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照陈茜茜，忆江南觉得自己是退步了，沉浸在某种狭隘的情感纠结之中、造成了自己的局限性。
两人之间、最重要的还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一定要相合，性格脾气对路、其它的都是浮云。
听说冶金学院的小老乡柳贵文，从双杠上摔下来，造成了轻度脑震荡，正在住院。
忆江南赶紧买了一些水果、糕点，伙同贺和平叶常金一道前去探视。
见面了才知道，这个小柳是因为学习太紧张了，他觉得累了想要休息了，才故意来住院的。
大家一听，实在忍不住笑了出来，这也能成为要休息的理由？
看到他聪明活泼有些调皮的样子，实在羡慕、年轻真好！想休息了就可以制造一个事故，真是敢想敢干。
岑俪琳主持召开第二次班委会议，内容就是2个；一个是助学金、困难补助金调整问题、二是班组调整问题。
助学金比较好办，如果在原来的标准上往下减、那是会得罪人的，也是不可能实行的、那就维持标准不动了；
只有2位同学比较困难、报上去提请年级领导批准作为临时补助人员。
一位是“老干部”杨维炬，来自农村家庭生活困难、上次被77届学生殴打，衣服也扯破了、新买的铁桶也被踩扁了、整天就是端着一个洗脸盆用热水，生活极为不方便、还用了一些医疗费用，同学们都提议：给他一些生活补助、以解燃眉之急；
还有一位原是上海女知青邱惠珍，因为身体原因，这个学期基本都没有来上课，一直在上海住院治病、作为特殊情况也提请学校给予困难补助。
这个事情、班委意见很统一、也就花了一刻钟就确定了、由班长上报待批。
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班组调整，尽管已经议论过一次了，这次依然意见非常不统一。
问题就在于，岑俪琳出任了班长、老陈同学原是3组组长、现在出任副班长；两个班长不可能放在同一个小组内。
大家的意见都认为，岑俪琳应该调出、老陈同学继续兼任3组组长。
3组的大多数同学们也希望岑俪琳能够调出去、但是其他组的同学都不希望她会调进自己所在的这个组、否则她们就要求去别的组。
关键是岑俪琳自己还不愿意离开3组，尽管秦隽、沈玉其、宫祥笙、邹庆弟都提出来：“要注意班干部的平均搭配、照顾全班各组都有班委存在……建议岑俪琳你调去四组”。
还没等别人把话说完，岑俪琳立即抢过话头：“反正、我是不想离开3组的……我和老陈的问题要年级书记来决定”……
这个议题那就讨论不下去了，结果开会2个多小时，毫无结果；开学入校以来，一班的班委会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决议，正副班长的意见就不一致，新任班长也不采纳班委们的意见，这还是第一次。
既然不能形成统一的意见，只好矛盾上交了吧。
忆江南一言未发，新班长上任，还是给她留一点面子吧。
一个人做了那么多的小动作、如愿以偿当上了班长、却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了？
作为一班之长，需要综合大家的意见形成决议，才能把班委的决议执行下去。
这位新班长既不能综合大家的意见、也不知道要尊重班委们的提议、不懂得“少数服从多数”；只是一味坚持自己的个性、难道还是要孤家寡人、为所欲为吗？
忆江南打心里很是为这位宣告：“我们胜利了”的新班长，感到担忧了……
二班副饶立夏，来到“小览室”，立即羡慕得两眼放光了；“你怎么发现的这块风水宝地”？
真是非常奇怪，同学们天天都有多少人走过楼梯口，可是谁也没能发现这个地方。
这个忆江南真是独具慧眼善于发现，经过一番收拾布置，就成了这么好的一块小小读书空间。
饶立夏与忆江南约定，“抽空，咱们好好谈一下这次年级中有关班组调整的事情；再谈谈调整以后的工作重点问题”。
忆江南欣然允诺：“反正，我天天都在这里看书、复习功课，有空你和赵冬梅都可以过来一道复习和讨论”。
借鉴一班出现的新情况，忆江南给了饶立夏两点建议：
咱们的工作重点一定要放在学习方面；另外是，力求符合大家主观愿望的情况下、保持班里同学们的团结、稳定就是安定。
在处理一些具体问题时，她已经意识到了部队生活带给自己的烙印、习惯用这种“小葱拌豆腐”的方式一清二楚的去处理。
现在的环境里，周围的同学，大多数来自农村乡下，农民这个群体结构是比较松散的、自由的，他们不是军人；所以不能用军人的方式要求他们。
建设兵团出身的饶立夏反思道：“有道理，当正面进攻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应该采取迂回战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让群众自己去教育自己。”
工农兵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浮州这个连火车都不通的闭塞之地的大学里，绝大多数学生都是来自农村。
在他们的身上、有着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他们又都有着各自的实践经验，能够被推荐来上大学，都有过曾经的成功经验。
如何找到适应这个群体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仅凭饶立夏的建设兵团经历和忆江南的军营生活和工厂生活经历还是远远不够用的！包括在军营有过丰富政治工作经验的霍书记。
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探索和实践、需要更多的经历和磨炼。
饶立夏很直爽的邀请忆江南：“什么时候，咱们俩好好地交流一次、有些问题想听听你的看法”。
忆江南欣然允诺：“只要你有兴趣和时间，欢迎”。
忆江南又一次想到了倪子祥，他似乎从来就没有这种思想交流的需求。
似乎他的一切都是简单的明了的、只要随大流其它的都是无所谓的；而且在有的时候、两人对一个问题即使能够认识一致、然而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可以完全不同。
比如，对于搞小团体搞自由主义，忆江南、陈之良是主张正面教育、主张采取“以正制邪”的方法；
倪子祥和书记却选择了“以邪制邪”，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似乎也不失为可以尝试的一种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