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福贵在沙发上坐了一整夜。
天亮的时候，阳光从阳台的推拉门照进来，落在他的手背上。他的手看起来比昨晚好了那么一点点——皱纹还在，但颜色没那么灰败了，像是一块快要枯死的盆栽浇了半瓢水，勉强透出一丝活气。
他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太阳出来了，还是因为灵魂值在自动缓慢恢复。昨晚那行小字说“您的身体很年轻，您的灵魂快死了”，这像是一个悖论，但他隐约理解了其中的含义：他的心脏、肝脏、肺叶都在以二十八岁的状态运转着，但这副躯壳里的燃料——灵魂——已经见底了。
43天。
他有43天的时间找到一个人，把这部手机交出去。不是普通的交出去，是要让那个人完全自愿地接过去，当着面许下第一个愿望。
刘福贵站起来，走到卫生间，再次看向镜子。
镜子里的脸确实比昨晚好了很多。皱纹还在，但眼睛下面的眼袋消了一些，两颊的颜色从死灰变成了蜡黄。他看起来不像七十岁了，更像是六十出头。照这个速度，也许再过几天，他就能恢复到五十五岁左右的样子。
但那不意味着他还清了贷款。那只是意味着，他的身体正在努力用仅剩的那点灵魂维持运转，就像一辆油箱已经见底的车，还能靠斜坡下滑几公里。
他必须找到下一个人。
刘福贵把手机揣进兜里，出了门。
他先去了一趟县人民医院。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医院。也许是想看看张秀兰，也许是想确认一下周建国是不是真的死了，也许两者都有。但当他走进医院大厅的时候，他的脚步不由自主地拐向了住院部的方向。
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来来往往的护士推着药车从他身边经过，没有人多看他一眼。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穿着半旧的夹克，走在医院里，太普通了。
他走到了急诊抢救区的那条走廊。
走廊尽头站着几个人，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女，穿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那种刚哭过不久的浮肿。其中一个人刘福贵认出来了——是张秀兰的妹妹，张秀英。
张秀兰不在。也许是去办手续了，也许是受不了刺激先回去了。
刘福贵站在走廊拐角，远远地看着那些人。他想走过去，想问问秀兰在哪，想“不经意地”出现在这个悲伤的家庭里，以一个远房亲戚或者老邻居的身份，慢慢靠近。
但他看了一眼走廊墙壁上贴着的镜子——医院走廊尽头通常会有的那种凸面安全镜。
镜子里，他弓着背，佝偻着腰，脸上的皱纹像被揉皱的纸。他的眼神在镜子里显得格外浑浊，里面有一种让他自己都觉得不舒服的光。
他转身走了。
出了医院大门，他没回阳光花园，而是去了县城的劳务市场。
他知道自己需要一个看起来很合理的人物设定。不一定是流浪汉，他和林远不一样，他不是要随便找个人就把手机递过去——老道士说了，必须完全自愿，不能欺骗，不能利诱，不能威胁。这意味着他必须找到一个人，在完全知道真相的情况下，仍然愿意接过这部手机。
什么人会主动接下这样的诅咒？
只有一种人。彻底活不下去的人。
林远是在天桥下找到他的。现在，他要去劳务市场找下一个“林远”。
县城劳务市场在城北的一片烂尾楼旁边，说是市场，其实就是一条马路牙子。每天天不亮就有人站在那儿，手里举着纸牌子——“水电工”“泥瓦匠”“搬货”“保洁”。他们当中有的人有手艺，有的人什么都没有，就靠一张嘴和一把力气。
刘福贵到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大部分活儿已经被挑走了，剩下的都是些老弱病残，蹲在马路边的树荫下，百无聊赖地抽着烟，眼睛时不时瞟一眼经过的车辆，期待有哪个工地临时缺人，肯要他们。
刘福贵在这些人中间来回走了两趟，心里大概有了数。
有一个胖子，四十来岁，坐在马路牙子上，面前放着一个空酒瓶，脸色通红，嘴里骂骂咧咧的。旁边的人小声说，这胖子之前包了个小工程，被甲方跑了账，欠了一屁股债，老婆带着孩子跑了，他天天喝成这样，已经在这蹲了一个多月了。
有一个老头，看起来比刘福贵现在还老，驼着背，缩在墙角，面前立着一块纸牌——“干啥都行”。没有人走近他，因为他身上的气味太大了，像是很久没有洗过澡，又像是什么伤口烂了没有处理。
有一个年轻人，二十五六岁，坐在行李箱上，眼神空洞地看着来往的车流。他的行李很简单，一个拉杆箱，一个双肩包，脚上穿着一双名牌运动鞋，但鞋面上全是泥。他看起来很体面，不像是在劳务市场找活干的人。
刘福贵在年轻人身边蹲了下来。
“小伙子，等人？”
年轻人转过头看了他一眼，那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眼底的青黑像是好几天没有合过眼了。他沉默了几秒钟，好像在判断这个老头是不是值得信任，最后轻轻点了一下头。
“等什么人？”
“等一辆车。”年轻人的声音很轻，“一辆从南边开过来的大货车。”
刘福贵愣了一下，然后慢慢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
“出什么事了？”
年轻人没有回答。他把头埋在臂弯里，肩膀开始微微发抖。
旁边一个卖盒饭的大姐看了刘福贵一眼，压低声音说：“别问了，他家出大事了。他爸开车跑长途的，前天晚上在高速上出了车祸，人没了，车也毁了。货主让他赔几十万的货损，他妈一听就脑溢血住进了IcU，他刚从深圳辞了工作赶回来……这孩子，遭了大罪了。”
刘福贵觉得自己的心脏被什么东西猛地攥了一下。
前天晚上。高速上的车祸。
和周建国同一天。
“小伙子，”刘福贵的声音有些发涩，“你叫什么名字？”
年轻人从臂弯里抬起头，眼眶通红，嘴角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陈旭。”
刘福贵在陈旭身边坐下来，从兜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红塔山，抽出一支递过去。陈旭看了一眼，接了过去，但没有点。
两个人就这么并排坐在马路牙子上，中间隔着那个拉杆箱。
过了一会儿，陈旭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玻璃：“我妈在IcU一天要花八千多。货主那边请了律师，要我赔四十七万。我爸的丧葬费还要两三万。我在深圳干了三年，攒了不到八万块钱。全都填进去，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
他顿了一下，低下头看着自己布满灰尘的运动鞋：“我等这辆大货车，不是想讹谁。我就是想看看，能把我爸撞成那样的车，到底有多快。”
刘福贵没有说话。
他这辈子经历过很多次绝望。断腿的时候，老婆走的时候，儿子说不要他的时候，天桥下的冬天零下五度他只有一件单衣的时候。每一次他都觉得那是谷底了，不会再往下掉了。可每一次，生活都会告诉他，还能更深的。
但现在，他看着身边的这个年轻人，忽然觉得自己的那些绝望，和陈旭的绝望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他至少没有在失去父亲的同时，还要眼看着母亲慢慢死去，还要面对一笔他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
“小陈，”刘福贵的声音很低，“你信不信命？”
陈旭没有回答。
“我以前在天桥底下睡了一年多，”刘福贵说，“腿断了，老婆跑了，儿子不认我。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么着了，烂在天桥底下，等着冬天冻死或者夏天热死。然后有一天，有个人走过来，递给我一部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