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京城秋意初现，而潇湘政坛的空气却依旧燥热。
大夏上层调研组离开已近两周，星城市改革试点风波因李一凡一系列“制度反守为攻”措施暂告平息，但一份未公开的内部报告，悄然穿过重重行政系统，落入中组部与政策研究室的案头。
那是一份由潇湘省委书记赵建国亲自挂名提交的**《关于星城市制度治理路径试点的阶段性建议报告》**。
报告内容分三部分：
1. 试点背景与操作结构：包括星城市政企合作平台架构、政策公开机制、资金透明路径等；
2. 风险识别与防控措施：承认初期制度边界模糊、社会资本敏感，但强调整改迅速、公开程度全国领先；
3. 推广建议与制度总结：提出将星城市试点分级转化为“区域制度模型”，供中西部省份类城市按需参考。
报告中并未出现李一凡的名字，但通篇内容都与他主导的改革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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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夏中组部政策干部司副司长王缙一字一句读完报告，合上文件，表情沉思良久。
他的办公室没有任何花哨装饰，墙上只挂着一句话：
“干部考察，重在政德、重在政绩、重在风险控制能力。”
他拨通了一个电话：“帮我查一下星城市市委书记近五年的履历、政务风险记录和社会舆情反馈。”
“另外，调一份去年那场匿名举报风波后的内部结案材料。”
很快，一份“重点地方干部观察档案”出现在他桌上。上面赫然标注：
李一凡，1975年生，原星城市市长、现任潇湘省委副书记、星城市委书记；政策推动力强，曾主导高新科技产业带规划、“政务透明平台”等改革试点，风险识别与应对机制敏感度较高。
王缙轻轻点头，低声自语：“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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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潇湘省委办公厅某会议室内，一场仅限于组织部内务处参加的闭门研判会正在进行。
会议主持人，是省委组织部部长许宏志。
“今天这会，只有一个议题——中央是否会采纳我们这次制度报告，如果采纳，那么下一步我们该如何在组织系统中提前部署？”
有干部低声问：“部长，是否可以理解为——这是李一凡同志‘试图走入大夏中央体系’的前奏？”
许宏志笑了笑：“你们都误会了。”
“组织系统没有谁试图进入谁，只有是否具备承担更大格局责任的能力。”
“中央关心的，从来不是某个人升没升，而是这项制度能不能推广、可不可复制、推广后会不会出事。”
“而星城市，刚好提供了一个‘可治理、可应对、能复盘’的样板。”
“这就是报告的价值。”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
“我们不能等中央发文再行动，现在要做的，是制度成果组织化。”
“先拟一批干部调研名单，将参与星城市改革项目的一批副职干部推上中层平台，检验制度推动力是否可延伸。”
“同时，在岳阳、衡阳两地设置‘星改机制观察试点’，原始班底予以适度交叉任用。”
一位组织部处长悄声问：“李一凡同志那边……要不要考虑结构调整？”
许宏志摇头：“不动。他已经在核心了。”
“这时候动，就是制造动荡。”
“我们的目标，是让他稳在那个位置，同时让他影响力超出那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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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省委另一边的走廊内，唐志衡的秘书也刚拿到消息。
“省里似乎在组织系统推进星城市制度班底的流动调研了。”
唐志衡正在翻报纸，听完这句话，停顿了一下：“是时候了。”
秘书迟疑：“我们要反应吗？”
唐志衡冷冷一笑：“我们不反应，但要记录。”
“你记住一句话——当组织系统不谈干部能力，而开始谈干部系统价值时，说明有人要被架起来了。”
“而一旦被架起来，摔下来就不是自己摔，是系统摔。”
他站起身，走向窗前：
“你盯紧衡阳和岳阳的试点，我不信他们真的能‘复制一个李一凡’出来。”
“真正的问题，不在制度能不能复制，而在——有没有第二个他能扛得住这么多政治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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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星城市委改革办公室正在筹备一次闭门研讨会，主题是：
“制度在组织中的持续作用力与失效边界研究”
李一凡坐在会议室角落，没有发言，只听副主任汇报调研提纲。
直到最后，他才缓缓开口：
“制度不是因人而兴，也不能因人而衰。”
“我们现在做的，是确保‘没有我’的星城市，依然能用同一套规则、同一套公开系统、同一种干部机制去运行。”
“如果我们成功，那我离不离开星城，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会议室一片沉默。
王志明私下对陈晓峰感慨：“书记是真的在‘自我抽离’。”
“这不是在巩固权力，是在铺设制度生根的根基。”
陈晓峰点头：“也可能是他早就知道，这片土地终究要留给下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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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大夏社》内参专报内页出现一段简短评语：
“星城市制度模型报告具备现实观测意义，其路径设计虽尚不成熟，但为中部地区地方治理创新提供可分析基础，建议维持持续观察。”
没有红头批示，没有专线肯定，但在体制内，这种“建议观察”的用词——就是绿灯。
赵建国在省委办公厅读完这句话，淡淡一笑：
“局势，开始往前走了。”
而他知道，从这一刻起，真正的争夺，不是名声，不是成绩，而是：
下一步，谁能用制度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