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元年春三月，江南的柳树已经抽了新芽，秦淮河两岸的杏花开得正盛。
南直隶的官道上车马不绝，商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苏州城外的丝厂里，织机昼夜不停地响着；各地的窑场上，新烧的青花瓷在晨光中泛着润泽的光。
海船从月港、从宁波、从上海县出发，载着丝绸和瓷器驶向长崎、吕宋、巴达维亚、马尼拉，换回来的是成箱的白银和香料。
隆庆年间朝廷迫于压力开放了漳州月港，后续又在南直隶陆陆续续开放了几个通商港口，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八十几年了，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早已不是当年的试探模样。
每天各个港口都有几十上百艘船只进入，当然由于朱元璋定下的税收政策导致了朝廷都不知道该怎么收这帮人的税，以至于到了万历年间，六个市舶司每年给朝廷交上去的银两多的有三千多两，少的只有数百两，万历皇帝一看就这么几毛钱，还是派太监去各地挖矿，从土里和农民抢食吧。
除了大明朝廷，苏州的绸缎商、扬州的盐商、徽州的茶商、景德镇的瓷商，都在这个时代赚得盆满钵满。
他们在城里建起深宅大院，在城外买下连片的田庄，在自家的园林里堆山叠石、引水栽花，过着精雕细琢的日子。
那些园林的墙上嵌着玻璃窗，都是从西洋来的，光从窗子透进来，落在大理石的地面上，反射出斑驳的光影，有人在园中养了孔雀，有人在池中放了锦鲤，有人在书房里摆满了从南洋运来的红木家具。
城镇化也慢慢推进，随便一个县城人口都有好几万甚至十万人以上，要知道陕西一个县人口多的也就一两万，少的只有几千，当初张献忠用了废了很大力气拿下的桐城县，在大西军进城后一查白册居然有二十四万人。
江南的官绅地主们，靠着海贸积攒了巨额财富之后，并没有把钱全部投进商船和工坊里，而是买了大量的田地和人口，一个士大夫之家，有田数千亩、奴仆上千人，在苏松常镇一带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苏州府的吴家、松江府的徐家、常州府的陈家，哪一家不是奴婢成群？据说吴县随便一户仕宦之家，单是家中的使唤奴婢便有两千余人，分了内外两院，外院做粗活的男仆有八百，内院伺候主家的丫鬟仆妇有六百，其余的在庄上种田、在坊里做工。
这些人从出生起就是奴婢，他们的父母是奴婢，祖父母也是奴婢，子子孙孙都是奴婢，除非主家主动放卖，否则他们世世代代都脱不了奴籍，没有人能凭着自己的意愿脱离那本册子，那本写满了名字的奴仆册子，比铁链子更结实，比枷锁更长久。
日子过得苦，奴婢们吃的是粗粝的杂粮粥，一年到头难得见到几回荤腥，冬天没有棉衣穿，脚上拖着草鞋甚至光着脚踩在冰凉的青石板上，脚趾冻得红肿溃烂，到了开春也长不好。
在主家宴客的时候，他们站在灶房里汗流浃背地烧火、端菜、收拾残羹，热得头昏眼花也不能歇一歇。
有人在灶台前热昏了过去，摔在地上磕破了额角，主家只是让人用凉水泼醒了，叫继续干活，有人冬天在外面守夜，冻死了都没人知道，第二天早上才发现蜷在墙角的尸体已经硬了。
除了劳役之苦，还有凌辱之苦，奴婢是主家的财产，主家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年轻的女婢若是被主家的老爷或少爷看中了，很少有能躲过去的。
有些运气好的被纳了妾，虽仍是奴婢身份，但好歹日子好过一些，运气不好的，被糟蹋之后又被转卖到别家，甚至卖到勾栏里去。
曾经有读书人记下过这样的事，太仓某富商家的一个女婢年仅十四岁，还未许配人家，便被主家的儿子强行霸占了，事后主母妒忌，竟让人用钳子夹断了那女婢的手指，又剃光了她的头发，用针线缝了她的下体。
那女婢疼昏过去好几回，醒过来的时候满身是伤，被扔在柴房里自生自灭，后来有个好心的婆子偷偷给她送了碗粥，她喝了粥之后趁着夜色爬出后门跳了河，第二天被人捞起来的时候，她身上还穿着那件破了洞的旧衣裳，手里攥着一块石头，像是怕自己沉不下去。
这些事情在江南的乡间市镇里，三天两头便有没有官绅商贾觉得奇怪，也没有觉得不该。
奴婢是物件，物件怎么处置都不过分，偶尔有心地善良的老爷会善待奴婢一些，给口饱饭，逢年过节赏几尺布，那是要被人称道的好人家了。可这善待也不过是把人当牲口一样养着罢了，终究不是当人看的。
这几年随着刘处直占领湖广，又和李自成在北方攻城掠地，张献忠盘踞安庆、凤阳时刻威胁着他们，江南的老爷们害怕被清算稍稍安稳了一些，到了弘光朝廷建立之后他们觉得腰杆子又硬了，以前怎么样现在又怎么样。
因为北方的残兵败将一批一批地涌过来，朝廷要养兵，银子从哪儿出？富商们有办法避税，他们把田产挂在别人的名下、挂在衙门书办的名下、挂在寺庙的名下，各色手段五花八门，朝廷的税吏根本收不到他们头上。
收不到官绅的，就只能从百姓和奴婢身上搜刮，加赋、加征、加派，名目一天比一天多，小户人家的自耕农交不起税，干脆把地投靠给大户做佃户，自己也沦为了奴婢，这样当奴仆的人越来越多日子就更难了，本来吃杂粮粥还能勉强活着，如今你不干这活有的是人干。
镇江府金坛县的张绪和张浒两兄弟，就是在这样的年月里站出来的，他们是金坛本地人，自幼被卖到当地一户姓李的官绅家做奴仆尝尽了苦头。
张绪年长一些性子沉稳，平日话不多但心里有数，张浒年轻几岁性子烈，说话办事风风火火，手底下有几个一同做工的弟兄跟得紧。
去年冬天，李家的大少爷喝醉了酒，把一个十四五岁的丫鬟拖进柴房里侮辱了，那丫鬟哭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被主母找由头打了二十板子，撵到庄上去做苦力。
张浒当时就在柴房外面劈柴，听到了里面的哭声和笑声，事后他跟张绪说起这事，两人都觉得这日子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兄弟俩私底下联络了庄上和李家各处产业的奴婢们，起初只是三五个人，后来十几个，再后来几十个。
他们在夜里悄悄地碰头，商量着该怎么办，有人说逃跑，可是跑了又能去哪里？他们没路引没户籍，抓回来就是打死，有人说告状，可是告谁？官府跟东家是一伙的。
张绪最后说道：“要想脱了这层皮，只能反。”
于是便有了削鼻班，这个名字是张浒取的，就是要削去奴籍。
削鼻班起初只在金坛县的一两个庄子里活动，后来慢慢传开了，丹阳有奴婢听到消息派人来联络，溧阳也有，甚至常州府那边也有人悄悄托人带话。
张绪让信得过的人去各处联络，又派人往北面去找人，他听一些常年在码头搬货的脚夫说，凤阳那边有个叫张献忠的大王，手底下几十万兵马，他每攻下一城都会开仓放粮让穷人有饭吃，山东那边来了个大王叫罗汝才，占了济南和临清一带那个大王也是穷苦人出身应该能帮助他们。
张绪便派了一些机灵的弟兄往凤阳、济南方向去，临出发前，他嘱咐道：“去了就说，南方的奴仆们等着听他们的号令，只要他们应了我们就起事，先把金坛县拿了，再往常州打、往镇江打，江南的奴婢有几十万，只要这把火烧起来了，谁也挡不住。”
两个弟兄连夜走了。张绪站在金坛城外一处荒废的土地庙前，看着他们消失在夜色里，转身对张浒说：“把各处的弟兄都通知到了，准备好家伙。锄头、镰刀、斧头都行，有刀更好。就这几天了，等那边的消息一到，咱们就动手。”
这些仇恨已经积攒太久了，久到张家两兄弟都快麻木了，如果不是听说义军已经占领了北方，他们也不敢就此挺身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