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日历已经翻过了立春，甚至惊蛰都已过去，但对于地处北纬五十度上下、紧挨着兴安岭余脉的靠山屯来说，春天，更像是一个存在于字典里的苍白词汇，而非一种真切的体感。北大荒的天气依旧是“齁冷齁冷”的，所谓“冻人不冻水”，白天太阳底下或许能见到些许冰雪消融的湿气，但一到早晚，寒风依旧像浸了冰水的刀子，能轻易割透人们单薄的棉衣，直刺骨髓。
真正的严寒或许稍退，但另一种更深、更绝望的寒冷，却弥漫在屯子的每一个角落，攥紧了每一个人的心——那就是春荒。
1968年的收成本就只是勉强糊口，经过一个漫长冬季的消耗，家家户户那点可怜的存粮早已见了底。粮囤空了，米缸空了，连老鼠钻进仓房都只能饿得吱吱乱叫，悻悻而去，还得小心自己被逮住成了人类嘴里的荤腥。所谓的“青黄不接”，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地去岁的黄早已被吃干抹净，而今年的青苗，还远远在地平线下挣扎，看不到半点绿色的希望。
屯子里的人，尽管在生产队的组织下，顶着依旧凛冽的寒风，拼着命地在田地里劳作，刨粪、送粪、用沉重的镐头试图敲开尚未完全解冻的土地，准备春播。但沉重的体力劳动，需要的是充足的食物热量来支撑。而他们的胃里，除了清得能数出米粒的照影粥、拉嗓子的糠麸窝头、还有那些嚼不烂的干菜帮子和冻土豆之外，几乎空空如也。
饥饿，是春荒最直接、最可怕的酷刑。
男人们沉默地劳作，但眼神空洞，动作因为乏力而显得迟缓。他们的额头上冒出的不是热汗，而是虚汗。稍微干点重活，就眼前发黑，心慌气短。女人们则更加憔悴，她们不仅要承担劳动，还要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把极其有限的一点口粮，变着花样做得“看起来”多一点，能让老人和孩子多吃一口。很多人家已经开始“一天两顿粥”，甚至“一天一顿稠粥”，只是为了能撑得更久一点。
孩子们失去了往日的活泼，他们面黄肌瘦，穿着破旧的棉袄，像一个个小老头小老太太，安静地蹲在墙角晒太阳，因为活动会消耗体力，会饿得更快。他们的眼睛里，没有了属于孩童的光彩，只剩下对食物的本能渴望。偶尔有谁家孩子因为极度饥饿而发出的微弱啼哭声，像针一样扎着大人们早已麻木的神经。
“代食品”成了救命稻草，也见证了荒年的残酷。
为了填补肚子的空虚，一切能入口的东西都被搜寻出来。去年秋收时遗落在田里的干瘪土豆、萝卜缨子、玉米芯被磨成粉掺进粮食里（如果能称之为粮食的话）。榆树皮被剥下来，捣烂，过滤出一点点黏糊糊的淀粉。刚冒出头的野菜芽，甚至某种苦涩的草根，都成了争抢的对象。这些东西吃下去，只是勉强撑起肚皮，几乎没有营养可言，反而可能因为难以消化导致腹胀、便秘，甚至更严重的问题。
死亡的阴影，并非遥不可及。
屯子里最脆弱的老人们，开始熬不住了。他们往往默默地把本就少得可怜的食物，更多地让给儿孙，自己则蜷缩在冰冷的炕上，靠着一点点意志力和生命的余烬苦苦支撑。偶尔传来的某家老人“走了”的消息，并不会引起太大的轰动，人们只是沉默地、麻木地接受着，仿佛那只是春荒背景下一种必然的、无声的告别。那种弥漫在空气中的，不是嚎啕大哭，而是一种更深沉的、令人窒息的悲凉。
人心，在极度匮乏下经受着考验。
虽然大多数社员依旧保持着朴素的互助，比如谁家实在揭不开锅了，邻居可能会省出一碗稀粥接济一下。但为了生存，一些不那么光彩的事情也开始悄然发生：自留地里那点刚露头的菜苗可能一夜之间被偷个精光；为了一点点能入口的东西，平日里和善的邻居也可能发生激烈的争吵。信任变得脆弱，眼神中除了饥饿，也多了一丝警惕和防备。
这就是这个时候黑河地区兴安岭脚下一个小屯子的春荒。它没有战火硝烟，却同样残酷；它不见血光刀兵，却同样能无声地吞噬生命。它带来的不仅是肌体的饥饿和死亡，更是对生存意志的无情磨蚀，是一种深陷其中、看不到尽头、令人从心里感到“拔凉拔凉”的绝望。
王娟、孙志海他们这些知青，也同样深陷在这片巨大的、令人窒息的饥荒阴影之中，感受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而这种绝望的环境，往往会成为滋生更极端情绪和行为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