一个人看电视，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过年。我有多久没有回去了？半年？一年？每次打电话都说“忙，下次回去”，但“下次”永远没有来。
我掏出手机，给我妈发了一条微信：“妈，最近身体怎么样？想你了。”
过了几分钟，她回复了：“好着呢，你别惦记。忙你的。”
然后又发了一条：“妈也想你。”
我看着屏幕上的那行字，眼眶忽然有些发热。
那天晚上，苏晚妈妈亲自下厨做了一顿饭。她用带来的编织袋里的食材——湛江的沙虫干、鱿鱼丝、虾米，还有一大包她自己在菜市场晒的陈皮——做了一桌子的菜。白切鸡、沙虫粥、清蒸海鱼、蒜蓉炒番薯叶。小小的出租屋里弥漫着饭菜的香气，锅铲碰撞的声音和苏晚妈妈偶尔冒出的湛江话混在一起，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
“何迪，多吃点，”她妈妈把一只鸡腿夹到我碗里，“你太瘦了。”
“谢谢阿姨。”
“谢什么，你是苏晚的男朋友，就是半个儿子。”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自然，像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苏晚坐在对面，听到这话的时候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嘴角翘得老高。
吃完饭之后，苏晚妈妈坚持要洗碗。她说“你们年轻人去休息”，然后一个人站在厨房里，打开水龙头，哗哗地洗。苏晚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妈妈的背影，眼眶又红了。
“何迪，”她小声说，“我妈从来没有这样过。”
“哪样？”
“这样……温柔。她以前总是骂我，说我不会收拾房间、不会做饭、不会照顾自己。我以为她不喜欢我。”
“她不是不喜欢你，她是怕你过不好。”
“我知道，”她靠在我的肩膀上，“我现在知道了。”
晚上，苏晚妈妈睡在苏晚的床上，苏晚睡在她旁边。我睡在客厅的沙发上，身下垫着一床薄被子，头顶就是那束干枯的雏菊。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照在那些干枯的花瓣上，白色的花瓣已经变成了淡黄色，但形状还在，像一些被时间凝固的记忆。
我听到卧室里传来低低的说话声，听不清在说什么，只有偶尔飘出来的几个词——“画画”、“广州”、“好好过日子”。然后是苏晚的笑声，很轻，像风吹过窗帘的声音。
我闭上眼睛，闻着厨房里残留的饭菜香气和沙发上苏晚的味道，忽然觉得这一刻很完整。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让人头晕目眩的完整，而是一种安静的、踏实的、像船靠岸一样的完整。
苏晚的妈妈在广州待了三天。这三天里，她带着苏晚去了菜市场，教她怎么挑新鲜的鱼、怎么辨别注水的鸡肉、怎么用陈皮去腥。她帮苏晚把衣柜重新整理了一遍，把冬天的衣服收起来，夏天的衣服挂出来。她把阳台上那几盆快死的绿植救活了，换了土，施了肥，浇了水。
“你看，这盆绿萝根部都烂了，是因为浇水太多，”她指着花盆说，“养花跟养人一样，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太多了会淹死，太少了会旱死。要刚刚好。”
苏晚站在旁边，认真地点头，像一个在上课的学生。
临走的那天，她妈妈在火车站门口拉着苏晚的手，说了很久的话。我听不清她们在说什么，只看到苏晚一直在点头，一直在擦眼泪。最后她妈妈拍了拍苏晚的手背，转身走进了进站口。走了几步之后，她忽然停下来，回过头来看着我。
“何迪，”她喊了一声。
我走过去。
“阿姨。”
“苏晚就交给你了，”她说，眼眶有些红，但声音很稳，“她从小就没有爸爸，我也没有给她一个完整的家。你……你给她一个。”
“我会的，阿姨。”
她看着我，看了几秒钟，然后点了点头。
“好，那我走了。”
她转身走进了进站口，这次没有回头。苏晚站在我旁边，看着妈妈的背影消失在人流中，眼泪无声地流着。
“何迪，”她的声音沙哑，“我妈说她放心了。”
“放心什么？”
“放心把我交给你。”
我伸手搂住她的肩膀，把她拉进怀里。她的身体在微微颤抖，但这次的颤抖不是因为害怕或紧张，而是一种释放——像是一个背了很久的重担，终于被卸了下来。
“苏晚，我会让你妈一直放心。”
她抬起头来看我，眼泪还挂在脸上，但嘴角已经翘了起来。
“何迪，你知道吗，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全世界都在发光。”
六月的时候，广州进入了真正的夏天。热浪从地面上蒸腾起来，空气里的水分像是被拧干了，连呼吸都觉得干燥。展厅里的空调从早开到晚，电费单让财务心疼了好几天。
苏晚的木棉花系列画完了。她把五幅画并排挂在出租屋的墙上，退后几步看着它们，像一个将军在检阅自己的部队。
“何迪，你觉得怎么样？”
我站在她旁边，看着那五幅画。第一幅是满树的红花，第二幅是落地的花瓣，第三幅是树下看花的女孩，第四幅是雨后湿漉漉的木棉树干，第五幅是一朵将落未落的花，挂在枝头，摇摇欲坠，但依然红得耀眼。
“很好，”我说，“但第五幅最好。”
“为什么？”
“因为前面四幅都在说‘我开过了’，只有第五幅在说‘我还在开’。”
她转过头来看我，眼神里有一种让我心跳加速的东西。
“何迪，你这个人真的很可怕。”
“怎么了？”
“你总是能用最少的字说出最准确的话。我画这组画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就是‘我还在开’。开给谁看？不知道。但就是要开。哪怕明天就落了，今天也要开得最红。”
她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很热，掌心有薄薄的汗。
“何迪，你说我们以后会怎么样？”
“会很好。”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还在开，”我说，“我也还在。”
她笑了，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
七月的一个晚上，我收到了一条意料之外的消息。
是何迪——不，是我妈发来的。她说她最近身体不太好，想去医院检查一下，问我能不能回去一趟。我看到消息的时候正在苏晚那里，她在我旁边画画，颜料弄得到处都是。
“怎么了？”她看到我的表情，放下画笔。
“我妈身体不太好，想让我回去一趟。”
“那就回去啊，”她说，“什么时候？”
“下周末吧，我请两天假。”
“我跟你一起去。”
我看着她，有些意外。
“你去？”
“嗯，”她点了点头，语气很坚定，“我要去见你妈。你都见过我妈了，我凭什么不能见你妈？”
“苏晚，我妈那个人——”
“你妈怎么了？比你妈还凶？”她笑了，“我妈可是在菜市场能把人骂哭的角色，你妈总不能比她还厉害吧？”
“我妈倒是不骂人，”我说，“但她会一直问你问题。做什么工作的？家里哪里的？父母做什么的？收入多少？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小孩？什么时候生二胎？”
苏晚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何迪，你妈真的会问这些？”
“我妈是湖南人，湖南妈妈都这样。”
她咽了一口口水，脸上的表情从坚定变成了紧张，又从紧张变成了一种视死如归的决绝。
“问就问，我不怕。”
“你确定？”
“确定，”她用力地点了点头，“我要让你妈知道，她的儿子找了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七月的第二个周末，我带着苏晚回了岳阳。
从广州南站坐高铁到岳阳东站，大概三个半小时。苏晚在车上一直很紧张，不停地喝水、上厕所、喝水、上厕所。她把带来的礼物检查了无数遍——铁观音茶叶、广州酒家的鸡仔饼、还有一幅她自己画的木棉花，裱好了框，用牛皮纸包着。
“你妈会喜欢这个画吗？”她问。
“会的。”
“你确定？她不会觉得送画太寒酸了？”
“不会的。我妈这个人，最看重的不是礼物贵不贵，而是心意重不重。你亲手画的画，比什么都贵重。”
她稍微安心了一些，但手指还是在膝盖上不停地画着圈。
岳阳比广州凉快一些，但也热。七月的岳阳像是被放在一个巨大的蒸笼里，空气又湿又热，比广州的夏天还要难熬。我提前叫了一辆出租车，直接开到了我家楼下。
我家在老城区的一栋六层楼的第四层，没有电梯。楼道里的灯还是那种老式的白炽灯泡，发出昏黄的光，墙上的绿漆已经斑驳得不成样子了。苏晚跟在我后面爬楼梯，每上一层就问我一句“到了吗”。
“到了，”我站在401的门口，深吸了一口气，掏出钥匙打开了门。
我妈站在客厅里，穿着一件淡紫色的短袖衬衫，头发染过了，黑得有些不自然。她比上次视频通话的时候瘦了一些，脸上的皱纹也深了一些，但眼睛还是亮的，那种湖南女人特有的、怎么磨都磨不灭的亮。
“妈，我回来了。”
“回来就好，”她看了我一眼，然后目光越过我，落在了苏晚身上，“这就是苏晚？”
“阿姨好，”苏晚从身后站出来，手里拎着大包小包，额头上有汗，但笑容很灿烂，“我叫苏晚，是何迪的女朋友。”
我妈上下打量了苏晚一遍。她的目光跟苏晚妈妈完全不同——苏晚妈妈的目光是锐利的、审视的，像一把刀；我妈的目光是平静的、观察的，像一面镜子，只是把你照出来，不做任何评价。
“进来坐，”她侧身让开，“外面热。”
苏晚进了门，把礼物放在茶几上，然后规规矩矩地坐在沙发上，双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笔直。我妈去厨房倒了两杯茶出来，一杯给她，一杯给我。
“阿姨，我给您带了一些广州的特产，”苏晚指着茶几上的礼物，“还有一幅我自己画的画，画的是广州的木棉花。木棉花又叫英雄花，我觉得阿姨像英雄花，所以——”
“我像英雄花？”我妈端着茶杯，嘴角微微翘了一下，“我哪里像了？”
“就是……”苏晚想了想，“就是那种不管在什么环境里都能开得很好的花。何迪跟我说过，您一个人把他带大的，很不容易。我觉得您很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