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省试时梅圣俞作为考官，得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考卷，初觉像取材于《孟子》，但仔细又看，里面却有个典故引用皋陶说：杀之三（杀的理由有三个）。尧说：宥之三（宽宥的理由有三个）。
老梅事后翻阅了大量的典籍，也没有在任何书上找到这一典故。
等到放榜，老梅放下自己高贵的身段，用“不耻下问”的高姿态向苏轼请教道，“敢问阁下，这一典故取自何处呢？”
苏轼徐徐地说道：此乃晚辈想当然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以上古尧帝的品行，一定会这样说的。我个人认为，只要能够说明问题，所谓的典故何必都要追究其出处呢？
这些话，使得自诩见多识广的梅圣俞大为惊骇。
更为传奇的说法还有：欧阳修作为省试知举，苏轼考了个第二，当苏轼前往欧阳修处道谢时，欧阳永叔问，“皋陶说：杀之三。尧说：宥之三。”此说见于何典籍呀？
苏轼只得说，此说见于《三国志·孔融传注》。
而当欧阳修事后去翻阅此书时，仍未找到。
他日，欧阳修又见到苏轼时，苏轼只得说，三国时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孺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而皋陶与尧之事，我觉得也可以这样理解吧？
欧阳修归家后，大惊失色，说：苏子瞻真可谓善读书、善用书，将来他的文章必将独步天下啊！
后面这个段子虽然出自《诚斋诗话》（南宋杨万里撰），但耕文轩主人觉得多少会有点水分，不过为了说明苏轼的少年聪颖，还是录了出来。
仁宗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礼部考试，苏轼得了第二，后又以《春秋》对义，苏轼得了第一。
“对义”是旧时科举考试科目之一。是从儒家经籍中摘句为题，考生根据经义解题作文的一种考试形式。
三月初五，宋仁宗御临崇政殿，亲试礼部奏名的进士。殿试的考场在崇政殿的两庑。考场中整齐摆着一排排不足二尺高的小桌，桌后是方凳。
在北宋前期，考桌是唐制的几席，考生要屈膝就席，俯首据案，很不舒服。
当时，所谓符合人体工程力学的考桌恐怕没有引入，其实，宋人虽已习惯了坐椅子，但是直到南宋，才弃用几席，采用桌椅。
在那些符合伪人体工程力学的小桌上，均贴着考生的姓名，摆着御赐的笔墨纸砚，这些办公文具都是上好的贡品。考生考完后，是可以“顺”走的，算是官家的赏赐，也作为各自人生的一段纪念。
此外，还有一把用以改错字的小刀。因为试卷是特制的宣纸白摺，比一般宣纸厚得多，如果写错了字，可以用小刀刮去再写，否则是为“脏卷”，是要降等的。
殿试的考试时间是一整个白天，扣除午饭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考试期间为官家赐宴，菜品非常地道，完全是御厨的手艺，你懂的！但切不可贪一时口福吃得太饱，因为不准、也没时间遛弯，吃得太饱坐不下来；即使坐下来，也容易脑缺血，没法答卷！——这是考验士子们“舍与得”的大智慧呀！
此次殿试考题共有三道，一诗一赋一策论，分别以《鸾刀诗》、《民监赋》和《重巽申命论》为题。
无论是诗、赋还是策论，殿试文章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要歌功颂德的！还要看你是否倾向于时下当权者的政见，这是“立场路线、政治站位”问题，——组织路线非常重要！
先说诗：
《鸾刀诗》题出自《礼记》和《诗经》。
鸾刀是一种古代名刀。《礼记》：“割刀之用，鸾刀之贵，反本修古，不忘其初也。”《诗经》：“执其鸾刀，以启其毛，取其血筋。”
意思是说：有了锋利的割刀，祭祀时为什么我们为何还要采用古老的鸾刀呢？那是为了慎终追远、不忘先人的生活方式所承载的文化内在，这种怀旧的做法表达的是“礼在心”的诚敬。
其实，按照现代的高中生议论文的套路，仍是传承与发展的辩证范畴。传承，在古时候被认为是灵魂的皈依之路。唯有如此，才能废旧立新，才能生机勃勃。形式的背后，若缺少必要的内核，那很快就会演绎成复杂的枷锁，进而分崩离析。《鸾刀诗》乃是要以此义作诗。
再谈赋：
《民监赋》即是要弘扬民本思想：得民心者得天下！
例如，此次殿试状元章衡的《民监赋》开篇：“运启元圣，天临兆民，监行事以为戒，纳斯民于至纯。”宋仁宗赵祯读到“运启元圣”时，动容叹息曰：“此谓太祖。”读至“天临兆民”时，叹息曰：“此谓太宗。”读至“监行事以为戒”时，叹息曰：“此谓先帝。”至读“纳斯民于至纯”时，乃竦然拱手曰：“朕何敢当！”说完便一拍大腿道：“此赋虽不切题，然规模甚伟，自应作状元。”遂将章衡钦点为状元郎。
“别头试”得了第一的林希，自视甚高。“别头试”是唐宋科举中，有的考生与考官有亲故关系，为了避嫌，专门故作姿态另设的考试。
林希的《民监赋》破题一句：“天监不远，民心可知”，小林这句话本是想给执政者以警示，谁知这竟然让仁宗大为不悦。
虽说赵祯同志是难得的“仁君”，——你林希不好好说话！怪谁？……
最后是论：
《重巽申命论》，出自《易经》的“巽卦”“彖传”。
所谓“巽卦”的卦辞就是“重巽以申命，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本卦是同卦相叠（巽下巽上）。巽为风，两巽相重，有长风相随之象。其实表示顺伏之意，即“上下顺也”。
这个卦是同卦（下巽上巽）相叠，巽为风，两风相重，长风不绝，无孔不入，巽义为顺。谦逊的态度和行为可无往不利。巽卦是易经六十四卦第五十七卦。说白了，就是要帮封建统治者来劝导世人，一定要态度和顺，行为上要顺从听话，等等。
苏轼的试卷《民监赋》、《鸾刀诗》都已散佚，但《重巽申命论》现存苏轼的《文集》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一阅。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
六日后，放皇榜。这次殿试赐进士及第者章衡等262人，126人赐同出身。
进士，是我国封建社会科举殿试及第者之称，也是是科举考试的最高功名。及第，则指科举考试应试已经中选，用普通话说就是考上了。
苏轼苏辙兄弟也都进士及第了，章衡第一，苏轼第六，苏辙第十五。
及第后，新科进士们要同赴琼林宴。
琼林宴是为殿试后新科进士举行的宴会，始于宋代，为科举四宴之一。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以前，在琼林苑宴请新及第的进士，故该宴有“琼林宴”之称。政和二年以后，又改称“闻喜宴”。元、明、清三代，又称“恩荣宴”。
也就是在这次琼林宴上，苏轼与常州籍的同科进士蒋之奇、胡宗愈、单锡一见如故。从此也和蒋之奇成为好朋友，加上钱勰和王钦臣，被陆游称作“元佑四友”。
席间，蒋之奇详细给苏东坡讲述了常州地界的风物，介绍了家乡的风雅茶事，还邀请苏轼去游玩。苏轼本就爱茶，被蒋之奇一说，瞬间就对宜兴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让苏东坡大为震撼，当即与蒋之奇立下约定：致仕后，二人要比邻而居，与蒋之奇相约今后将卜居阳羡（今江苏无锡市代管县级市宜兴市）。
古时“卜居”之风盛行，唐时最为讲究。到了宋代，依然延续唐代卜居的风俗，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因为宋代依然是道教盛行的年代，上至天子，下到庶民，还有大量的官员故吏，文人墨客，在居所和丧葬的选择上，都非常重视。在卜居上，他们首先选择居住地域，然后再选择宅院道场，往往还会请来一些术士进行占卜，以确定吉凶，比如当时流行的《相宅经》就详细讲解了如何营建住宅的风水。
宋代还有着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许多文人并没有选择叶落归根，而是移居和丧葬在他乡。
宋代的卜居，虽然在宅院的营造和墓葬地的选择上，颇有慎重，所以在居住地的选择上，大多会选择风景优美之地作为居所。比如苏轼，他非常喜欢阳羡，曾往来多达十余次，以至于要卜居此地。
同榜进士蒋之奇，字颖叔，常州宜兴人，后来官至观文殿大学士。苏轼一生与蒋之奇关系密切。
苏轼在《次韵蒋颖叔》一诗有：“琼林花草闻前语，庵画西山指后期。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后来苏轼多次买田宜兴，都与蒋之奇有关。
蒋之奇的叔父蒋堂（希鲁公），是祥符五年（1012）进士，后官至礼部侍郎。蒋堂曾在苏轼老家眉州任过通判，当时苏轼的伯父苏涣刚举进士，蒋堂读了苏涣写的赋，大为称赏。苏涣为此写信谢之，没想到，二人由此结下奇缘。
坊间也有传闻说，蒋之奇善于钻营，早期对于当时欧阳修支持英宗父亲追封皇考的观点大拍马屁。欧阳修老爷子终于遇到知音，听着舒服，一高兴就极力推举蒋之奇做了监察御史。
谁知仅仅两三年以后，这个蒋之奇恩将仇报，竟然向朝堂上下爆出了一个“大瓜”——向宋神宗诬告欧阳修与儿媳通奸。
关于蒋之奇诬告的动机，据推测应该是蒋之奇当时已经投靠支持变法的新党，在王安石推行新法运动时，蒋之奇正任福建转运判官。当时各地推行免役法，搞得很乱，蒋之奇做得却是很有条理。甚至由于他的苦心经营，政绩一时广为传颂。朝廷也给他升了两级，加直龙图阁，升发运使。所以说，反对变法的主要人物欧阳修就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了。
宋神宗也不是白痴，当然不会相信这种天方夜谭的诬告，当然也不会做出“舍车保卒”的蠢事。最终的结果是蒋之奇弄巧成拙，被贬斥出京，终生因为这一污点被世人不齿。同样，欧阳修的声誉也因此大受影响，“文坛领袖”之光辉形象亦大打折扣，政治生涯也从此一蹶不振，再没有可圈可点之处了，几年之后也就郁郁而终。所以说蒋之奇是欧阳修的仇人，一点也不为过。这是后话。
宴席后，苏轼前去拜见了恩师欧阳修，又修书启谢过了欧阳修及梅挚、王珪、范镇、韩绛。欧阳修喜得才子苏轼，并有意将其培养为自己政治志向和文学改革上的接班人。听说这句话的人一开始只当是欧阳修的戏言而不信，当看到有苏以来，文风为之一变，后来才终于信服。而苏轼父子的文章，遂称颂于一时。
据传，关于欧阳修老先生对于苏轼的评价，从欧阳文忠公嘉佑二年（1057）写给梅圣俞的书信中便可窥见一斑：
今读苏轼的文章，不觉汗出，快哉！快哉也！老父应当避世，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
正是他觉得苏轼的文章清新畅达，不同俗流，便认定这是难得的人才。因此，他力排众议大力提拔苏轼，并向自己的好友梅圣俞举荐苏轼，于是便有了信中所说“出人头地”一词。
欧阳修作为一代文坛盟主，并且乐于奖掖后进，成就了文坛中一段佳话。
按下上述传闻不提，单表嘉佑二年（1057）丁酉进士科进士及第后，日后与苏轼有着交集或恩怨纠葛的同年们：
章衡，字子平，浦城（今属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人，历润州长史，通判湖州，直集贤院，盐铁判官等。苏轼在西湖的治理上章衡不仅有首倡之功，还有鼎力相助之劳。
曾巩（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今江西南丰）人。钱钟书：“在唐宋八大家中，曾巩的诗歌远比苏洵父子好，绝句的风致更比王安石有过之而无不及。”
曾布，字子宣，曾巩弟。
林希，福州人。
朱光庭，字公掞，偃师人。
蒋之奇，字颖叔，常州宜兴（今江苏无锡市代管县级市）人。官太常博士，后升为监察御史。
张琥，后改名璪，字邃明，滁州全椒（今安徽滁州市辖县）人。
郑雍，字公肃，襄邑（今河南商丘睢县）人。
章惇（音敦），字子厚，建宁军浦城（今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人。北宋中期政治家、改革家，银青光禄大夫章俞之子，官二代（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苏轼评。）
此外还有：叶温叟，林旦、晁端彦、邵迎、刁璹（音属）、苏舜举、程筠、傅才元、邓綄（音完）、萧世京、家定国、吴之上、王琦、陈侗、莫君陈、蔡元导、黄好谦、单锡、李惇、丁骘等人。
同知中有个叫晁端彦的。据苏轼几十年后回忆，当时苏氏父子尚寓居在京师开封的兴国寺浴室，美叔（晁端彦）即来见访。当时自报家门称，自己师从欧阳公很久了，公特令前来与你结交，欧阳公考诉自己你将来必定会因学问明世，就连他也要放你出一头地的。
有幸生在北宋——没有文人相轻，相反却都是文人相重的！
欧阳修、范仲淹、张方平等前辈文人对后来者倾力提携的美德可歌可泣，梅尧臣也不甘落后，在殿试放榜之后，老梅更是专门作诗赠给了曾巩与苏轼，勉励他们更上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