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雾还未散尽时，冰阳已站在嘉兴南湖的码头上。湖面泛着细碎的金光，远处的烟雨楼像浸在水墨里的剪影，而那艘静静泊在湖心岛旁的红船，正随着水波轻轻摇晃，仿佛在细数百年光阴里的每一道褶皱。
“你看船尾那道不起眼的裂缝，”同行的老党员周伯指着红船的木质船身，声音里带着岁月沉淀的厚重，“当年就是在这里，十三位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八岁的年轻人，用煤油灯的微光驱散了笼罩在华夏大地上的阴霾。他们中有人穿着长衫，有人留着短发，有人揣着刚写完的宣言草稿，却都揣着同一个滚烫的信念——要让四万万同胞真正站着活。”
冰阳俯身望向湖水，透过清澈的涟漪，仿佛看见1921年那个闷热的夏日。船舱里的人压低了声音讨论，窗外是巡捕的汽笛声，桌上的茶盏里飘着热气，却盖不住字里行间的惊雷。当最后一个标点落在宣言的末尾，有人悄悄把会议记录缝进了长衫的夹层，有人望着湖面说“将来的中国，定会有千万艘这样的船”。此刻湖风拂过，带着荷叶的清香，冰阳忽然明白，所谓初心，就是在最黑暗的夜里，依然敢相信黎明。
离开南湖时，岸边的小学生正在系红领巾。孩子们仰着晒得通红的脸蛋，把“红船精神”四个字念得清脆响亮，像一粒粒饱满的种子，落进新时代的土壤里。
绍兴的雨总带着点诗意。冰阳撑着伞走在鲁迅故里的青石板路上，雨滴敲打着乌篷船的篷布，发出“嗒嗒”的声响，恍惚间竟与课本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字句重合。
在鲁迅故居的堂屋里，挂着一幅泛黄的照片。照片上的青年穿着西装，眼神锐利如刀，那是刚从日本回国的鲁迅。“他当年在仙台医学院看到幻灯片时，突然把手术刀换成了笔。”周伯指着照片说，“那时他就知道，医人不如医心，要救一个民族，得先唤醒它的魂。”
冰阳走到书桌前，玻璃罩下的手稿上满是修改的痕迹。“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墨迹里，能看见深夜的灯火；“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笔锋间，藏着对同胞的滚烫。后院的枣树还结着青果，像极了先生笔下“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的模样。转过月亮门，百草园的桑葚树结满了紫黑的果实，几个孩子正踮着脚采摘，笑声惊飞了枝头的麻雀——这大概就是先生当年期盼的“救救孩子”的模样，如今的孩子不必再怕“四角天空”，他们的天地宽得很。
走到沈园附近的轩亭口，雨突然大了起来。这里是秋瑾就义的地方，如今立着一尊汉白玉雕像，女革命家梳着发髻，长衫上的褶皱里仿佛还沾着绍兴的雨。“她当年在大通学堂教学生打枪，把嫁妆当了给起义买弹药，临刑前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却没写过一个悔字。”周伯的声音有些哽咽，“绍兴的女儿，骨头都是硬的。”
雨幕中，冰阳看见雕像底座刻着“巾帼英雄”四个金字，被雨水洗得发亮。不远处的巷子里，有人在唱越剧《秋瑾》，那唱腔里的悲壮与激昂，穿过百年雨雾，依然能让听者心头一震。
平阳的山是红色的。车子沿着盘山公路上行时，漫山遍野的杜鹃开得正盛，像极了当年战士们染血的衣襟。在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的老祠堂里，冰阳看见墙上挂着26位代表的名单，名字旁的照片大多模糊，却能看清每个人眼中的坚毅。
“1939年夏天，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来开会。”周伯指着祠堂角落的暗门，“有人扮成挑货郎，把会议文件藏在货担底层；有人装作走亲戚，把密信缝在婴儿的襁褓里；还有位女代表，把情报写在油纸伞的伞骨上，淋了一路雨也没让字迹模糊。”祠堂的八仙桌上，还摆着当年用过的粗瓷碗，碗沿的缺口里，能看见连夜开会时残留的茶渍。
在陈列馆的玻璃柜里，有一件打满补丁的军装。讲解员说，这是浙南游击队队长的遗物，衣服上的弹孔有十七处，最后一处在心脏的位置。“他牺牲时才二十五岁，口袋里揣着母亲刚寄来的布鞋，鞋底纳着‘平安’二字。”冰阳伸手触碰玻璃，指尖传来冰凉的温度，却仿佛能摸到布料里未干的热血。
山脚下的村民说，每年清明，总会有人来给无名烈士墓献花。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战士，就葬在杜鹃花丛里，所以这里的花开得一年比一年红。冰阳望着远处的梯田，金黄的稻浪翻滚，想起资料里说“当年战士们在山洞里煮过野菜粥，说等胜利了，要让老百姓顿顿吃上白米饭”——如今，他们的愿望早已长成了遍地金黄。
四明山的秋是层林尽染的。车子驶过浒溪线时，两旁的枫叶红得像燃烧的火焰，冰阳忽然明白为什么当地人说“这里的每片叶子都记得枪声”。
在浙东抗日根据地旧址，土墙上的弹孔依然清晰。“1943年冬天，日军对四明山进行大扫荡，村民们连夜把伤员藏进了溶洞。”周伯指着后山的方向，“有位叫阿香的姑娘，为了给伤员送药，在雪地里摔断了腿，硬是爬了三里路，把药紧紧抱在怀里，自己却冻成了冰人。”展厅里的老棉袄上还留着暗红色的血迹，讲解员说那是阿香最后把棉袄脱给伤员时，留在上面的体温。
冰阳站在当年的作战地图前，图上的红箭头密密麻麻，像一张坚韧的网。“那时条件有多苦？战士们用松树油当灯，用竹片当笔，却在这样的山里建起了兵工厂、被服厂，甚至还有自己的报社。”周伯指着一台老式印刷机，“《新浙东报》就是在这里印的，字里行间都是‘还我河山’的呐喊。”
傍晚时分，他们登上四明山主峰。夕阳把云海染成金红，远处的村庄升起炊烟，高速公路上的车灯连成流动的星河。冰阳想起资料里说，当年战士们趴在战壕里看星空时，曾指着最亮的那颗星说“那是咱们未来的新中国”。如今星光落进人间，变成了万家灯火，变成了孩子们书桌上的台灯，变成了工厂里永不熄灭的机床。
离开浙江的前一天，冰阳在义乌的陈望道故居里，看到了那碗着名的“墨汁粽子”。玻璃展柜里的粗瓷碗里，还留着黑色的痕迹，旁边的照片上，青年陈望道正伏案翻译《共产党宣言》，母亲送来的粽子蘸着墨汁，他却吃得浑然不觉，只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从红船到这里，不过几百公里，却走了整整一百年。”周伯站在故居的院子里，望着墙上“信仰的味道”四个大字，“当年他们憧憬的中国，不就是现在这样吗？高铁在当年的战壕上飞驰，航母在曾被封锁的海域护航，乡村的直播间里，姑娘们笑着把土特产卖到全国各地。”
冰阳望着窗外，义乌国际商贸城的霓虹已经亮起，像一片璀璨的星河。他忽然想起在南湖红船上看到的那句话：“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是啊，那些曾在浙江大地上奋斗过的身影从未远去，他们化作了红船的船板，化作了鲁迅故里的枣树，化作了四明山的杜鹃，化作了每个中国人血脉里的坚韧与赤诚。
返程的火车上，冰阳翻开笔记本，里面夹着一片从四明山摘的枫叶，红得像团火。他在扉页写下：所谓爱国，是记得前人走过的路，更懂得走好自己脚下的路。车窗外，祖国的山河正披着晚霞，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那些曾为她奋斗过的人，永远活在她的山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