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跟戴姥爷一样整日看起来不开心的，还有洋洋姐。有时候我去后楼的餐厅部找她玩，可她总是摇摇头，迷离的眼神里有着说不出的忧郁。自从她的爸爸吴建东去了深圳，洋洋姐就没怎么再笑过了。她沉静忧郁得根本不像个小朋友。
那时的我，尚不理解经济发展遇到瓶颈之类的巨大话题，也不理解洋洋姐的爸爸吴建东为什么要辞职下海去到那么遥远的南方，更不理解我从电视剧里鹦鹉学舌学会的‘离婚’这个词代表着一个家庭怎样的分崩离析。我自然无法理解生活中所接触到的这一老一小两个人为什么都不开心。1993年的两会热闹而忙碌，于我而言可是比过年还要好玩的时期呀！毕竟过年只能跟家里人吃吃喝喝，而在这里有如此多的代表们，他们不仅有闲心拿各种零食水果逗我玩，更会把诸如bp机、大哥大之类好玩的‘玩具’放到我手里借我摆弄。
而看看我周围其他的人，有什么可不开心的呢：我妈妈在升职，我爸爸赚得越来越多；我舅舅正在国外读书，他以后可能大有可为；阿明舅舅的生意不费吹灰之力般越做越大…似乎所有人都鲜花着锦，整个世界都好得如同烈火烹油。我理所当然的认为人生就是一个自然上升的过程，从来没想过事物的一升一降犹如波浪，将永远反复拍打着所有的人生。
大白天时，妈妈和招待所我的那些阿姨们最忙，任由我自己玩耍。那时大量代表都住在市政府招待所，哪怕他们的家其实并不远。于他们而言，这是一个社交和打听消息的好机会；而于我而言，这就是我水果和零食的盛宴季。代表们的房间门大多开着，招待所的走廊里挤满了各种各样西装革履的人，他们忙着交谈，忙着握手，忙着互相夸奖。每一间客房的桌子上都有一大盘摆满了水果和零食的果盘，我往往采用扫楼的方式，一层一层地走，有的大人看到这么可爱的我，就会把我抱起来夸一番，然后进屋给我抓一大堆好吃的塞到我的手里或我衣服的口袋里。当手里和兜里都满了的时候，我就会走到这一层的服务台后面，专心致志吃一会儿，然后再继续扫楼。
因为如此走走停停，扫遍每一层走廊我往往需要大半天的时间。
那年的两会期间，在招待所的嘈杂中，我频繁地听见大人们都在讨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股份制这两个词，在当时，我还并不清楚它们具体是什么意思。就如同每年大家在两会期间在招待所讨论的话题那样，几个月以后，这两个词就出现在了新闻报道里。与我一样听不懂这些词的还有阿明舅舅，他总对我说：“小美璟，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要像我一样读书少，吃亏啊。”当时我一点都不理解他的这种说法，明明在我认识的人里面，阿明舅舅似乎是最有钱的。虽然在很久之后我理解了他的说法，但他也依然是我小时候认识的那帮人里相对更有钱的。
1993年，发生了一些当时看来只是有些新鲜，现在回过头看却很有分水岭意味的事件。燕东市在1993年的3月正式设立了第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这里可以看作火连寨那个开发合作村的大号升级版；1993年7月，位于火车站斜对面的商业大厦改组为股份制，它从国营公司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家现代化的企业；1993年9月，燕东市第一家股份制银行燕东城市信用社成立，那之后，大大小小的城市信用社如同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而把时间轴调回到1993年的两会期间，那是我最初认识金启璋金姥爷的时候。
那天，我还是在客房部的休息室自己玩。玩着玩着我突然就又想吃戴姥爷房间里那些稀奇古怪的水果了，于是我凭着记忆找去他的房间。我敲门，门开了，开门的却是另一个老头，他比戴姥爷还老，头发几乎都已经白了。很显然，我找错了房间，错把金启璋的套房当作了戴市长在两会期间午休用的套房。
这个老头开门后低头看到我，很诧异，问我：“你找谁？”
我说：“我找戴姥爷。”
老头说：“这里没有戴姥爷。我姓金，你可以叫我金姥爷，反正我的岁数足够做你姥爷了。”
我说：“我不信，戴姥爷就在这。”
老头的倔强劲儿上来了，说：“那你找吧！”
我就真的歪歪扭扭走进了他的套房，去到他套房的厅里一看，嚯，可真豪华！我边走，边自己嘟囔着：“罗汉椅，太师椅，汝窑，龙泉窑，毛笔，宣纸.....”
金启璋这时把套房的门大开着以方便大人过来找我，然后跟在我身后问：“你知道罗汉椅？还知道汝窑？”
我说：“姥爷教的。”
金启璋来了兴致，问我：“你还知道什么？”
我指了指他的一堆闲章和装着印泥的青花瓷扁盒说：“盖戳。”
金启璋又指着他那罗汉椅和太师椅问：“它们是什么做的？”
我说：“木头。”
金启璋问：“什么木头？”
我说：“金丝楠木。姥爷家有。”......
九十年代初期，燕东已经有拍花子拐卖妇女儿童的事了，我妈忙完去客房部休息室准备带我吃饭的时候，却发现我不见了，可以想象得到她有多么害怕！她焦急地满楼上下找我，终于在老金头的房间找到了我。这时，我已经在金启璋的书桌上玩了好一会儿了。
我妈给金启璋赔礼道歉，他却告诉我妈，我可能有国画天赋，答应可以向我妈介绍了个小有名气的画家，给我当老师。我糊里糊涂的学画生涯就那么开始了。金启璋给我介绍的老师专教大写意山水。而从那时起，大写意山水我画到了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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