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精心选派开国功臣的子孙，将他们分派至京府、州县各地。
这些开国功臣的子孙们身负重任，他们需要承担起监督和考核旧官的重要职责。根据对这些旧官的考察结果，将严格执行奖惩制度。
刘秉忠深知，天下如此辽阔，仅凭一人之力，无论如何也无法顾及到每一个角落。世间的事情纷繁复杂，犹如一团乱麻，仅仅依靠一颗心，是难以洞察其中的细微之处的。因此，他主张从开国功臣的家族中，精心挑选出那些贤能且值得信赖的子孙们，让他们分别前往京府和州郡，肩负起监守的责任。
这些子孙们不仅要督促和引导之前的官吏们，还要确保他们能够严格遵守皇上的法令。同时，他们被赋予了检察官吏的权力，以便能够对官吏们的政绩进行评估。对于那些表现出色、政绩斐然、真正为百姓谋福利的官吏，将会得到提升，并获得丰厚的奖赏，以表彰他们的功绩。相反，对于那些平庸无能、毫无政绩可言的官吏，则会遭到贬职的处罚。
通过这样的方式，无需过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天下自然会趋向安定，百姓也能够安居乐业。这种制度既能够保证官员的素质和能力，又能够激励他们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四，要根据当前实际的户口数量来确定差税标准，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只有准确了解人口数量，才能合理分配差税负担，确保公平公正。同时，对于那些因为无法忍受沉重压迫而被迫出逃的流民，应该积极采取措施招揽他们回归故土。这不仅可以增加劳动力，促进生产，还能让他们重新安居乐业，过上稳定的生活。
在官员的爵禄方面，也需要做出明确的规定。这样可以激励官员们积极履行职责，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建立相应的德行奖惩及约束机制，对于表现优秀的官员给予奖励，对于失职或有不良行为的官员进行惩罚，以确保官员队伍的清正廉洁和高效运作。
刘秉忠痛心疾首地指出：“遥想当年，社会繁荣昌盛，人口众多，数以百万计。然而，自从忽都那演执掌朝政以来，百姓们的生活可谓是苦不堪言。他们所承受的劳役之繁重，简直令人发指，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所能承受的极限。”
不仅如此，军马的频繁调拨更是让百姓们苦不堪言。这些军马的需求源源不断，使得百姓们不得不疲于奔命，应接不暇。与此同时，使臣们也如蝗虫过境一般，不断地滋扰着百姓们的生活。他们的到来，不仅带来了无尽的麻烦，更让百姓们的生活雪上加霜。
而那些官吏们，更是趁机肆意搜刮民脂民膏，毫不顾忌百姓们的死活。在这样的重压之下，老百姓们实在是无法忍受，纷纷选择逃离家园，以求能够生存下去。
如今，经过这一系列的变故，人口数量相较于从前已经大幅减少。据刘秉忠估计，恐怕至少减少了一半，甚至可能是三分之一。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当务之急是要根据现有的人口数量，合理地规定差税。只有这样，才能让百姓们稍微喘口气，不至于被过重的负担压垮。
同时，还应当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如发布优惠政策等，以吸引那些逃走的人重新回到家乡定居生产。只有让他们看到希望，感受到政府的关怀，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回来，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妥善处理相关事务。这样一来，社会才能逐渐恢复生机，走向繁荣昌盛的道路。
除此之外，在官员任命这个关键领域，当前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缺乏一套清晰明确的法度作为依据。这直接导致了一种极不公平的现象：那些清正廉洁、正直不阿的官员，尽管他们一心为民、政绩卓着，却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提拔和重用；相反，那些贪污腐败、徇私舞弊的官员，虽然劣迹斑斑、民怨沸腾，却能够逍遥法外，甚至继续身居高位，未受到应有的贬职处罚。
面对如此现状，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古代已经成熟的方法和经验。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明确的法律条文，详细规定各类官吏的职位、俸禄以及相应的待遇标准。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要让这些官员们能够维持家庭的富足生活，更重要的是要给予他们足够的地位和荣耀，从而激发他们为百姓谋福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当然，对于那些胆敢侵犯百姓权益的行为，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和姑息迁就。一旦发现此类情况，必须毫不留情地依据法律进行严厉惩处，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百姓的合法权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公正、廉洁、高效的官员任用体系，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幸福安康奠定坚实的基础。
五，大力加强对民众的教化，要不遗余力地对天下之民开展多方面的教化工作。他指出，通过各种方式，如设立学校、举办讲座、发放宣传资料等，向人们传授道德、法律、文化等方面的知识，以期提高民众的素质和道德水平。
与此同时，大力也非常重视司法公正。严禁下级官员随意定罪，明确规定死罪案件必须详细上报，等候上级听候断决。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确保每一个判决都是公正、严谨的。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大力要求下级官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对每一个案件都要进行深入调查和取证。只有在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的情况下，才能对罪犯进行定罪量刑。对于那些情节复杂、争议较大的案件，大力还会亲自过问，召集相关人员进行讨论和研究，以确保最终的判决符合法律和正义的要求。
通过这些措施，大力有效地维护了司法公正，保障了人民的合法权益，赢得了民众的广泛赞誉和支持。
刘秉忠毫不避讳地说道：“享受威严和福祉，这是君主所独有的权力；而遵从命令，则是臣子们应尽的职责。然而，如今众多的官员却肆意妄为，他们各自享受着威严和福祉，完全不顾及君主的旨意，仅凭个人的意愿来随意提升或贬斥他人。这种行为是绝对不能被容忍的，必须要严厉禁止，并且对那些违反规定的人施以重罚。”
他接着说：“天下如此广阔，老百姓众多，但长期以来却未能得到有效的教化。如今被关押在牢狱之中的人，其中必然有许多是被无辜牵连的。我们应当对这些人进行仔细的甄别，将那些确实有罪的人依法惩处，而对于那些无辜被牵连的人，则应该立即释放。”
最后，刘秉忠强调道：“我们必须明确地发布教令，让百姓们清楚地知道什么是罪行，什么是合法的行为。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对法律产生敬畏之心，违法乱纪的人自然也就会越来越少。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教令一旦确立，绝对不能过于复杂和琐碎。我们应该以朝廷过去的惯例为基础，适当地增加十几条当前社会急切需要设立的条文就足够了。
当教令正式开始实施之后，对于那些犯罪情节尚未达到判处死刑标准的案件，都必须先进行全面、详尽的审查，确保所有细节都得到充分考虑之后，才能做出相应的判决。而对于那些涉及死罪的案件，更是需要经过多次严格的审定，反复核实各种证据和情况，最终才能做出决断。只有这样严谨的操作流程，才能够最大程度地避免让无辜之人遭受不公正的冤屈。
六，全面彻查官府所欠下的所有债务，对每一笔债务的具体情况都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甄别。
如果某笔债务是通过正当途径借贷而来，并且其利息计算方式符合一本一利的标准，那么这笔债务应当由官府按照原借款金额如数归还。
然而，如果某笔债务属于非正当借贷，例如存在欺诈、强迫等非法手段获取的借款；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书面借据作为凭证；又或者利息数额远远超过本金，明显属于高利贷行为，那么对于这类债务，官府将一律予以豁免，不再承担还款责任。
刘秉忠语重心长地说道：“天子将天下视为自己的家，把老百姓当作自己的子女。国家的财力有时不足，便会向老百姓征收赋税，这是为了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作，就如同父母为了家庭的生计而努力工作一样。同样，若老百姓财力有限，难以维持生计，国家也应当给予帮助，就像父母在子女遇到困难时伸出援手一样。这二者相互辅助，关系就如同鱼与水一般紧密相连，缺一不可。统治国家的人设置了国库，建造了仓库，其初衷正是为了帮助老百姓，储备粮食和财物以备不时之需，确保百姓在灾荒之年能够得到救济，生活得以保障。对于老百姓而言，个人经营产业，开垦田地种植庄稼，其目的也是为了给国家提供财富，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为国家的繁荣贡献一份力量，同时也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如今，应当认真计算官吏与百姓之间所欠的债务。这是一项艰巨而细致的工作，需要仔细核查每一笔债务的来龙去脉，确保每一项记录都准确无误。如果确认是确实应当归还的债务，可依据合罕皇帝的圣旨，按照一本一利的方式，督促官府归还。这种方式既体现了公平公正，又符合国家的财政原则，能够有效保障百姓的合法权益，同时也维护了国家的信誉和形象。而对于那些毫无理由就必须偿还的债务，或者是虚无的契约所负担的债务，又或者是已经归还的数额远远超过原来借债金额的，都应当通通加以赦免。”他的声音中透露出一种坚定和决绝，“这些不合理的债务，如同百姓身上的枷锁，严重阻碍了他们的生产生活，甚至可能导致一些家庭陷入绝境。我们必须打破这些枷锁，让百姓能够轻装上阵，重新投入到生产生活中去，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只有这样，国家与百姓之间才能真正实现和谐共生，共同创造一个繁荣昌盛的未来。”
刘秉忠所提议的这种做法，完全契合老子在《道德经》第七十九章中所阐述的深刻道理：“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其核心意思是：即便以德报怨，又该怎样做才算是妥善之举呢？圣人的做法是，将借据存根好好收藏起来，却不以此强迫别人偿还债务。这背后的潜在含义是，统治者在征收赋税时，对于实在无力缴纳税赋的人家，即便写下借据，也不必强迫偿还。有德的君主，就如同圣人一般，只要收取一张借据便罢了，不会将人逼至绝境。而没有德的统治者，行事往往苛刻蛮横，务必想尽办法彻彻底底地将赋税收齐，甚至不惜采取严厉的手段，导致百姓苦不堪言。
老子在《道德经》中所阐述的这种思想，强调的是一种以德治国的理念。他认为，真正的圣人和有德的统治者，应当以宽厚仁爱之心对待百姓，而不是以苛政和严刑峻法来压迫他们。这种思想在古代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提醒统治者要关注百姓的疾苦，体恤民生，以一种温和而智慧的方式治理国家。只有这样，才能赢得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刘秉忠的举措，正是这种思想在实际治理中的生动体现。他深刻理解到，国家的稳定与繁荣离不开百姓的安居乐业。如果一味地强迫百姓偿还债务，尤其是那些已经无力偿还的家庭，只会导致百姓生活更加困苦，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相反，通过合理地减免债务，不仅能够减轻百姓的负担，让他们有机会重新投入到生产生活中，还能增强百姓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他们更加愿意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
刘秉忠的这种做法，体现出了他对百姓的深切体恤，以及对治理国家更深层次的理解。他深知，治理国家不仅仅是一场权力的游戏，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只有将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以百姓的幸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繁荣与昌盛。他的这种理念和举措，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为后世的治国理政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