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子收完，地空了一半。金黄换成焦褐，风里还飘着麦秸的甜香，混着泥土被晒透了的燥热气息。打谷场上堆着小山似的麦捆，男人们在脱粒，女人在扬场，孩子们在草堆里打滚，沾一身麦芒，被娘笑着骂。
依萍坐在祠堂前的石阶上，看王大爷教几个后生扬场。木锨扬起，麦粒在空中划出道弧线，风把麦壳吹到一边，金黄的麦粒瀑布般落下，沙沙的，像雨。王大爷的动作不疾不徐，一锨接一锨，麦粒越堆越高，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看出门道没？”王大爷歇口气，对依萍说，“风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大了把麦子吹走，小了吹不净壳。得刚刚好。”
依萍点头。这些农活里的学问，书本上没有，是土地教给人们的智慧。
沈文心拿着小本子过来，坐在依萍旁边。她的晒伤还没好，脸颊和脖子红红的，起了细密的皮。但她精神很好，眼睛亮亮的。
“陆同志，我想写篇扬场的文章。”她说，“王大爷刚才那句话——‘风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我觉得很有深意。就像咱们的工作，宣传的‘风’也要恰到好处，才能把真理和谬误分开。”
依萍笑了：“你这个联想好。写吧，群众一定会喜欢。”
沈文心低头开始写。她写字很快，笔尖在纸上沙沙响，像扬场时麦粒落地的声音。依萍看着她专注的侧脸，想起刚来时那个还有些矜持的知识分子。几个月下来，沈文心黑了，瘦了，手上有了茧，但眼神更坚定了，笔也更扎实了。
这时，春妮跑过来，脸兴奋得通红：“陆同志，沈同志，好消息！县里通知，要办夏季文艺培训班，让咱们文工团派骨干去学习！”
“培训班？”沈文心抬起头。
“对！听说请了鲁艺的老师，教唱歌、演戏、写作，什么都教！”春妮眼睛发亮，“林团长说，让陆同志和沈同志都去！”
依萍心里一动。鲁艺——鲁迅艺术学院，延安来的老师。这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什么时候？多久？”
“后天报到，学习一个月。”春妮说，“在县中学，包吃住。咱们文工团去五个人，你，沈同志，我，还有小赵和二柱。”
二柱也去？依萍有些意外。二柱是民兵，演戏只是客串，怎么也选上了？
像是看出她的疑惑，春妮解释：“林团长说，二柱有生活，演戏真实，该去学习提高。而且这次培训还有民兵宣传的内容，他去正合适。”
确实。二柱在《两兄弟》里的表演，虽然技巧生涩，但感情真挚，打动了很多人。如果有专业老师指导，说不定真能成个好演员。
“那咱们得准备准备。”依萍站起来，“我去找林团长问问具体安排。”
林雪在办公室里整理材料，看见依萍进来，笑着说：“正想找你。培训的事知道了？”
“嗯。谢谢林团长给我们这个机会。”
“这是你们应得的。”林雪说，“这几个月，你们工作很出色，《生根报》办得好，宣传工作做得好，还带出了沈文心这样的好苗子。去学习学习，提高业务水平，回来把工作做得更好。”
她从抽屉里拿出几份文件：“这是培训大纲。课程很丰富——文艺理论，创作方法，表演技巧，还有形势教育。鲁艺来的老师都是专家，你们要好好学习。”
依萍接过文件，看了看。课程安排得很满，从早到晚，几乎没休息时间。
“另外，”林雪压低声音，“这次培训，可能还会传达一些重要精神。皖南事变后，中央有新的指示，关于如何在新形势下开展宣传工作。你们要认真领会。”
“明白。”
“还有一件事。”林雪顿了顿，“这次培训，国统区也会派人来。名义上是交流学习，实际上……你们懂的。要注意分寸，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特别是沈文心，她是上海来的，和国统区的人可能有共同语言，要提醒她注意立场。”
依萍心里一紧。这提醒很必要。沈文心热情单纯，对国民党还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万一被国统区的人影响，可能出问题。
“我会提醒她的。”
从办公室出来，依萍找到沈文心，把培训的事和注意事项都说了。沈文心很兴奋：“鲁艺的老师！我在上海就听说过鲁迅艺术学院，没想到能见到他们的老师！”
“文心，”依萍严肃地说，“这次培训会有国统区的人，你要注意。说话做事要有分寸，不要被人套话，也不要轻易表态。”
沈文心的兴奋稍减，点点头：“我懂。皖南事变后，我知道该站什么立场。”
“那就好。”依萍拍拍她的肩，“准备吧，后天出发。”
出发那天是个阴天，云层低垂，空气闷热，像要下雨。文工团的五个人——依萍、沈文心、春妮、小赵、二柱——背着简单的行李，在村口集合。林雪和王大爷他们都来送行。
王大爷递给依萍一个小布包：“陆同志，这几个煮鸡蛋，路上吃。”
春妮娘拉着春妮的手，千叮万嘱：“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
二柱的爹——一个沉默的老汉，只是拍了拍儿子的肩，什么都没说，但眼神里满是期望。
最让依萍意外的是李大娘。她颤巍巍地走过来，塞给沈文心一双新纳的鞋垫：“沈同志，你走路多，垫着舒服。”
沈文心眼圈红了：“大娘，这……”
“拿着。”李大娘说，“你教我们识字，给我们写文章，大娘没啥能谢你的，就这双鞋垫，表表心意。”
沈文心紧紧握住鞋垫，用力点头：“大娘，等我回来，还教您认字。”
队伍出发了。走出村口，依萍回头看了一眼。村庄在晨雾中渐渐模糊，但村口那棵老槐树还很清晰，树下站着送行的人，还在挥手。
她心里涌起一股暖流。这里，真的成了她的家。
路上，春妮最兴奋，一直在说到了县里要学什么歌，排什么戏。小赵腼腆些，但眼睛也亮亮的，说想学画画。二柱话最少，只是默默走着，但依萍注意到，他的手不时摸一下腰间的驳壳枪——那是民兵的装备，这次培训特许他带着。
“二柱，紧张吗？”依萍问。
“有点。”二柱老实说，“我没上过学，怕学不会。”
“不用怕。”沈文心说，“我也没上过艺术学院，但咱们有生活，有实践经验，这就是最好的基础。”
“沈同志说得对。”依萍说，“艺术来源于生活。你演《两兄弟》演得好，就是因为你有真实感受。老师教的是方法，底子你已经有了。”
二柱点点头，神情放松了些。
走到中午，天果然下起了雨。先是淅淅沥沥的小雨，后来变成瓢泼大雨。路上很快泥泞不堪，一步一滑。大家把行李顶在头上当雨具，但衣服还是湿透了。
“找个地方避避雨吧！”春妮喊道。
正好路边有个破庙，大家赶紧跑进去。庙很小，供着不知名的神像，塑像已经斑驳，但屋顶还算完整，能遮雨。
生起火，大家围着烤衣服。湿衣服在火上冒着白汽，散发出浓浓的汗味和雨水味。沈文心从包袱里拿出干粮——玉米饼子，分给大家。饼子也被雨淋湿了，软塌塌的，但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这让我想起第一次来根据地的路上。”沈文心说，“也是下雨，也是破庙。那时我很害怕，不知道前路如何。现在……现在虽然路还是难走，但心里踏实了。”
“因为你知道要去哪里。”依萍说。
“对。”沈文心笑了，“我知道要去学习，学了回来更好地工作。这感觉很好。”
雨渐渐小了。大家继续赶路。傍晚时分，终于到了县城。
县中学在城西，原是所老书院，青砖灰瓦，有些破旧，但很整洁。门口挂着横幅：“江北根据地夏季文艺培训班”。已经有不少人到了，三三两两，在院子里说话。看装束，有八路军，有地方干部，有知识分子，还有几个穿国民党军装的——应该就是国统区来的人。
报到，分宿舍，领学习材料。依萍和沈文心分在一间屋，春妮和另一个根据地的女同志一间。宿舍很简陋，通铺，但干净。墙上贴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摘录，白纸黑字，很醒目。
晚饭在食堂吃。小米粥，窝头，咸菜。和根据地差不多，但量大些。吃饭时，大家按单位坐，泾渭分明——八路军坐一边，地方干部坐一边，国统区的人坐另一边，互相打量，很少说话。
沈文心低声说：“气氛有点紧张。”
“正常。”依萍说，“刚来，彼此不熟。过几天就好了。”
正说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同志端着碗走过来，在她们旁边坐下：“你们是江北根据地文工团的？”
“是的。”依萍点头，“您是……”
“我叫方敏，鲁艺的，教戏剧。”女同志很爽朗，“看了你们的材料，你们排的《两兄弟》很有特点，特别是那个演弟弟的演员，叫什么来着？”
“二柱，李二柱。”
“对，李二柱。”方敏说，“他明天来上课吗？”
“来，他是我们团的。”
“太好了。”方敏眼睛一亮，“这种有生活底子的演员，是宝贝。技巧可以教，生活教不了。”
她又看向沈文心：“你是沈文心？《麦客老张》是你写的？”
沈文心有些意外：“您看过？”
“不仅看过，还在课堂上讲过。”方敏说，“写得好，有温度，有深度。特别是最后那段感悟，把个人命运和时代背景结合得很好。这次培训有写作课，你要多发言。”
沈文心受宠若惊：“谢谢方老师，我一定努力。”
方敏又聊了几句，就端着碗走了。她一走，春妮小声说：“这个方老师真好，一点架子都没有。”
“鲁艺的老师都这样。”邻桌一个戴眼镜的男同志插话，“我在延安学习过半年，那里的老师特别平易近人，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
“您也是来培训的？”依萍问。
“对，我是晋察冀根据地宣传科的，姓陈。”男同志推推眼镜，“你们江北根据地我听说过，《生根报》办得不错，我们那边也有人传阅。”
互相介绍，聊了起来。气氛渐渐活跃。其他桌的人也加入聊天，介绍自己的单位，交流工作经验。只有国统区那桌，还是自己人说话，不怎么参与。
晚饭后是开班仪式。在礼堂举行，能坐二三百人。主席台上坐着培训班的领导——有延安来的，有地方领导，还有一个穿国民党军装的中年人，介绍是“国统区文艺界代表”。
领导讲话，强调文艺为抗战服务，为工农兵服务。那个国统区代表也讲了话，很官方，说“增进交流，促进团结，共同为抗战文艺贡献力量”。
开班仪式后，分班。依萍、沈文心、春妮在创作班，小赵在美术班，二柱在表演班。课程表发下来，从早排到晚：早晨政治学习，上午专业课，下午实践课，晚上讨论或自习。
“好紧张啊。”春妮看着课程表，“这么多课，我能跟上吗？”
“能。”依萍说，“咱们一起学，互相帮助。”
第二天正式上课。早晨的政治学习是集体读报，讨论时事。今天的报纸头条是苏联卫国战争的消息——德军进攻莫斯科，苏军顽强抵抗。大家讨论得很热烈，有乐观的，有担忧的。
国统区的一个学员发言：“苏联如果顶不住，国际反法西斯阵线就危险了。咱们中国抗战，需要国际援助啊。”
他的话引起一些共鸣，但也有人反驳：“抗战主要靠我们自己，不能把希望全寄托在外援上。”
争论了一会儿，老师总结：“国际形势要关注，但立足点要放在自力更生上。咱们根据地能坚持，靠的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上午的写作课，老师就是方敏。她讲课很生动，不照本宣科，而是用大量实例——有鲁迅的小说，有赵树理的通俗文学，有根据地的墙报、快板、民谣。她特别强调：“文艺要为群众服务，就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说群众听得懂的话。”
讲到根据地文艺时，她让沈文心介绍《生根报》的经验。沈文心有些紧张，但讲得很实在——怎么采访，怎么写稿，怎么让群众参与。讲完后，方敏带头鼓掌：“大家听到了吗？这就是活生生的实践。理论要联系实际，沈文心同志做得很好。”
下午实践课，创作班的任务是写一篇反映夏收的短文，晚上交。依萍和沈文心一组，决定写王大爷扬场的故事。
她们找了个安静的角落，开始讨论。沈文心先写初稿，依萍修改。写得很顺利，因为故事太熟悉了，人物太鲜活了。不到两小时就写完了，题目就叫《扬场》。
傍晚交作业时，方敏当场看了几篇，特别表扬了《扬场》：“这篇写得好。不仅写了农活的技术，更写了人的精神。‘风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这句话可以引申出很多含义——工作方法，宣传策略，甚至为人处世。小故事，大道理。”
沈文心很高兴，但很谦虚：“是王大爷说得好，我们只是记录下来。”
“记录得好也是本事。”方敏说，“很多写作者的问题就是，要么照搬生活，缺乏提炼；要么脱离生活，空发议论。你们这篇，既有生活，又有提炼，很难得。”
晚上是自习，但很多人没在教室，而是三三两两在院子里聊天。夏夜凉爽，星空明亮，是个交流的好时候。
依萍和沈文心在梧桐树下坐着，看星星。远处传来歌声，是表演班的在练歌，唱的是《黄河大合唱》，气势磅礴。
“陆同志，你说，”沈文心忽然问，“咱们写的这些东西，真的能改变什么吗？”
“为什么这么问？”
“今天听国统区的人聊天，他们说，文艺就是文艺，不要老想着改变什么。艺术有独立性，不应该成为政治的附庸。”
依萍沉默了片刻：“你怎么看？”
“我……我不知道。”沈文心说，“在上海时，我也觉得文艺应该独立，应该超越政治。但现在，我看到根据地群众那么需要精神食粮，看到咱们的文章、戏剧真的能鼓舞人、教育人，我又觉得文艺应该为现实服务。”
“这两者不矛盾。”依萍说，“文艺当然有独立性，有艺术规律。但在这个民族存亡的关头，文艺工作者有责任用手中的笔、口中的歌，为抗战服务，为人民服务。这不是降低艺术，恰恰是让艺术更有生命力——因为它扎根在现实的土壤里，反映的是时代的脉搏。”
沈文心若有所思：“就像王大爷扬场，既要懂风，又要懂麦。文艺工作，既要懂艺术，又要懂时代，懂人民。”
“对。”依萍笑了，“你悟得很快。”
正说着，二柱走过来，表情有些苦恼。
“二柱，怎么了？”依萍问。
“方老师让我演个新角色。”二柱挠挠头，“是个知识分子，从国统区投奔根据地的。我……我演不像。我没见过知识分子，不知道他们怎么说话，怎么走路。”
沈文心笑了：“我就是知识分子啊。你看我怎么说话，怎么走路。”
“那不一样。”二柱说，“你是咱们自己的知识分子，已经改造好了。戏里那个是刚来的，还有很多小资产阶级毛病。”
“这倒也是。”沈文心想了想，“要不，咱们去找国统区来的学员聊聊？观察观察？”
二柱眼睛一亮：“好主意！”
三人找到国统区学员住的地方。那几个学员正在院子里乘凉，看见他们，有些意外，但很客气地招呼。
聊起来才知道，他们大多是重庆、成都等地的大学生或文艺青年，这次是受国民党政府派遣，来“交流学习”的。谈话很谨慎，互相试探，但渐渐也聊开了一些。
一个戴眼镜的男学员说：“其实我们来之前，对根据地很好奇。国民党那边宣传说你们‘共产共妻’，‘破坏传统文化’。但来了之后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那你们看到了什么？”沈文心问。
“看到了……活力。”男学员想了想说，“虽然条件艰苦，但人们精神饱满，有信仰，有干劲。不像国统区，很多人醉生梦死，悲观失望。”
“但也有问题。”另一个女学员说，“你们的文艺太政治化了，缺乏艺术性。”
“那是因为我们的文艺要为抗战服务。”沈文心说，“在国破家亡的时候，还能只顾艺术性吗？”
“但艺术性也很重要啊。”女学员说，“没有艺术性，谁爱看？”
争论起来，但气氛还好，是学术讨论，不是政治攻击。二柱在旁边静静听着，观察着他们的表情、动作、语气。
聊到很晚才散。回去的路上，二柱说：“我有点感觉了。知识分子说话就是不一样，爱用新词，爱讲道理，有时候还有点……矫情？”
沈文心笑了：“对，就是这个感觉。但你演的时候要注意，不能丑化。他们是来投奔光明的，虽然有缺点，但是进步的。”
“我懂。”二柱点头，“就像你刚来时，也有缺点，但本质是好的。”
沈文心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好啊二柱，你学会观察生活了！”
三人都笑了。笑声在夏夜里传得很远。
培训的日子过得很快。每天学习、讨论、实践，虽然累，但充实。依萍和沈文心的写作都有很大提高，春妮学会了新歌新舞，小赵的画技进步了，二柱的表演越来越自然。
国统区的学员也慢慢融入。一起上课，一起劳动（培训班也安排劳动课，种菜、打扫），一起排练节目。虽然立场不同，但都是年轻人，都有爱国心，渐渐也能坦诚交流。
培训过半时，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上形势教育课，老师讲皖南事变的真相。讲得很详细，很客观，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也分析事变的教训。国统区的学员听得很认真，有些人表情复杂。
课后，那个戴眼镜的男学员找到依萍和沈文心：“陆同志，沈同志，我能跟你们谈谈吗？”
三人走到僻静处。男学员沉默了很久，才说：“我想问个问题，你们要如实回答。”
“你问。”
“皖南事变……真的是国民党主动进攻吗？不是新四军违反军令？”
沈文心刚要说话，依萍按住她，平静地说：“李明同志，你既然问了，说明你心里有怀疑。我建议你多看看事实——事变前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战绩，事变后全国各界包括国民党内进步人士的抗议，还有国际舆论的反应。事实胜于雄辩。”
李明沉默了。良久，他说：“其实……我在重庆时，听到的版本完全不同。说新四军不听指挥，要造反，所以必须剿灭。但我来根据地这些天，看到听到的，让我开始怀疑那个版本。”
“怀疑是思考的开始。”沈文心说，“但要有勇气面对真相，哪怕真相很残酷。”
“我明白。”李明点点头，“谢谢你们。”
他走了。沈文心看着他的背影，轻声说：“他可能会转变。”
“希望如此。”依萍说，“多一个明白真相的人，就多一份力量。”
培训的最后一周，要排结业汇报演出。各班出节目，创作班出剧本，表演班表演，美术班负责布景。大家都很投入，日夜排练。
依萍和沈文心写的剧本叫《选择》，讲一个国统区的文艺青年来到根据地，从迷茫到坚定的转变过程。人物有原型——就是李明他们。剧本写得真实，不美化，不丑化，就是展现一个普通人在时代大潮中的思考和选择。
李明主动要求演男主角。他说：“这个角色，我来演最合适。因为那就是我。”
排练很顺利。李明演得很投入，因为他在演自己。二柱演一个根据地老战士，朴实、坚定，是引导者。两人的对手戏很有张力。
汇报演出那天，礼堂坐满了人——培训班全体学员，县里领导，还有部分群众代表。气氛很隆重。
《选择》是压轴节目。当李明扮演的文艺青年说出最后那段独白时，很多国统区的学员都流泪了。
“我曾经以为，文艺应该远离政治，保持纯洁。但在这个民族存亡的关头，我终于明白：没有国家的独立，没有民族的解放，文艺的纯洁只是一句空话。我选择来到这里，选择把笔和生命，献给这片土地，这些人民。因为只有在这里，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演出结束，掌声雷动。李明站在台上，深深鞠躬。抬起头时，已是泪流满面。
培训结束了。结业典礼上，领导讲话，颁发结业证书。国统区的代表也讲话，语气比来时诚恳多了：“这次学习，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中国，一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中国。我们会把在这里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带回去，告诉更多的人。”
散会后，大家依依惜别。李明找到依萍和沈文心：“谢谢你们。这次培训，改变了我。”
“是你自己改变的。”沈文心说。
“不，是你们，是这片土地，这些人。”李明说，“回去后，我会用我的笔，写真实的报道，告诉国统区的人们：在中国，还有这样一片土地，这样一群人，在为民族的未来奋斗。”
“保重。”
“保重。”
分别总是伤感的。但大家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分别。未来，在各自的岗位上，他们还会继续为同一个目标努力。
回根据地的路上，五个人都很沉默。一个月的高强度学习，让大家成长了很多，也思考了很多。
走到村口时，已是傍晚。夕阳西下，村庄笼罩在金色的余晖中。炊烟袅袅升起，鸡鸣犬吠，孩子嬉闹——一切如常，但一切又不同了。
因为她们不同了。
林雪和王大爷他们在村口等着。看见她们回来，迎上来：“回来了？学习怎么样？”
“很好。”依萍说，“学到了很多。”
“那就好。”林雪笑了，“休息两天，然后咱们开个会，把学到的东西分享给大家，把工作搞得更好。”
“好！”
回到住处，依萍放下行李，走到窗前。窗外，田野正在准备秋播。麦茬地里，已经有人在翻地了。远处，民兵在训练，口号声隐隐传来。
一切都还是老样子，但又焕发着新的生机。
而她，带着新的知识和思考，回到了这片土地。
她知道，接下来的路还很长，挑战还很多。但她已经准备好了——用笔，用歌，用一切可能的方式。
为了这片土地，这些人民，这个时代。
她拿出周明送的那只木鸟，握在手里。木头温润，像有了生命。
“我回来了。”她轻声说，“我会做得更好。”
窗外，晚霞如火，烧红了半边天。
新的一天，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