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再看看汴京城，苏轼的新法正在施行，街巷上人头攒动，个个洋溢着对新法的期待。即是新法，乃有新的面目，首先是朝野上下的官员整顿的耳目一新，苏轼等人的“苏党”渐渐在朝中站稳了脚跟，而旧党则慢慢淡去，广彪，黄履不知身去于何处，章楶，章淳，种师极由于身居武将班列，也并不在苏轼拉拢合作的范围之内，渐渐的被边缘化，只是偶尔有一些政策策略需要与之商议，而最为重要的向太后此时也悄悄的“躲”了起来，便是其再有野心，也不能在众人都顺应的时节出来“举乱”，赵挺之，蔡京便也真心或者假意的入了苏党，为官者虽然范纯仁最大，但是其令不行，也不作其功，便也忧哉忧哉的跟在苏轼的步伐行事，毕竟苏轼的新法远远没有达到他想要的力度，所以他只是不反对，但也不十分出力。当然最为兴奋的还是赵煦，数十年来，他第一次拥有如此大的权利，真是想放肆一把大干一场。再看苏党之人，苏轼虽然仍赋枢密使之职，但其权已然是汴京城除了向太后和赵煦之外最大之人，黄庭坚则升为京师太史，负责登记记录变法诸项事宜，以备后生查验总结，李格非则任礼部员外郎，负责接洽各地报奏的相关变法事宜，也负责接待制定各项礼仪行动。晁补之却因母丧，服孝居家，张耒则升龙图阁大学士，领职正三品，专门负责汴京朝中人事选拔任免，培养有才干之人。秦观礼部尚书，与李格非同领事于礼部，按律其当是李格非的顶头上司，谁让李格非中途跑了，被官家削过职。苏迈刚从灵州返回，尚未安排什么职位，不过多半是居苏轼左右，任听使唤。李禧，董荣也为汴京城提举，实为苏轼参领，也就是马仔的意思，本来这一幕应该少不了苏辙，可惜的苏辙正在虚掩着陇右大都护之职，之所以久拖不赴任，就是因为他不想去那么远的地方，可是按理说这陇右之地比起蜀中（他的老家）还近一点，可惜据说就是害怕陇右兵荒马乱，苏轼已经多次婉转劝说他去看看前朝所拥的凉州，玉门关，苍梧，雄鹿等地的旧相，可是他就是不去，估计再不动身就会被官家责罚。人事安排之中最为有趣的便是蔡京，本为朝奉大夫开封府仪，可是经历向太后的极力举荐便直接升为参知政事，汴京太尉之职，便是执掌汴京近卫三军，一时间得政于朝廷，就连苏子如若不能经过蔡京的首肯，都不能在汴京城肆意调动官吏兵马，不过呢，此时的蔡京毕竟新上位，对苏轼还算是毕恭毕敬，也就不会真的对苏轼有所防务。还有廖正一，也是太后特意故意推出的人儿，因其来历清明，或者认为其底子干净，被聘为苏轼执笔郎，也就是曾今唐国昌李格非曾今的职位，听命苏轼差遣，执笔郎就是秘书的意思。虽然变法都文官的谋略政策，可是那种师极，章淳，章楶毕竟是功业盖世，决不能就这么轻易弃之，于是经过朝中众臣商议，便任章楶为镇国大将军，种师极为辅国大将军，章淳则为观文殿学士，虽然都是虚职，但是名头可吓死人。好像漏掉了一个人，那便是赵挺之，向太后授意其担任起居舍人，此官虽然不大，但专门替皇帝起草诏书命令，还不是想干啥就干啥呀！不过天下大家都在看着呢，晾他也没这个胆子,本质上还只能算是赵煦的“随从”罢了，不过赵挺之也乐在其中，官家经允其子赵明诚免试入太学，他至今还高兴的很呢！
再来说这新法如何施行，首先苏轼将新法总章归纳为三法，即“兵法”，“民法”，“吏法”，虽然比起王公的总章细分要少很多，但是在此三法之下所隐含的“小法”，“附法”也是多如牛毛的。例如，“兵法”虽然主旨在于养兵，但是其中并包“军法”，“募兵法”，“屯兵法”，“响金法”，其言曰“兵者，国之拱卫之师，当上乘于人，天下众生必敬之。为兵者，有三权，一者免家之劳逸，二者行天下半钱，三者享国之驿路；为兵者，又有三义，勇而当先，杀敌报国，除暴安良，如此，则可享每月银二两，每年假一到三月，忙时为一，闲时为三。还可在拱卫之野，植田渔猎以劳（慰劳）其自身。军法便是约束其兵，若有违背，必定重罚，兵者，不可逃，逃则死；兵者，不可令不从，违者惩戒；兵者，不可违法，违法则罚俸追责。朝廷每年募一次兵，每兵至少服三年，如此，兵多，国幸也！”这就是所谓的兵法纲要，苏轼命人抄录，悬挂张贴于军中和民间各处，并分发各府州县，各人见之，无不称赞叹服，苏子不愧是为兵着想，为国着想，如此仁兵之策天下少有。苏轼当然是想做即仁又智之人，然而事情当由何人去做也，那便是需要吏，于是就有另一部“吏法”出世，“吏法”其曰“为吏者当为国效力，为君效力，为官效力，不可欺压百姓，不可欺骗上府，吏之俸，月银一两，但是举吏必要先行考定，否则不可为，考测之治国之道，治民之道。被取吏者，无需功名，但需才干，学识，否则，不能治天下之民。凡百人者，取吏一名。吏分三等，乡野之吏为粗吏，识字即可，府镇之吏则为细吏，须有秀才举人之能，京城之吏则为精吏，多选有功名之人，无功名者待考其能。粗吏，月银一两，为民所拥付，细吏，月银四两，由州府财政拨付，精吏为国效力，不分月银俸禄之实，朝廷护其生（死）。”如此便有一策吏法概要，用钱所使，效率陡增。一时间，各吏行之，天下大稳，再说说民法，“民法”乃是前二法之基础，因为养兵，养吏，都皆需要出钱，而这钱财乃只能取之于民，可是如何回馈于民，三五日自然不能明了，需待时日，其“民法”曰“民为天下之民，不用取，汝若非官非吏非兵即为民，民则含农民，亦含商民，农民则交织于土地，商民则付于商贾。农民存粮由原来十税二，改十税一，商民十税三不变，但是原本由官办的盐，铁，铝等产业渐渐转入民间，民间活，则朝廷活，民间死，则朝廷亡。民有余粮则奉国家，虽然十才税一，但是民力旺增，必使民收成倍，虽率半而税却满，至于商民之路迢迢，此前唯有茶叶，丝绸，瓷器流通，其他皆是小宗，流通不满，如今盐、铁、铝即将入世，整活了诺大个宋朝。对外，与西夏互通，用茶叶，丝绸，瓷器，舂米，食油，换取西夏的马匹牛羊皮革，与辽国互通，用盐，椒，银等换取辽国的马匹、木材、桑麻，与大理国，吐蕃国，百越国交好，互通渔业，木材，香料，海外诸如高丽，日本，大食，波斯等等都皆有商道船舶往来，这样就可以一直为我宋蓄力，取人之长，补我之短，即取人之所有，补我之无有，天下乃盛。”这就是苏轼的民法纲要，总之就宽泛养民，得利于民财之增长，以其民利来补益“兵法”和“吏法”。
虽然苏法乃以“兵法”、“吏法”、“民法”为三大法则，但是别忘了苏轼是一个文学家，怎么能忘记文化教育呢，除了三大法则以外，还有诸多小法则，诸如“文法”，“礼法”，“道法”，先说说“文法”，“从太祖立朝以来，就以重文抑武为治国理念，所以文不可少，此前编撰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虽然视为人间佳作，但是显然余有不足，比如《大学》虽然经历程颐增补遗解，但是其心旨在治国平天下，却无人世苍茫蹉跎之论，显然其为了大，却丧失了小，必不能为主流民意所拥，只为君子王孙所有。便可知其不是大学，而是小学，小众之学，不为普罗大众所用，故而此次修订，必定要使其小中有大，大中有小。再传《中庸》，授人以唯诺，非壮气之作，然若私自变更，必为民所唾，需正解以利民行，《论语》，《孟子》即是孔孟之道，其文卿卿我我，勾淡悬河，不能为民所解，为民所拥，需在原解之基础上，再作增补删减，以利百姓阅读，便成其书，要为天下所接纳东西，才是有用的东西。”除此之外，还有“礼法”，“道法”等小法，若果你有兴趣，可以去查看看，不过应该查不到，因为以上都是我瞎编的，如果你真的找到了“礼法”，“道法”那我只能说“此章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那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我瞎编的新法，苏轼等人如何去施行呢？再往下看：
苏轼和黄庭坚正得意洋洋的在汴京城大街上走动，后面跟着捧着各项纸张笔墨的苏迈和廖正一，这苏迈和廖正一就俗称“拎包的”，苏轼和黄庭坚此去枢密院与众人会，是的，新法施行，众人万般事宜便井然有序的进行着，苏轼呢！也不和那几个好友学生饮酒作乐了，一心扑在新法之上。李格非，张耒，秦观，范纯仁，赵挺之，蔡京，赵煦已经在枢密院等候苏黄二人，好似焦急又不算特别焦急，赵煦身为皇帝，不在宣德殿上与诸臣论政，却跑来枢密院和大臣“鬼混”？这当然要从其人身经历说起，然而要从赵煦的人生经历说起，就太长了，嗯，对，其实就是赵煦初掌国事，虽然只是管理变法这小小的事宜，但他已经是非常珍惜了，这权利真的是来之不易，若是其为了排场面子而在宣德殿接见群臣，不仅与众拉开了距离，还容易被近在咫尺的向太后干涉，因为向太后所居的景仁宫就在宣德殿边上。于是这枢密院便成了变法的指挥部。
苏黄来时，黄说“苏翁，官家（向太后）所令，变法缓进，莫要伤及无辜，损及旧僚，吾等当何以尊之。”
苏轼自信道“新法设定之时，便是已虑损伤，目今新法之初，当尊老养旧，莫要让旧者为绊。”
黄说“若此，新法必然不彻底，恐为旧人反扑。”
苏说“旧人会反扑，旧人迟早会反扑。吾已令，法之初，则敬；法之末，乃除。故而新法之初，勿要触怒旧人。就像一人，一只雄狮，在此幼年，纷纷舔舐仰目其上位，就是为了获得一线生机，待其骨已成，待其志已壮，便可勿须顾虑种种羁绊，这就是我等行法之道。”
黄庭坚笑曰“苏翁思虑周全，吾等当全力助之。”
二人停顿片刻后，黄庭坚又问曰“苏翁以为，赵煦君此次新法挂帅，能为新法促成几分？”
苏轼回应道“赵煦君为新法挂帅，其能不如其位重要，此法有君位者相助，必成。赵煦加入，让吾之法也成继王公之后第一个以皇帝名讳支持的变法。赵煦君虽然少年壮志，但是毕竟未有实战，此次挂帅还是有纸上谈兵之嫌，但是人皆需要成长，待此次变法之后，其心志必然成熟，成为明君便是指日可待。吾等乃为大宋培养了一个明君矣！”
黄庭坚笑曰“苏翁之力，博大而广远，非常人所能及！”
苏轼也哈哈大笑，二人终于走到枢密院，见得众人皆在等苏轼到来，苏轼急忙歉意的道“煦君，范公，苏某来迟了，还请见谅！”
赵煦急忙回应“苏翁为新法劳顿，疲乏万千，来迟情理可容，吾等不敢怪罪！”看看这赵煦嘴巴甜的。范纯仁倒是不愿买苏轼的账，眼神迷离不满的望着苏轼，却也不说话。
苏轼道“近日新法施行，有诸多事宜需要处置，河东路安抚使孙路将军回报，已经完成兵法变革，京西路经略使也回报说兵法之略已行。此乃两处与汴京最近的地方。他们安，汴京则安！”
范纯仁拿出一沓情报“诺，苏子未来时，分别有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京西南路，南京道几处官员来报，兵法之策已行，其中京西南路官员也报吏法已行，当今顺利。”
赵煦道“苏翁呀！汝见得多地传来新法捷报，可否认定此法已成。”
苏轼急忙摆手道“新法成，则国家富，如今才刚刚开始。还未敢言其成败，煦君不必过于着急，不过以我推算，三五月后新法遍地开花已是常态。”
赵煦赞道“苏翁有信心，那我就有信心。没想到新法如此顺利，这比王安石公，范文正公的变法不知顺遂多少倍。”听到“范文正公”范纯仁心里下意识的为之一震，毕竟那是他老爹呀！然而此刻的风头都在苏轼身上，范纯仁也只能在心里默念。
苏轼道“都乃有官家和诸位的支持，新法才如此顺利。”
蔡京道“小可今朝又见新法（蔡京是曾见证过王安石的变法），真乃三生有幸也，苏翁但有差遣，蔡某绝不慢待。”
苏轼急忙谢言“都说元长（蔡京，字元长）书笔了得，朝中之人无人能及，笔力遒劲，字型方正，若能得元长为新法书政令文章，岂非是莫大的好事。”
蔡京啊，毕竟是当朝太尉，手下乃辖汴京城禁卫军千人，你让他去给苏轼做手写誊抄的事儿，未免大才小用，于是赵煦急忙阻止苏轼曰“苏翁，蔡公如今乃是要职，汝让他作誊抄郎，岂能合适呀！”
苏轼还未回言，蔡京就先行抢答道“官家，蔡某愿为新法作任何事也，别说是誊抄郎，就是让我作执戟郎，游走于行伍仪仗之前，我也愿意！”蔡京说时殷勤之色溢于言表，这善察言观色之能可不是盖的，看来他真的想巴结这个新法的主使官苏轼，无论何时，蔡京的本性倒是都没有改变，即让人喜欢，又让人讨厌。
赵煦觉得似乎有点委屈了蔡京，但是蔡京自己都如此说了，他好像也没有必要再……不过以太尉如此大的官儿都去做誊抄郎，赵煦是一定要多说几句的“既然蔡太尉如此虔诚为国效力，那我也不能无动于衷，从即日起，我与太傅（还称赵挺之为太傅）也加入抄书郎的行列，新法得当，文书何止万千，有一人则出一份力。”站在赵煦身后的赵挺之听到也急忙应声，毕竟赵煦才是他真正的上司。虽为师生，但赵煦为主，顺其心意乃是其分内之事。
可是范纯仁不乐意这样啊，其言曰“官家，新法之上，为国为民，汝乃一国之君，当应决策宏图，不能简单作一个抄书郎，大宋之家的未来全赖你一人身上，可先学得治国平天下的本领，方是正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