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第八节
华山医院的走廊总飘着一股福尔马林的味道，冷飕飕的，像浸在冰水里的棉花。父亲蹲在墙角，手指把那封介绍信捏得发皱，母亲靠着墙，眼神直勾勾地盯着走廊尽头的牌子，上面肿瘤科三个字红得刺眼。外婆坐在长椅上，头歪在椅背上打盹，嘴里时不时嘟囔着什么，我凑过去听，原来是在念菩萨。
家里的消息是第二天传过来的。母亲打电话到学校给我请假，老师说姐姐已经在学校给我请假了，老师说姐姐刚跟老师说我弟得了癌症，就哭得直不起腰，趴在办公桌上抽噎，肩膀一耸一耸的，像被雨打湿的小兽。老师们围着她劝，她也说不出完整的话，就反复念叨我弟才十三岁。
你姐从小就护着你，母亲挂了电话回来，眼圈红红的，小时候你被隔壁娃欺负，她拿着笤帚追人家三条街。我想起姐姐扎着羊角辫的样子，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闷闷的。
等了大半天，才轮到我的号。诊室里亮得晃眼，医生戴着金丝眼镜，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我坐在那张能升降的椅子上，他拿起竹片碰了碰我口腔里的那块肉，凉丝丝的。
疼吗？他的声音很平静。
不疼。
他又看了半晌，转过头对我父母说：从外观和触感看，不像恶性肿瘤，但必须切除做病理化验。母亲刚要笑，他又补充道，现在有两个方案。
他拿起笔，在纸上画了个简易的人脸轮廓：第一个方案，按最坏的情况处理，扩大切除范围，可能要切掉小半张脸，然后从臀部取皮移植修补。这样最保险，能杜绝后患。
母亲的呼吸猛地停了，父亲的手一下子攥紧了，指节发白。
第二个方案，医生的笔尖在人脸内侧点了点，只切除这块增生物，取少量组织化验。如果是良性，万事大吉；但如果是恶性，因为切除范围不够，可能会有扩散风险。
诊室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母亲抓住医生的胳膊：您看...更可能是哪种？
医生推了推眼镜：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不是恶性，但医学上没有百分之百。决定权在你们。
父亲蹲在诊室门口，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雾缭绕着他的脸，看不清表情。母亲在我身边来回走，嘴里念叨着怎么办怎么办。外婆拄着拐杖进来，往我手里塞了个用红布包着的东西：这是我求的平安符，庙里老和尚开的光。
我摸着那块冰凉的增生物，突然觉得没什么可怕的。要是真要切去半张脸，活着又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像外婆说的，听天由命。
我选第二个方案。我站起来，声音比想象中平静，要是真得癌症，那就是老天爷要收我，我认。但我不想少半张脸。
父亲猛地抬起头，烟蒂从手里掉下去，烫了鞋也没察觉。母亲抓住我的手，眼泪噼里啪啦地掉：阿二，你可想好了？
想好了。我看着医生，我相信您的判断。
医生点点头，眼里闪过一丝赞许：好，那就按第二个方案准备手术。
手术很快，局麻后没什么感觉，只听见器械碰撞的叮当声。医生缝针时说：小伙子，你的决定是对的，我刚才切除的时候看，良性的可能性极大。我笑了笑，嘴里塞着纱布，说不出话。
从上海回来的那十天，家里像被罩在一个玻璃罩里，静得让人发慌。父亲没再回公社上班了，但每天都不说话，只是坐在门槛上抽烟，抽烟的火光在暮色里明明灭灭。母亲做饭时总走神，好几次把盐当成糖，炒的芹菜发苦，我们也没人说什么。
外婆的腿脚更不利索了，却每天都要拄着拐杖去大门外门柱旁等邮差。她的蓝布帕子裹着个烤红薯，等得久了，红薯凉了，她就自己啃两口，说等邮差来了给他吃。
我倒像没事人一样，该上学上学，放学就去打排球。队友们看我的眼神有点怪，大概是听了什么风声，传球时总格外小心，怕碰着我。学校老师跟我讲，那几天你去上海治疗，你姐那几天在学校，一说起你就哭，眼睛肿得像桃子，你们姐弟俩感情真好。
期末考试结束，寒假来了。往年这时候，母亲早开始腌腊肉、炸丸子，外婆坐在灶前烧火，嘴里哼着老歌，院子里飘着油香。可今年，厨房里冷冷清清，墙角堆着的白菜都蔫了。
妈，该买年货了，我数着手指头，再过三天就除夕了，供销社要关门的。
母亲正在纳鞋底，线团掉在地上，她弯腰去捡，动作慢吞吞的：不买了，今年就凑乎过吧。
外婆给我钱，我要去买两挂鞭炮，我又去找外婆，去年的鞭炮响得可脆了。
外婆摸着我的头，手背上的老年斑像落了层霜：等你好了，咱们买最大的鞭炮，放得震天响。
腊月二十九那天，天阴沉沉的，飘着零星的雪籽。我正在院子里劈柴，听见邮差的自行车铃声，外婆比谁都快，拄着拐杖噔噔噔往门口挪，差点摔一跤。
有...有我家的信吗？上海来的！她的声音都在抖。
邮差翻了翻邮包，拿出个牛皮纸信封：有，挂号信，签字。
父亲抢过信封，手指抖得厉害，撕了好几次都没撕开。母亲递过剪刀，他却不用，还是用手扯，信封被扯得稀烂，那张薄薄的化验单掉在地上。
母亲弯腰去捡，捡起来时，手指在病理诊断：黏膜良性增生那行字上摸了又摸，突然捂住嘴，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先是小声哭，后来越哭越响，最后蹲在地上放声大哭，像要把这十天的恐惧全哭出来。
父亲站在旁边，眼圈通红，突然狠狠抹了把脸，对着院子里喊：买年货去！阿二，跟我去供销社！他的声音带着哭腔，却又透着股劲，像压弯的竹子突然直了起来。
外婆拄着拐杖，在院子里转着圈，嘴里念叨着菩萨保佑，眼泪顺着皱纹往下流，却咧着嘴笑，露出没剩几颗牙的牙床。
你去割几斤肉，做你最拿手的红烧肉，父亲开始分派任务，声音洪亮，他外婆，您在家烧火，把锅烧热了！阿二，跟我去买鞭炮，要最大的！
母亲擦干眼泪，转身就往厨房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对着我笑：妈给你做芹菜炒肉丝，放两勺酱油！
再加点干辣椒！我喊道。
好，加干辣椒！
父亲拉着我往供销社跑，雪籽落在脸上，凉丝丝的，心里却暖烘烘的。街上已经有孩子在放小鞭炮，噼里啪啦的响，空气里有股硫磺的味道，是年的味道。
我突然停下脚步，那天...你打我，下手真重。
父亲的脚步顿了顿，没回头，只闷闷地说：以后不打了。他往前走了两步，又补充道，那竹竿...是我特意找的，看着粗，其实是空心的。
我愣了一下，突然想起那竹竿断裂时清脆的声音，原来不是我骨头硬，是他早就留了情。
供销社里挤满了人，父亲抢着买了两挂大鞭炮，又买了糖果、瓜子，还有块花布，说给外婆做件新棉袄。我站在柜台前，看着他忙碌的背影，突然觉得，那块从嘴里切掉的肉，像带走了什么晦气，阳光好像一下子就穿透了那层玻璃罩，照得心里亮堂堂的。
回家的路上，父亲拎着大包小包，脚步轻快。我跟在他身后，踩着他的脚印往前走，雪籽落在地上，很快就化了，留下一个个湿漉漉的印子。
我想，老天大概是觉得，我这棵在泥里刨出来的野草，还没长够呢。那就接着长吧，往高了长，往壮了长，哪怕再经些风雨，也得好好活着。
《险过还家》
沪上医刀定吉凶，
阖门愁坐对寒风。
忽逢一纸传阴性，
笑唤街头买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