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是个辛亥猪年，这一年是苏轼的“本命年”，他已经三十六岁了。
刚过了年，听说韩绛从枢密副使除陕西路宣抚使任满回京。
枢密使一职始置于唐后期，以宦官充任，五代时改由士人充任，后又逐渐被武臣所掌握，办事机构也日益完善。
枢密副使即为枢密使副职，为适应连年战争的局面，枢密使把军政大权握于一己之手以便宜从事。枢密使的职掌范围扩大到了极限，枢密使的地位也迅速上升，甚至“权侔（等同于）于宰相”。
但到了宋代，枢密使制又发生了变化，其任职者由五代时的武将逐渐转为以文官担任，职权范围又逐步缩小。
苏轼连忙给韩绛韩大人上了一道贺启，表达了自己的问候，同时又对自己工作中的失误，简单地作以检讨。
毕竟，多年来韩绛对于自己一直都有着无私的提携再造之恩。
过了一段时间，苏轼被授予了一个新职务：权开封府推官，磨勘迁太常博士（掌引导乘舆，撰定五礼仪注，监视仪物，议定王公大臣谥法等事）。
北宋的“磨勘”是一种古代官员考核升迁制度，由唐而起，宋朝延续之。
封建社会中的官员提拔晋升，相对于其政绩，资历与工作年限更为重要。通俗地说，就是官员得熬资历、有老资格。
庆历新政时，范仲淹对该制度进行改革，后改革失败，重新恢复了磨勘制度，直至南宋。
这也说明了，国人的“没有功劳也有熬劳”这句话也绝不是空穴来风。
那时，每逢提及苏轼的大表哥文与可，当时朝廷上下众人的褒奖之辞就会不绝于耳。说他： “为人靖深，操韵高洁，超然不撄世故”， “撄”，这里是指接触之意。
就是这样一个人，熙宁初年王安石当政时，文与可在知太常礼院任职，面对王安石身边前呼后拥的附丽之人时，也决定独自选择远离朝廷，数次向朝廷乞求外任。
熙宁四年（1071）春，朝廷终于恩准文同以太常博士出知陵州（今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
至于陵州的得名，文与可还专门做了一番考证，得出的结论是：
据地理志，这片土地本为犍为与蜀二郡之地，在梁朝属于怀仁郡，因境内有陵井 （盐井名，系我国古代大口盐井中最为着名和最具代表性的盐井。因其位于四川仁寿县境内，相传为东汉道教始祖张道陵所开,故以“陵”名之），故名陵州。
得知文与可要离京到老家蜀地外任，一些同事好友纷纷前来送行。
苏轼先是作诗《送文与可出守陵州》 ，然后又应表哥之请，在一方玉堂大砚上题写了砚铭。
此砚是任集贤校理、太常礼官的老同事、扬州人孙洙（音朱）（字巨源）所赠。玉堂式的砚台，其实就是长方形的砚台，这种形式的砚台出现的很早，宋代才开始成为砚式的主流，至明清才普遍流行。
在所写砚铭里，苏轼还和表哥开玩笑说，这方砚台有四块砖那么大，与可老兄到了陵州后，要把南山上的松树全部烧光，制成的炭墨也不够用。地处高山的陵州，用水极其困难，要把陵州的水全部用上，才能够勉强将此砚润湿。
当然，这也是文人之间笔墨中常常会出现的“恶作剧”。
对于文与可的画，苏轼常常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苏轼认为：与可画的竹石枯木，已经深得艺术规律的精髓，非常符合于天工造化，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世人对于有固定形状的事物，若画得不像，还不算失败。若是违反了事物的规律，那可就是彻底的失败了。历史上，但凡有想欺世盗名的画家，必然会选取那些个没有固定形状的事物来作画。
前些年，文与可已在净因院的方丈室里画过两丛竹子。
这次文与可要出守陵州西行，临行前，苏轼陪同大表哥来向净因院的长老道臻禅师道别。因那时法堂内正在整修四壁，老禅师又借机向文与可求画，文与可就在东斋堂又精心地画了两枝竹子和一段枯木。
送走了大表哥，苏轼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衙门里头的日子仍旧得一天天打发。
朱寿昌这个人，我们前面提及过。在“二十四孝”的故事里，他就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
但对于苏轼而言，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完全没有一丝的神秘色彩，只是个年长苏轼二十三岁的同事而已。
朱寿昌，字康叔，扬州天长（今安徽天长）人。以父朱巽荫守将作监主簿，累调州县，曾通判陕州、荆南，权知岳州。后因弃官千里寻母之事遍传天下，孝子之名得于遐迩。
寻母归朝后，朱寿昌官至司农少卿、朝议大夫，中散大夫，年七十而卒。
苏轼闲来无事，不知怎的，突然间想起了这个朱寿昌，就提笔给老朱写了一首赠诗。
在诗题中苏轼写道：
“朱寿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写经，求之五十年，去岁得之蜀中，以诗贺之。”
当朝却有个叫李定的官员，是个与朱寿昌精神背道而驰的存在。
朱寿昌为了寻找失散多年的母亲，不惜放弃做官也要寻到母亲。朱寿昌寻找到母亲之后，受到同时期大文豪苏轼的歌颂，苏轼的这首诗，却让不孝子李定如芒在刺。
后来，“乌台诗案”中陈定将苏轼告发，与此也许不无关系。
这个不孝子李定，还是王安石的学生。要说李定这个人一生也没有太大的过错，甚至还可以说他是一位清官，但是李定就只因这件事被人诟病，那就是闻庶母仇氏亡故时，作为儿子的李定却“匿不为服”。
李定的不孝与朱寿昌的大孝形成鲜明对比，苏轼写诗赞美朱寿昌的孝行，在李定眼中就是在讽刺他的不孝。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后来乌台诗案案发，在御史台任职的李定，在上表神宗苏轼的罪状时，以诽谤朝政的罪名，让苏轼差点命丧黄泉。
那时候，李定在王安石面前是个红人。
李定，字资深，扬州人，少年时曾求学于王安石。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定远尉、秀州判官。
熙宁二年（1069），经孙觉推荐，李定被召到京师，谒见谏官李常。
李常问：你从南方来，那里的人们对青苗法看法怎样？
李定答道：百姓从中获益匪浅，没有不喜欢的。
李常道：整个朝廷都正为此事争论不休，你可千万不要这样说。
李定遂将此事告诉了王安石，并说，我只知道据实情而言，没想到在京师却行不通。王安石听后非常高兴，对他说，小李，你且等皇上召见的时候，便将整个实情都禀告给皇上。
事不宜迟，王安石马上向皇上举荐了李定。
等到了宋神宗召见李定时，询问有关青苗法的事，李定据“实”而言，对答如流。从此后，对于那些说不便于实行新法的话，神宗都一概不听了。
李定虽然获得了神宗皇帝及王安石的器重，但他身上却有一个一生都无法抹去的污点，至少是在当时的年代里。 事情的根源是，李定不久前在做泾县主簿时，听说庶母仇氏死了，却将此事隐瞒而不回家服丧。
皇上下诏给江东、淮、浙转运使询问情况，转运使上奏说，李定曾因其父年老，要求归家侍养，没有说是为其生母服丧。
当时，李定为自己辩解说，他确实不知道自己是仇氏生的，所以非常疑惑，不敢服丧，而只是以侍养父亲为由解官回乡。曾公亮认为李定应当重新为母服丧，王安石也极力主张这样做，于是改任李定为崇文殿说书。
御史林旦、薛昌朝说，不宜让不孝之人居于劝讲之位，而且一并弹劾王安石，要求罢免这两个狼狈为奸的歹人。李定自己也感到很不安，请求解除官职，于是以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
大概叙述完了李定同志的“光辉”历史，主要是想引出苏轼写给朱寿昌的贺诗。
此时朱寿昌侍母刘氏已于熙宁三年（1070）秋天抵达京师，朝廷上下一众官员前后拥观，前后持续了一个月后，这种热闹劲才平息下去。
当时，很多同僚都有感而发的争相作诗相赠，苏轼的诗作亦是作于此际。
不过，苏轼的诗中有一句“感君离合我心酸，此事今无古或闻”（《朱寿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写经求之五十年》），结合当下王荆公力荐李定为台官，李定曾经“不持母服”，台谏给舍（宋朝设立台谏制度） 皆论其不孝，不可大用。
在这个节骨眼上，苏轼的诗句一出，举朝哗然。
明眼人一看即知道，苏轼诗中冷嘲热讽的对象就是李定这厮。
李定不服母丧以求官，而朱寿昌正好相反，是弃官求母。苏轼此次借朱寿昌（曾出任过河中府通判）及“西河郡守”吴起这两个典故，辛辣地讽刺了李定以及王安石。
正是这一缘故，导致李定对苏轼怀恨在心，后来主谋制造了“乌台诗案”，几乎将苏轼置于死地，那是后话。
我们从现代职场角度而言，苏轼或许属于那种智商高但情商较低的工作人员。对于在自己事业的低谷期，不会隐而不发，还到处招惹是非。但转而又想，若苏轼真成了那样的人，后世的我们还会为之津津乐道吗？
过完年后的二月初一，在王安石的策划之下，朝廷颁发了贡举新制。
当时，王安石在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体制改革的同时，也非常关注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使用。这些主要是为变法造舆论，他共采取了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惟才用人这三个具体措施。
王安石废除了旧有的明经诸科，取消了诗赋、帖经、墨义等考试项目，转而以经义和策论为主要考试内容。
进士科的考试不再依赖诗赋，而是以经义为主。
科举考试分为四场进行：第一场考本经大义十道，第二场考兼经大义十道，第三场考试论一道，第四场考时务策三道。这种改革，使得考试更加注重考生的实际能力和儒家思想的运用。
王安石颁行了《三经新义》，对《周礼》、《诗经》、《尚书》进行了全新的阐述，并将其确立为经义考试的标准。并规定，自此以后的科举考试必须使用这些新经典作为考试内容。
改革后，进士科的名额还有所增加，共分为一甲到五甲五个等级，寄希望选拔更多的人才。
贡举新制的主要内容，说白了，就是今后考进士不再考陈词滥调的诗赋之作，贴经（科举时代的一种考试方式）与墨义（科举考试时令士子笔答经义）也都统统不再考了。
也就是说，今后的考试内容调整为：《诗经》 、《书经》 、《易经》 、《周礼》 、《礼记》 诸经，兼《论语》、《孟子》 之学，从这些书籍中考试士子们的大义，殿试时士子们须再作策论一道。
王安石的科举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的科举制度，使其更加注重考生的实际能力和儒家思想的运用。尽管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但科举改革的成果在后世大部分得以保留，对北宋以后的科举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为在王安石等人看来，这些东西才是最应该考试的干货。
颁布完新的科举制度，接着，朝廷上又敕令宫中各职能部门就此事上书自己的看法。旨在征求大家伙的意见，从表面看好像是很民主的做派！
可苏轼认为，朝廷不管如何取士，主要在于考察人的实际办事效果，而不是在于考试哪几类书籍的问题。假如朝廷没有一套考察士子办事能力的办法，那么即是在公卿侍从官中选择，也常常选不到优秀的人才。
他还认为，如果一定要选择优秀的人才，罢黜平庸无能之辈，吸收所有具备才干的人来为国效力，朝廷还不如把这个活儿交给下面诸路的职司官和勤政的知州去办理呢，那样才更能实事求是地为国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