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娘舅家的表弟程之元（字德孺），孩童时期二人还经常还常与在一起玩耍。如今，这位在程家排行老六的表弟就要出任楚州知州了。
由于东坡的姐姐曾嫁程家老二程之才（字正辅），之后不幸病死，所以老苏公以为恨事，两家再无来往。后来，苏东坡却有意与表弟们关系有所缓和，所以在这次表弟要出知楚州时，苏东坡还作诗为之送行。
王廷老（伯扬）自南都过京师赴虢州任，侄子苏千之西归，鲜于侁自京东转运使被召为太常少卿另外游览了郑州的道者院，苏东坡均作了诗。
只是，东坡先生在朝廷中的诗作，被后世认为都格调平平，已无黄州时期“赤壁三咏”那般的神采飞扬了。
元佑元年（1086），四月初六，熙宁变法的始作俑者王安石老先生病逝。
王安石死前的一段时间，有人见他常在乡间独自骑驴闲行，“喃喃自语，有如狂人”。
他有写日记的习惯，先后竟写下七十多本，前几年听说司马光要当政，曾令侄子烧毁全部的日记。但他的侄子烧了些别的东西蒙混过关，而将日记藏了起来。
王安石死后几年，朝廷又下诏将这些日记上交，因为里面有着当权者的某些不为人知的内幕。
消息传来，苏东坡作了《王安石赠太傅制》，详述了王安石的一生功业。同日，王岩叟论给田募役法之十种弊端，苏东坡也参与详定役法的工作中。
苏东坡在御内的工作，仍是按部就班、没有新意的日常：
马默除为司农少卿，范子渊知兖州，陈绎知建昌军，王震知蔡州（今驻马店汝南县），鲁有开知洺州（今河北邯郸和邢台），李琮知吉州（今江西吉安），李定落龙图阁直学士，卫尉少卿陈侗知陕州，张诚一责左武卫将军，杨汲知黄州，崔台符知相州（今河南安阳），王孝先知濮州杨绘知徐州，赵卨（音卸）转朝议大夫，楚建中任户部侍郎，杜欣任卫尉少卿。
这些人的任命书都要由苏东坡书写并下发。
张耒来到京师，被任命为太学录。此前张耒曾给东坡先生写信求教过，苏东坡以改革当下趋于衰陋的文字相勉。
苏东坡给知郓州的滕元发致简，要他照应一下已经辞官归乡的孟震，一再交代老孟是位真君子。并趁王承议回郓之际，给滕元发捎信，向其举荐了董迁、董复溱兄弟的才学。
工作之余，苏东坡又向朝廷上了手札，讨论了招募与差充衙前之役的利害关系问题。尽管苏东坡自认为自己的观点有点偏激，但朝廷还是批准了他的请求，但给事中胡宗愈却封还了这件圣旨没有下发。
对于李定作为侍从官的任命，苏东坡与范百禄一致认为：
李定的老父亲已经八十九岁，理应归乡奉养但李定却不履行，另外此前李定的母亲亡故，李定连亲生母亲都不承认。如今别说加官，就应该勒令李定再为母亲服孝。
说完李定的事，苏东坡又上了《论桩管坊场役钱札子》与《论诸处色役轻重不同札子》，向朝廷谈论了所有坊场河渡钱的支配问题与各地劳役轻重不同的区别对待问题。
接下来，苏东坡与会同孙永、李常等二十七人，上了《议富弼配享状》。他们是根据《商书》以及《周官》的旧制，再根据英宗庙以功臣配享，采用神主袱庙的形式，以韩琦、曾公亮配享的先例，建议本朝的富弼配享神宗太庙。
东坡的依据是：
前朝的辅臣之中司徒赠太尉、谥号“文忠”的富弼，秉性正直，操术宏远，历事三朝，计安宗社，神宗皇帝曾对致仕后的他表示慰问，眷遇特高。他自身又行止端正，依道义为进退，爱君之心，至死不忘。让他配享神宗庙廷，实在相称。
与之相反的是，吕惠卿却因“元凶在位，民不奠居”被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据苏东坡所撰的制敕中，对吕惠卿是这样评价的：
命官吕惠卿，凭着升斗小才，以盗贼穿墙的伎俩对宰相阿谀奉承，以至于被擢拔为朝廷忠臣。
此人乐于制造灾难，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喜好谈论战事，嗜杀成性；把聚敛民财当作仁义，把玩弄法令看得如同诵读诗书。首倡青苗之法，继而推行助役之令，制定均输的政流，将自己当成了商贾。亲手酿成的灾祸，几乎连鸡鸭犬豕都不能幸免！
还有就是，吕惠卿贪污受贿，使江东一路受害最重。
到了重新启用之时，又妄言收复西北，开启了与夏国的祸端。随意提出新法的种类，扰乱了旧有的法度。极力举荐任用狂妄之辈，终于导致永乐城的惨败。
哲宗皇帝即位后，首先发出了安定边疆的诏令，吕惠卿又利用皇帝的号令，断章取义地进行自己的阴谋活动。这种大逆不道，自古以来实属罕见！
吕惠卿这个人，在御史台监狱等待审问之时，曾因手里攥有王安石的一些私人信件，而对王安石发出了最后的一击。
他把这些信件都成给了皇上，控告王安石在皇上背后图谋不轨，因为确有几封信上明确写有“无令上知此一帖”的字样，这是吕惠卿早已准备好的以备敲诈之用的利器。神宗早已对王安石厌恶了，如今看到这些信，第一次对王安石动了怒。
王安石知道这是他的宝贝儿子王雱胡乱攻击吕惠卿的后果，当场痛骂了他的儿子。关于王安石这个儿子，有一个段子可以说明其德行：
有一次，当朝的理学大家程颢几个人都在王安石家里谈论政事。
王雱赤足散发，手执女装突然闯入，径直走到他的父亲身边，问他父亲正在说什么。王安石说：为父正在与程先生谈论新政，想不通为什么总会有大臣出面反对新政。王雱放肆地坐到正位上，竟大言不惭道：只要把富弼与韩琦的头砍下来就可以杀鸡儆猴，堵住那些歹人的口了！
这就是王雱的一些习气，据说他长大后，他的那些依靠王安石接济的叔伯们就再也花不到王安石一文钱了。
他的儿子绝不会想到吕惠卿还有这一手，深悔是自己太鲁莽了。当时的王雱心中越想越憋气，以至于背部长了一个恶疮，不久命绝。儿子王雱的死，令王安石彻底地厌恶了官场的险恶，最终动了请辞归隐的念头。
过了几日，苏东坡与邓润甫、胡宗愈、孙觉、范百禄荐朱长文为苏州州学教授，朝廷从请。朱长文字伯原，苏州吴人，筑室乐圃坊，人称乐圃先生。
湖州守吕希道与王琦分别来简，苏东坡一一作答，还给朋友们致简，想在阳羡再买些田地，原有的不足以祭祀之用。
七月初二，苏东坡再次上书乞罢详定役法，这次朝廷终于批准了。当苏东坡去见司马光陈述差役法的弊端时，司马光不悦。苏东坡的意思是，免役法中的弊端可以改去，但不当于雇役实费之外，多取民钱，若量入为出，无多取民钱，则亦足以利民。
苏东坡觉得司马君实之为人，忠信有余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东坡顿时对当前的制度感到绝望，遂提请外任，远离朝廷上下的是是非非，没有得到朝廷的允许。
宰相曾巩的弟弟曾布（字子宣）想让苏东坡代为撰写一篇《塔记》，因为曾巩也是一个当朝知名的散文家、史学家、政治家，位列唐宋八大家，世称“南丰先生”。
也许是为了避嫌，曾布特意拜托苏东坡来写，东坡先生当然不敢怠慢。只是自己的职务屡次变更，况且才上任没多久，事乱如麻，整天忙于代写朝廷命官任职的旨意。以至于常常半夜才睡，五更即起，实在没有精力为之，于是就让曾布宽限自己一个月时间。
南丰曾氏为耕读世家。自曾布之祖父曾致尧于太平兴国八年（983）举进士起，77年间曾家出了19位进士。
进士中，致尧辈7人，其子曾易占辈6人，其孙曾巩辈6人，此外，曾巩之妹婿王安国、王补之、王彦深等一批人亦皆进士。
人们把生于建昌南丰的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七人合称“南丰七曾”。
曾布这个人，为政勇于有为，王安石变法时期，曾布是积极参与者和主要推动者。宋夏战争时，曾布与章惇采用“浅攻挠耕”和“进筑”的方法，有效钳制了西夏的进攻。
纵观曾布一生，有功有过，在北宋后期党争中政治立场中立，也曾排挤同僚，打击政敌，但在维护新法中做出了一定贡献。
朝议大夫、直龙图、老朋友刘攽自从襄阳召还秘书省之后，近来却因为得病自请出知蔡州（今驻马店汝南县）。
苏东坡与胡宗愈、孙觉、范百禄等人共同写状上奏朝廷，列举了老刘的名闻一时、一身多才、文章精美、博学强记，处理起政事完善的就像是古代的循吏一般。并且在身处流连失所困顿颠沛之际，也是恪守道义而不改其节。
苏东坡等人认为，目前朝廷中的旧臣日渐衰老，新进人才却青黄不接，像刘攽这样的人才被外放实在是可惜。倒不如将他留在京师，可以恩赐他几个月的假期，其恢复身体后稍加任使，一定会取得过人的成效。
文与可之子、侄婿文务光去世，消息传来，苏东坡赶紧致简中江县知县程推官，让其转致亲家母文氏。
信中说，苏辙的妻子在听到文务光去世的消息也是悲痛万分，恐怕不久也会忧郁成疾。所以，近来将派长子苏迈回乡探视。
但却因苏迈要赴酸枣县尉之任，回乡的行程被迫取消了。
秦王政五年（前242）实行郡县制，以境内多棘，置酸枣县。治所在今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城西南。北宋政和七年 (1117) 酸枣县地处以黄河渡口，改称延津县，沿袭至今。
按照宋制，州倅及县令以下官员，一任三年。所以，苏东坡在杭州任通判就是三年的任期，小苏在酸枣县人县尉也要一待三年。
对于此时的长子苏迈，东坡先生觉得虽没别的大能耐，但是自小还算才思敏捷，幼时所作的《林檎》诗即有“熟颗无风时自脱，半腮迎日斗先红。”句。
这里的“林檎”一名，可指两种不同科属的植物。一是北方的蔷薇科苹果属植物林檎或苹果；二是南方的番荔枝科番荔枝属植物番荔枝。两种植物的果实都作为水果食用。
至于步入仕途之时的长子苏迈，苏东坡觉得他能够写出诸如“叶随流水归何处，牛载寒鸦过别村”的诗句，也算是很可喜了。
东坡先生自元丰二年（1079）被贬谪黄冈以后，当朝的功臣之后、驸马都尉王诜也坐罪落驸马都尉，责授昭化军节度行军司马，贬到均州安置，移颍州。二人有七年时间未见过面。
如今苏东坡被召用，王诜亦被召还。二人相见于殿外，一切恍若梦中，感叹之余，遂作诗相属。诗中托物悲慨，苏东坡感其虽为贵公子，却“厄穷而不怨，泰而不骄”。
王诜绘画以山水见长，水墨山水受李成影响，具有幽雅清润的格调。青绿着色山水则源自李思训父子而又创新意，不古不今自成一家。所画山水多为烟江远壑、柳溪渔浦、晴岚绝涧、寒林幽谷、桃溪苇村等“诗人难状之景”。尤擅长画小景山水，并能画墨竹，师法文同。
东坡先生谓其“得破墨三昧”，有“郑虔三绝居有二，笔执挽回三百年”句。兼写墨竹， 学文同。亦工书，真、行、草、隶皆精。二人在书画领域堪为知己。
苏东坡被重用后还向朝廷上书，对于直言极谏、忠于朝廷的吕诲子孙要加以优待，以表彰名臣的身后。如今身为宰相之后的吕诲，其后人生活却十分贫困。
而吕诲在临终前向司马光当面交代后事之际，满心都是对于朝政的忧患，绝口未提及自己的家事。
这样的忠臣，苏东坡认为就应该得到朝廷的垂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