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 年深秋的月光，像被煤灰染过的纱布，斜斜地铺在北重机械厂家属区的红砖墙上。陈建国裹紧军绿色棉袄，踩着满地碎冰碴往家走，车间里刺鼻的机油味还黏在衣服上，和着街边烤红薯的甜香，在冷风里搅成酸涩的漩涡。
三楼最东头的窗户透出暖黄的光，妻子李秀兰正踮着脚擦玻璃。见丈夫回来，她连忙放下抹布，揭开铝锅盖：“快趁热喝碗疙瘩汤，顺子说你今儿在车间晕倒了？”
陈建国喉咙发紧，望着碗里浮着的葱花，想起下午吊装轴承时突然眼前发黑的瞬间。四十岁的脊梁像被锈蚀的钢梁，再也撑不起三百斤的铁块。“老毛病，饿的。” 他闷声回答，余光瞥见墙上贴着的奖状 —— 那是儿子陈昊去年得的 “三好学生”，边角已经卷起毛边。
隔壁传来王主任家的争吵声。“这月工资又只发七成？咱们拿什么供女儿上大学！” 摔碗的脆响惊飞了窗台上的麻雀。陈建国握勺的手顿了顿，机械厂的蒸汽火车头还在厂区轰鸣，可铁轨下的基石，早就在悄无声息地松动。
楼梯间突然响起急促的脚步声，二楼老周气喘吁吁冲上来：“建国，快看看公告栏！厂里要……” 话音未落，李秀兰已经掀开棉门帘，脸色比窗玻璃上的霜花还白。
公告栏前挤满了人，手电筒的光柱在 “下岗分流” 四个字上晃来晃去。陈建国挤到前排，看见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李秀兰的指甲掐进他胳膊：“不是说咱是八级钳工，厂里离不开技术骨干吗？” 人群中有人嚎啕大哭，有人把烟头狠狠按在墙上，火星溅在 “团结奋进，振兴国企” 的标语上，烫出焦黑的窟窿。
深夜，陈昊被父母的低语惊醒。他趴在门缝上，看见父亲对着存折上的数字发呆，母亲偷偷抹眼泪。月光从晾衣绳的铁丝间漏进来，在父亲头顶照出一小片银白 —— 那不是月光，是新长的白发。
锈蚀的齿轮
下岗通知像场倒春寒，冻僵了整个家属区。陈建国蹲在墙根抽闷烟，看着往日穿着工装昂首挺胸的工友们，如今有的蹬起三轮车收废品，有的在菜市场摆摊卖菜。他摸了摸工具箱里磨得发亮的扳手，想起刚进厂时师傅说的话：“咱们工人是国家的齿轮，缺了谁机器都转不起来。” 可现在，这齿轮生了锈，被人丢进了废铁堆。
李秀兰托人在纺织厂找了份临时工，三班倒的工作让她眼底挂着青黑。陈建国攥着仅有的积蓄，在夜市支起烤串摊。烟熏火燎中，他总能看见穿着工装的自己，在车间里调试精密仪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对着醉醺醺的客人赔笑：“再来两串腰子？”
陈昊的成绩开始下滑。他躲在教室后排，听着同学们议论 “我爸给我买了新电脑”，摸着自己磨破的帆布书包，突然觉得刺目。那天放学，他故意绕远路，却在街角看见父亲佝偻着背，正给几个小混混赔笑脸：“几位兄弟，这摊儿是我先占的……” 陈昊转身就跑，泪水砸在结冰的路面上，碎成星星点点的晶莹。
春节前夕，机械厂最后一台蒸汽火车头退役。陈建国混在人群里，看着涂着 “北重制造” 字样的钢铁巨兽被拖进报废场。有人往车头前摆了碗酒，有人默默敬了个礼。陈建国摸出扳手，在车皮上刻下自己的名字，铁锈簌簌落在他结满冻疮的手上。远处，新建的商品房正在拔地而起，霓虹灯牌上 “现代家园” 四个大字，刺得人睁不开眼。
星火未熄
转机出现在开春。陈昊在废品站发现一台废弃的机床，缠着父亲鼓捣了半个月，硬是修出了能加工零件的机器。“现在私营厂缺设备，咱们接零活儿干！” 少年的眼睛里闪着光，让陈建国想起自己刚进厂时的模样。
他们把车间设在地下室，潮湿的墙面上挂着机油桶改制的吊灯。第一单生意是给农机厂修齿轮，父子俩趴在机床前三天三夜，啃着冷馒头，喝着凉白开，终于赶在交货前完成。当对方递来厚实的钞票时，陈建国的手在发抖 —— 这比他三个月的下岗补贴还多。
消息不胫而走，越来越多的小厂找上门。地下室不够用了，陈建国咬牙租下城郊的仓库。李秀兰辞去纺织厂的工作，给工人们做饭、记账。曾经的工友们也陆续加入，他们擦拭着从废品站淘来的旧设备，像抚摸久别重逢的老友。
深秋的某个清晨，陈建国站在仓库门口，看着挂着 “陈氏精密加工” 的木牌在风中摇晃。车间里传来机床的轰鸣声，和记忆里机械厂的蒸汽声重叠在一起。他知道，齿轮还在转动，只是换了个地方，换了种方式。
远处，机械厂的老厂房正在拆迁，推土机的轰鸣震落满地尘埃。陈建国闭上眼睛，听见李秀兰在喊开饭，听见陈昊和工人们的笑闹，听见新的齿轮正在咬合，发出清脆而充满希望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