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字怀英，号祁溪，生于公元630年，卒于公元700年，乃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小店区）人士。其出身官宦世家，自幼便刻苦向学，心无旁骛，潜心钻研学问。后以明经之才及第，开启仕途，历任汴州判佐、度支郎中、复州刺史、洛州司马等要职，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才能。
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九月，狄公荣升宰相之位。然而，仅四个月后，他便遭酷吏来俊臣诬陷，以谋反之罪被夺职下狱，贬为彭泽县令。在营州之乱的风波中，他得以重获起复之机。神功元年（公元697年），狄仁杰再度被拜为宰相。在任期间，他力谏武则天停止远征拓疆的计划，主张国家应将主要精力置于整顿内政、增强国力之上。他的睿智见解，深得武则天及朝中重臣魏元忠等有识之士的认同与赞赏。
为了匡扶唐室，狄仁杰不惜冒险进谏，以坚定的信念和卓越的智慧，最终促使武则天下定决心，召回庐陵王李显，并立其为太子。圣历二年（公元699年），狄公晋升为内史。然而，圣历三年（公元700年）九月，这位一代名相因病离世，长眠于白马寺东南侧。
狄仁杰一生，刚直不阿，清正廉洁，知人善任，为唐王朝举荐了众多德才兼备的良臣，政绩斐然。他因此被朝野上下公认为“唐祚送俊之臣”，享有“北斗之南一人而已”的崇高赞誉。特别是在武则天执政时期，他以不畏权势、直言力谏的胆识与风采，成为了一代名相，永载史册，为后人所敬仰。
踏入仕途
狄仁杰年轻时，满怀壮志地参加科举考试，以明经之才脱颖而出，成功及第，初授汴州判佐之职。不久后，他得到了河南道黜陟使阎立本的高度赏识与推荐，于是升任并州都督府法曹，开启了他辉煌的政治生涯。
仪凤三年，狄仁杰以其卓越的才能和不懈的努力，荣任朝散大夫行度支员外郎，开始在朝廷中展现其杰出的政治智慧。在仪凤年间，狄仁杰的仕途再进了一步，升任大理寺丞。在这个职位上，他以非凡的断案才能和公正无私的态度，在短短一年内，高效地判决了大量积压案件，涉及人数多达一万七千之众，然而却无一人提出冤诉。他的卓越表现，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广泛赞誉，随后他又改任侍御史，继续在朝堂之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调露元年（公元679年），狄仁杰的才华再次得到了朝廷的认可，改任度支郎中，并加授朝散大夫之衔。他随唐高宗巡幸至汾阳宫（位于今山西忻州宁武县），并充任知顿使，负责安排和管理巡幸事宜，展现出了他出色的组织才能和细致入微的工作态度。这一系列的升迁与任命，不仅见证了狄仁杰个人能力的不断提升，也为他日后成为一代名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累职拜相
垂拱二年（公元686年），狄仁杰被外放到了宁州担任刺史。在任期间，他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和仁爱之心，妥善处理当地的民族关系，深受百姓的爱戴与敬仰。为了颂扬他的德政，宁州百姓自发地立碑勒石，将其功绩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当时，御史郭翰正巡察陇右地区，弹劾了大批州县官吏。然而，当他来到宁州境内时，却不断听到百姓对刺史狄仁杰的称颂之声。深受感动的郭翰，决定向朝廷推荐这位深受民心的好官。不久后，狄仁杰便得到了朝廷的征召，被拜为冬官侍郎。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狄仁杰又充任江南巡抚使。他发现江南之地遍布淫祠，这些民间自行设立、不在祀典的祠庙不仅浪费资源，还可能滋生迷信。于是，他果断奏知了朝廷，请求予以整治。经过他的努力，江南地区共焚毁淫祠一千七百余所，仅留下供奉夏禹、太伯、季札、伍员的四所祠庙，此举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和百姓的拥护。不久之后，狄仁杰改任文昌右丞，并于同年九月出任了豫州刺史。
然而，在豫州任上，狄仁杰遭遇了越王李贞的起兵反抗。宰相张光辅率军讨平叛乱后，却纵容部将大肆勒索。面对这种不公，狄仁杰毫不畏惧，一概不予听从，还正言斥责张光辅的罪行，甚至直言其罪甚于李贞。张光辅对此怀恨在心，回朝以后便弹劾狄仁杰出言不逊、侮辱宰相。因此，狄仁杰被贬为了复州刺史。
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唐朝为周，史称武周。第二年九月，狄仁杰的命运终于迎来了转机，他由洛州司马升任地官侍郎，代理尚书事务，并加授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成为宰相之尊。武则天对他说道：“你在汝南为官时有良好的政绩，但却有人在中伤你，你可想知道是谁吗？”
狄仁杰以宽广的胸怀和深邃的智慧回答道：“如果陛下认为臣做错了，臣当改过；如果陛下明白臣并无过错，这是臣的幸运。臣不想知道中伤我的人是谁，还会把他视为我的朋友。”
他的这番话，不仅让武则天大为叹服，也展现了狄仁杰作为一代名相的非凡的气度和政治智慧。狄仁杰的这一段经历，充满了曲折与坎坷，但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和原则，以公正无私的态度处理政务，赢得了百姓的尊敬和朝廷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