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秋天，来得比往年都要早些。寒风卷着枯黄的落叶，在空荡荡的街巷里打着旋儿，像是在为一个时代的落幕唱着挽歌。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像一阵突如其来的飓风，瞬间刮遍了城乡的每一个角落。那些曾经在街头奔走、意气风发的初高中学生，无论是满怀着一腔热血，还是被迫裹挟在时代的浪潮中，都陆陆续续地收拾起简单的行囊，告别了熟悉的城市，奔赴到广阔而陌生的乡村。
喧嚣一时的街头，仿佛在一夜之间安静了下来。学校的大门紧闭，教室的窗户蒙上了一层灰，只留下空荡荡的街巷，和一群像我这样，因为年纪尚小而被暂时留下的少年。我们站在街头，眼神里带着尚未散去的迷茫，不知道未来的路究竟通向何方。
不久后，“复课闹革命”的通知终于传来。我们这群半大孩子，像是找到了失而复得的宝贝，重新涌回了校园。久别重逢，彼此打量着对方，都像是在短短的时间里猛然长高了一截，但眼神里的懵懂与无措，却比离开时更加浓重。稀里糊涂间，我们成了中学里最年轻的一届学生，被时代洪流推着，跌跌撞撞地走进了新的课堂。
校园里的一切都变了模样。过去的年级、班级番号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充满军事色彩的营、连、排建制。我们向往的“沈阳五中”校徽还没戴上，就变成了以工厂命名的中学——“沈轴五中”。从前的班长、组长，中队委员也顺势换上了排长、副排长、政治干事的头衔，肩上多了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责任，压得人有些喘不过气。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清晨的广播喇叭里，不再播放眼保健操的音乐，取而代之的是激昂的战斗旋律。课间操的时间，全校师生涌向操场，集体跳起了忠字舞。从十三、四岁的新生，到年过半百、动作僵硬的老教师，大家随着大喇叭里的节拍，抬手、踏步、转圈。动作不算熟练，甚至有些滑稽，但场面却格外热闹，每个人都努力地挥舞着手臂，仿佛这样就能证明自己紧跟时代的步伐。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时代印记，烙在每个人的脸上，也烙在那段特殊的记忆里。
橡胶六厂与轴承厂的工宣队，像两支威严的队伍，先后进驻了学校。穿着蓝色工装的师傅们，参与到教学管理的每一个环节，校名最后改为了“沈轴五中”。教室的黑板上方，贴上了崭新的毛主席画像，两边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标语，处处透着那个年代独有的、不容置疑的痕迹。
上街游行，成了当时特殊的“政治活动”，压倒一切。每当有重要指示或重要社论发表，全校便像一台被拧紧发条的机器，迅速运转起来。我们高举着“沈轴五中”的横幅，在五中军乐队的伴奏下，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在闹市街头。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抗美援越！”“知青下乡！”“干部下放！”“声讨苏修！”“九大召开！”“卫星上天！”“五二零声明”……，一桩桩国家大事，像走马灯一样在我们的口号声中闪过，化作我们青春里一段段街头行进的记忆，喧嚣而模糊。
即便在那样纷乱、嘈杂的日子里，十四连二排的教室里，依然坐着一位沉默的守望者——高振大老师。他依旧担任着我们的班主任，话不多，甚至有些木讷，却始终像风雨里一盏不肯熄灭的灯，默默地散发着微弱却坚定的光。
那时，“读书无用论”的风潮甚嚣尘上，不少同学开始旷课、逃学，甚至彻底不来上学。刘秀娟和汪喆就是其中两名最突出的同学。他们俩在小学时，都曾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干部，是我眼中的好学生。可如今，他们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我和高老师一起去家访刘秀娟。推开她家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看见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狭小的屋子里，刘秀娟怀里正抱着年幼的弟弟，手忙脚乱地哄着。她的继母在一旁忙着缝补衣服，脸上写满了生活的艰辛。刘秀娟看着我们，眼神里满是无奈与歉意，她实在无法脱身来校上课。家境的艰难与生活的重担，就这样赤裸裸地摆在我们面前，写满了那个普通家庭的日常，也击碎了我心中关于“上学”的单纯执念。
汪喆的家则截然不同。他的父亲是一位被打成“臭老九”的知识分子，家里虽然清贫，却摆满了各种禁书——国学、哲学、伦理学，书架上、床头边，随处可见。我们去的时候，汪喆正躲在角落里，如饥似渴地在这些书籍中遨游。高老师站在门口，只看了一眼，便什么都明白了。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和汪喆的父亲寒暄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便默默地离开了。那一刻，我从高老师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丝复杂的情绪，有惋惜，也有无奈。
看到刘秀娟家境，我想到我的三个弟弟，他们最大的九岁，最小的五岁，父母都上班，在家里无人照看，我也想，像刘秀娟那样。回家看弟弟。再看到汪喆家境，我心里非常羡慕，他正在争分夺秒的抢时间学习，将来一定会大有出息。而我呢，像个小老师似的，天天组织学生们的各种政治活动，浪费了大量宝贵的读书时间。
和高老师家访回到学校后，课堂上的日子愈发难熬。文化课上得越来越少，政治活动越来越多。除了数学和语文，就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工农业生产知识。大多数时间，都是我这个所谓的“政治干事”组织大家进行政治学习。可教室里总是吵吵嚷嚷，像一锅煮沸的粥，根本无法维持秩序。同学们有的交头接耳，有的在课本上涂鸦，有的打打闹闹，有的干脆趴在桌上睡觉。
有一回，我实在气不过，心中的委屈和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我猛地将手里的政治书籍摔在讲台上，对着全班同学大喊：“你们爱学不学！老子不干了！”说完，我头也不回地冲出了教室，任凭身后一片哗然。
那天正是寒冬腊月，北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我一个人在街上漫无边际地走着，过了一个多小时我才突然发现已和家的方向南辕北辙。这时，天上飘起了雪花，我赶忙掉头回家，心里充满了委屈和迷茫。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明明付出了努力，却换不来同学们的任何理解和尊重。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柳条湖的家。推开门，却发现家里竟然有客人。母亲指着坐在炕沿上、满脸寒气的高振大老师，惊讶地说：“你这孩子，怎么才回来，老师找你半天了！”
我愣住了。高老师怎么会找到这里？他住在市区，而我家在市郊，路途遥远，他根本不认识路。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高老师见我冲出教室，心里又急又忧。他没有片刻迟疑，立刻骑上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旧自行车，顶着刺骨的寒风就出了门。
冬日的天黑得早，冷风卷着沙尘迷得人睁不开眼。高老师一路打听，可“柳条湖”这个地名在当时的地图上并不显眼，加上口音偏差，他竟在纵横交错的环城路上绕了许久。自行车链条掉了好几次，他满手油污也顾不上擦，只焦急地逢人就问。
直到最后，高老师寻到了道路里边的柳条湖派出所，向执勤的民警同志求助。民警同志看他一身风尘，眉毛上都结了霜，便详细地给他指了路，还特意嘱咐了几句烧锅大院的标志。高老师连声道谢，又一头扎进风寒中，这才终于找到了我家。
高老师缓缓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雪花，声音有些沙哑却异常温和：“我骑着自行车，从市区一路找过来的。在环城路上绕了很久，最后还是靠派出所的民警同志指路，才找到这儿。”
我看着他冻得通红的脸颊和结着冰霜的眉毛，心里猛地一酸。他完全可以不来，完全可以不管我这个“撂挑子”的学生干部，但他还是来了。
“你切不可轻言放弃，”他移步至我跟前，沉凝地拍了拍我的肩头，“我们皆不可放弃。”面对高老师此番冒雪前来寒舍的赤诚，我郑重地颔首示意。
那一刻，屋外的风雪似乎都变得温柔了。我看着他那双布满血丝却依然坚定的眼睛，忽然懂得了什么。就算在最混乱、最迷茫的岁月里，也总有人在默默坚守着那份责任与善良，像暗夜里的微光，虽然微弱，却足以照亮前行的路。
十四连二排的那段时光，被时代的洪流推着向前，充满了荒唐、茫然与失落。可正是那些在风雨中依然选择坚守、默默发光的普通人，像高振大老师，像那些在困境中依然渴望知识的同学们，成了我青春里最温暖、最难忘的印记，深深地刻在了记忆的年轮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