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炀帝的统治下的公元611年至617年间，全国多数区域已被农民起义的风暴所笼罩。起义军规模不一，数量众多，总数达百余支，参与者达百余万。这些起义军分布于全国各地，北起河北、山东一带，南至江淮地区，共同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抗隋朝统治的浪潮。其中，载入史册且可供查证的起义事件就有数十起。
公元611年王薄起义。王薄，山东邹平人，领导长白山首义，是隋末农民起义的先驱之一。其自称“知世郎”，并创作了《无向辽东浪死歌》：“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绵背裆。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这首诗歌一经传唱，便迅速在山东大地如流行歌曲般广泛传播。它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刻地表达了当时人民群众的苦难与思想情感，生动地反映了社会的矛盾和人民的反抗情绪。诗歌不仅表达了对封建统治的强烈不满和对自由生活的深切渴望，还充分展现了古代农民起义军的英勇与豪情，因而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
通过这首诗歌，王薄号召受苦受难的农民兄弟拒绝服从隋朝兵役，鼓励大家参加农民起义军。直接触及了民众的痛点，激发了封建统治之下民众的反抗情绪，为起义军提供了广泛的社会支持，这支起义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
这首招兵宣传战歌的出现，也代表着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军队伍的进步，已经知晓宣传策略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农民起义军在宣传策略上的创新，能够更有效地动员和组织民众。
王薄率领起义军转战于山东北部沿海一带，与其他起义军互相支援，共同抗隋。唐朝建立后，王薄宣布起义失败，随之投降唐朝，被任命为齐州总管，但在武德五年（622年）被潭州刺史李义满之侄李武意杀害。具体详情，我们后文再讲。
公元613年孟让起义。孟让在济阴(今山东曹县西北)起兵，称录事。“录事”在古代通常指的是官府中负责记录、缮写的小吏，孟让称自己的起义为“录事”可能是一种策略，用以吸引更多的民众加入起义队伍，或者是为了在起义中赋予自己某种合法性的象征。他曾与王薄联合，占据长白山（今山东省邹平县境内）为据点。
孟让的起义军一度发展到十余万人，后来又占据都梁宫（今江苏盱眙县东南），都梁宫是隋炀帝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在盱眙县都梁山上建造的一座行宫。根据史籍记载，隋炀帝为巡游江南，见盱眙（今江苏省淮安市西南部）山水之美，在南山之上筑离宫，以“都梁香草”中的“都梁”二字为名。
孟让后来率众南下，与隋朝江都郡丞王世充交战。在与王世充的交战中孟让战败，被迫向北转移，后来归附了瓦岗军，被任命为总管，封齐国（郡）公。
公元611年张金称起义。张金称在清河(今河北清河西)起兵，自称将军。张金称起义后，与隋军进行了多次战斗。他一度攻克了多个郡县，包括黎阳等重要地区，但由于轻敌，最终被隋将杨义臣（杨义臣，本姓尉迟，鲜卑族，代郡武川人，今内蒙古武川县）击败，在逃亡过程中被杨善会（杨善会，字敬仁，今陕西华阴人，是隋朝末年的一位杰出将领）俘获，并在清河被斩首。他的余部最终归附了窦建德起义军。
公元613年郭方预起义。郭方预在北海(今山东青州市)起兵，自称卢公。起义之初便迅速聚集了三万人的起义军，规模较大，曾攻克北海郡城，但最终被隋将张须陀击败。
张须陀，字果（565年～616年12月1日），弘农阌乡（今河南省灵宝市）人，祖籍南阳郡西鄂县（今河南省南召县）。张须陀最初跟随蜀王杨秀，授仪同三司（指其仪仗和俸禄与三公相同，享受与三公一样的待遇和仪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种高级官位）。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张须陀跟随大将军杨素平定叛乱，又拜为开府仪同三司（开府，指以自己的名义自置幕府与幕僚部属的行为，即有权在自己地盘设置自己的办公机构）。后转任齐郡丞（太守的副手，协助太守处理政务），开仓放粮，成为隋朝柱石大臣（同柱石之臣，比喻来源于古代建筑中的柱子，用来支撑房屋的结构，因此用来形容那些支撑国家的重要人物），在任齐郡通守（副太守）、河南道讨捕黜陟大使期间（道讨捕黜陟大使是在隋炀帝时期设立的，当时隋朝面临着严重的农民起义问题，需要强有力的官员来平定叛乱，负责当地军事和行政事务的重要官员），张须陀率军平定了多次农民起义，威振东夏。
张须陀是大唐名将秦琼和罗士信的上级兼老师，两人在他的麾下效力，很多军事和战斗技巧都是从张须陀身上学到的。张须陀也是历史上少有的忠臣名将，公元616年，张须陀兴兵攻打瓦岗军，但兵败战死。
公元613年郝孝德起义。郝孝德，在平原(今山东省平原县)聚众数万起兵反隋，活动于黄河以北地区。他曾与王薄、孙宣雅等起义部队联合，并占领章丘(今山东章丘北)。后为隋将张须陀所败，归附瓦岗军，会合徐世积，占黎阳仓，并被封为平原公。
公元613年孙宣雅起义。孙宣雅在起义于豆子航（今山东惠民境），聚众十万人，自称齐王。孙宣雅先后会合了王薄、郝孝德等起义部队，共同攻打章丘，并与张金称、高士达起义军合兵攻破黎阳仓，多次击败隋军，后被隋将张须陀击败，其下落不明。
公元613年格谦起义。格谦在豆子冈（今山东惠民县境）起兵反隋，自称燕王，这是隋末农民起义中的一次重要事件。起兵后，格谦迅速聚集了十余万人的起义军，自称燕王，并在队伍中实行了“等身制”，即将军和士兵的身份相同，只要有战功，士兵就可以成为将军，这一制度使得他的起义军战斗力较强。然而，起义军最终被隋朝将领杨义臣和王世充所击败，格谦也在战斗中被杀。
值得一提的是，格谦实行的“等身制”，在当今大城市的现代化公司企业也有采用，是一种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管理制度，“等身制”管理制度有助于激发员工的潜力、促进组织发展，增强员工归属感和培养多元化人才。
公元613年高开道起义。高开道是格谦的得力将领，其出身盐户，因生活困苦而投身起义军，后凭借勇猛善战逐渐崭露头角。格谦被杀后，高开道率残部逃至海边，重新招兵买马，攻占北平、渔阳等地，自称燕王，建立割据政权。
武德三年（620年），高开道归降唐朝，被封为蔚州总管、北平郡王，赐姓李氏。但不久后，他再次起兵反叛唐朝，与突厥勾结，侵扰唐朝边境地区。武德七年（624年），高开道管理层内部生变，被其部将张金树背叛，最终自杀身亡。
从上述农民起义可以看出，隋炀帝杨广不是一般的不得民心，而且这些起义军的规模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万，虽说隋朝的农民起义数量不是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最多的，但却是最为集中、持续时间比较长的，有些起义军甚至跨越了朝代，唐王朝建立后还存在好长时间。
而且这个时期的起义军首领自开始不是称王就是称帝，这是对隋炀帝杨广的政权表现出的极端不满和蔑视，可以说隋炀帝的暴政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除了上述影响力较大的起义外，还有一些称王称帝的起义军首领，我们不妨了解一下。
刘武周起兵马邑（今山西朔州），自称皇帝，后依附突厥，成为隋末北方的一大割据势力。
林士弘起兵豫章（今江西南昌），自称楚帝，建立楚国，一度控制了长江中游地区。
刘元进起兵晋安（今福建福州），自称皇帝，是隋末江南地区的重要起义领袖之一。
朱粲起兵南阳（今河南南阳），自号楚帝，其部队以残暴着称，后为唐朝所灭。
李子通起兵海陵（今江苏泰州），自号楚王，后投降唐朝，再次反叛被杀。
邵江海起兵岐州（今陕西凤翔），自号新平王，是隋末关陇地区的一支起义军。
薛举起兵金城（今甘肃兰州），自号西秦霸王，建立了短暂的西秦政权。郭子和起兵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自号永乐王，后归附唐朝。
窦建德起兵河间（今河北河间），自号长乐王，是隋末北方重要的农民起义领袖之一，后建立夏国。
汪华起兵新安（今浙江淳安），自号吴王，控制了江南部分地区。
杜伏威起兵淮南（今江苏扬州一带），自号吴王，是隋末南方的重要起义领袖之一。
李密起兵巩县（今河南巩义），自号魏公，后建立瓦岗军，成为隋末最大的农民起义军之一。
王德仁起兵邺城（今河北临漳），自号太公，是隋末河北地区的一支起义军。左才相起兵齐郡（今山东济南），自号博山公，是隋末山东地区的一支起义军。
罗艺起兵幽州（今北京一带），后归附唐朝，成为唐朝初期的重要将领。
左难当、冯盎、李义满等人也在不同的地区起兵反抗隋朝统治，自称帝王，且有相应的称号。在这个历史阶段，起义军首领称帝事件频发，这里不再一一罗列。《隋唐演义》和《大隋兴衰四十年》是对隋朝农民军起义记录比较详细的两本历史着作，感兴趣的读者朋友们可以找来深入了解一下。
因隋炀帝杨广南巡，不理朝政，统治力量空虚，这些起义军在同隋军的作战中,逐渐从分散走向联合，形成三支强大的起义军，即河南的瓦岗军，河北的窦建德军，江淮的杜伏威军。
除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还有许多不成气候的小股势力形成了土匪贼寇，在各地劫掠，骚扰民间，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更多的苦难。
而隋炀帝身边的阿谀奉承之徒，如被称为杨家奴的王世充、裴矩、宇文述、虞世基、郭衍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却故意隐瞒各地的揭竿起义之事和战况，不向隋炀帝报告实情。
正如内史侍郎虞世基，他很了解隋炀帝那骄奢淫逸、好大喜功且刚愎自用的性格特点，尤其对有关农民起义的坏消息更是深恶痛绝。于是，每当有战线将领或是地方郡县的官员心急如焚地前来禀报战况失利并紧急请求支援之时，虞世基总会不动声色地将这些报告暗中加以压制或者干脆大幅削减其中关键信息。
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向隋炀帝进言，轻描淡写地说道：“启禀陛下，此等无非是些许鸡鸣狗盗之徒罢了，那些郡县的官吏们已然全力展开追捕行动，相信用不了多久便能将其一举剿灭干净，恳请陛下无需为此劳神费心啊！”
隋炀帝听后，竟觉得虞世基所言甚是有理，不仅对他的话深信不疑，甚至有时候还会大发雷霆，严厉斥责那些如实前来报告军情的使者，怒斥他们信口胡诌、妖言惑众。就这样，由于虞世基的瞒天过海之计屡屡得逞，隋炀帝始终被蒙在鼓里，对于国内日益猖獗的盗贼之乱一无所知。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盗贼势力愈发壮大，犹如燎原之火迅速蔓延开来。众多郡县纷纷沦陷于盗贼之手，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但这一切都未能传入隋炀帝的耳中。
再说上面我们提到过的隋将杨义臣，智勇双全、威名远扬。他率领着精锐之师，与河北地区的数十万贼兵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战场上，金戈铁马，喊杀声震耳欲聋。杨义臣身先士卒，指挥若定，麾下将士们更是奋勇杀敌，锐不可当。经过一番激烈鏖战，最终杨义臣大获全胜，成功地击败了这群穷凶极恶的贼寇，并将其中不少人收归己用。
随后，杨义臣派遣驿卒快马加鞭，将此次辉煌的战果详细地上奏给了身在京城的皇帝。隋炀帝得知这个消息后，不禁大吃一惊，长长地叹息一声说道：“朕先前竟然不知这贼势已然如此严重，杨义臣所降服的贼人怎会如此之多啊！”
一旁的大臣虞世基见状，赶忙上前一步，拱手作揖道：“陛下息怒，虽说这些小贼数量众多，但终究只是乌合之众，成不了什么气候。然而如今杨义臣大破贼军之后，手中掌握着重兵，且长期在外统兵作战，此乃最为不妥之处啊。”
隋炀帝听了虞世基这番话，心中暗自思忖片刻，觉得甚有道理。他担心杨义臣拥兵自重，日后可能会生出祸端来。于是当即下令，火速召回杨义臣，同时还下令解散其所属军队。接到圣旨后的杨义臣虽心有不甘，但也只能无奈遵旨行事。就这样，原本已经被打压下去的起义军失去了强大的对手，趁势又重新崛起，再度变得猖獗起来。
长期逗留在江都的隋炀帝，还在整日沉迷于女色和享乐之中。他建造了豪华的迷楼，广纳吴地之吴娃（指江南美女），专门用来享乐，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醉生梦死，完全不顾国家大事和百姓疾苦。
正如那时船夫的哀唱：“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今我挽龙舟，又阻隋堤道。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校。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草。悲损门内妻，望断吾家老。安得义男儿，焚此无主尸。引其孤魂回，负其白骨归！”（出自唐代诗人褚载的《吊古战道》）。
迷楼是隋炀帝时期所建离宫别馆的一部分。离宫别馆旧指正宫之外供帝王出巡时居住的宫室，主要用于帝王的游猎、休闲，同时也是处理政务的政治中心，还涉及宗教、军事等活动。
到了隋炀帝杨广这里，离别公馆却变成了供其极尽享乐之事的地方。楼阁上下，轩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栏朱柱，互相连属，回环四合，曲屋自通。步入迷楼，令人意乱神迷，不知所在。隋炀帝在其中沉迷于享乐，不理政事，满耳笙歌满眼花，满楼珠翠胜吴娃。
迷楼以其错综复杂的结构、精美的装饰和无尽的奢华令人叹为观止。隋炀帝在这座豪华建筑上倾注了无数的心血和财富，试图通过它来展现自己的权力和地位。然而，正是这种过度的奢华和放纵，为隋朝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从建筑艺术的角度来看，迷楼无疑是一座杰作。它巧妙地融合了当时的建筑技术和艺术理念，展现了古代工匠们的智慧和才华。每一处雕刻、每一幅壁画都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成为了永恒的艺术瑰宝。
然而，迷楼的背后意义却远不止于此。它更是隋炀帝个人悲剧的写照。这座建筑见证了他从权力的巅峰跌落至谷底的过程，也见证了他从一个想要励精图治的君主沦为暴君的悲剧性转变。隋炀帝在迷楼中度过了无数个日夜，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忽视了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
此外，迷楼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奢靡风气。在隋炀帝的引领下，整个社会都陷入了一种盲目追求奢华和享乐的氛围中。唐代诗人李商隐在《隋宫》一诗写到：“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这种风气不仅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和矛盾，也为隋朝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迷楼不仅是隋炀帝个人享乐、奢华统治的象征，也是隋朝奢侈之风的体现，更是他个人悲剧的缩影。它的存在加速了隋朝的灭亡，成为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符号，代表着这个朝代统治者的荒淫无道的终结。可谓是“君不见秦皇爱阿房，死葬骊山侧。炀帝爱迷楼，死葬迷楼北。”
值得一提的是，隋炀帝修建的迷楼不仅是一个淫乐场所，其中还悬挂了大量的春宫图。春宫图在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历史，起源于汉朝，最初用于性教育的媒介，后来逐渐演变成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明清时期，春宫画尤为流行，成为文人雅士欣赏和收藏的对象。
在中国古代，春宫图最初作为性教育的媒介，用于传授性知识和技巧。此外，它还常被用作避火图、护书或嫁妆画等，反映了古代社会的性文化和风俗。春宫图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其存在和流传反映了人类对性、爱情和美的追求，同时也折射出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探讨这一主题时，我们应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同时也要遵守社会道德和法律法规，避免不适宜的内容传播。
迷楼在隋炀帝时期建成后，历经多次战火和自然灾害，最终毁于大火，有诗云：“迷楼今不见，禾黍遍丘墟。”但迷楼独特的建筑风格和深刻的历史内涵，成为了后人研究和反思的重要对象。至于迷楼和吴娃，虽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隋炀帝的个人生活荒淫无度，但并不能成为导致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这些因素更多地是加剧了隋朝统治的危机，而非根本原因。
因此，我们应该从更广泛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角度来审视隋炀帝的灭亡。同时，也要认识到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和多因素性，避免简单地将历史事件的真相归因于单一因素。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铭记历史，珍惜当下，避免发生迷楼、吴娃之祸端。
时任治书侍御史（负责弹劾的各类案件与事务的官员）韦云起看到奸臣当道，心中着实为朝廷着急。于是，瞅准时机，在好不容易才凑成的一次早朝上，神情严肃地呈上奏折。
随后义愤填膺地弹劾道：“皇上，虞世基以及御史大夫裴蕴身负重任，位高权重，掌控着朝内朝外的诸多事务。然而，当四方边境纷纷传来紧急军情时，他们竟然隐匿不报，对朝廷隐瞒实情！事实上，贼人的数量极为庞大，可他们在上呈给陛下的奏章中，刻意裁减相关言辞，轻描淡写地描述贼人的规模。正因如此，陛下误信了他们所呈报的虚假信息，以为贼人数量稀少，于是派遣出征的兵力严重不足。这直接导致敌我双方力量悬殊过大，官军每次前去征讨都以失败告终。长此以往，不仅官军屡屡受挫，士气低落，更让贼党的势力得以日渐滋长蔓延。微臣恳请陛下将世基和裴蕴二人交由相关部门彻查审讯，依法追究其应负之罪责！”
就在此时，大理卿郑善果站出来上奏反驳道：“韦云起此举实乃诬陷朝中名臣，他所说的话毫无根据，纯属子虚乌有。他这般行径绝非出于对朝政的公正批评，而是妄图借题发挥，树立自己的权威，肆意作威作福罢了。”
由于郑善果的这番言论，最终韦云起遭到贬谪，官职从治书侍御史被贬为大理司直（负责刑狱案件的审理和监督的官职）。
经此事件，朝廷大臣们皆暗自揣度。大家都是明白人，不少人看出了杨广此时已听不得逆耳忠言，更加刚愎自用。杨广此举，无疑是堵塞了忠臣进谏之路。那些原本还想着为国为民直言的官员，此刻也纷纷闭紧嘴巴，生怕步了韦云起的后尘。
隋朝的朝堂之上开始弥漫着一股腐朽之气。民间百姓亦有所耳闻，人心惶惶，对朝廷的信任逐渐瓦解。而杨广对此毫无察觉，依旧花天酒地，骄奢淫逸，终日沉浸在吴娃的温柔乡中，依旧我行我素，做出种种劳民伤财之，。
隋朝的统治根基，仿佛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只待一场风暴来袭，便会轰然倒塌。那么，这个末路王朝究竟是在等待谁来拯救，还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被新的势力所替代？我们下章将继续接着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