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是廉梦妍被害的第九天，也是“二七” 的第二天。廉梦妍几天前已经出殡，家中客堂里搭建的灵堂已经撤掉，帮忙的亲友在客堂辟出一角，设了一个类似佛龛的供台，在墙上挂了廉梦妍的大幅彩色遗像，遗像前的供桌上供奉着水果以及廉梦妍生前喜爱的零食糕点，桌前置一春凳(江南地区一种长方形类似条几的木质家具，可作凳子，也可作茶几)，上面摆放香炉、烛台。这是沪上对亡者最隆重的悼念方式，按照习俗，这种方式一旦启动，那就要持续到七七四十九天“断七”为止，每天必须定时燃、熄香烛，更换供品；逢七正日，还须有新烹饪的菜肴和酒水。
这天不是正日，而且已经晚上9点了，但雷理娟还未休息，由一个娘家女亲戚陪着，坐在供台前轻声说话。
雷理娟见侦查员这么晚登门，而且一下子来了三个，以为案子已经破获了，赶紧迎上前去， 一边招呼“请坐”，一边用殷切的目光看着张伯仁--她以年龄给警员排座次，以为老张是三人中的领导。老张也不解释，开门见山道明来意: “我们是来了解廉梦妍信奉佛教的情况的。”
雷理娟先是失望，继而又燃起了一丝希望: 警察特地为这事来找我，一定是发现了什么线索。于是清理了一下思绪，讲起廉梦妍与佛教结缘的过程--
雷氏家族世代笃信佛教，雷理娟自不例外， 打自懂事起就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可女儿廉梦妍不同，自小就讨厌母亲诵经念佛，而且从不敢正视墙上挂着的善萨画像，对家里供奉的那尊雷理娟从娘家陪嫁过来的出自名匠之手的铁木镌雕观音坐像，更是厌恶加畏惧的态度。三岁那年农历尘封档案
四月初八“浴佛节”(释泇摩尼的生日)、趁大人忙于晾晒物品不注意，廉梦妍撕毁了一张拿出来晾晒的如来画像，因而受到了此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体罚。这在她心里留下了阴影，对有关菩萨的一切更是避之唯恐不及。渐渐长大后，那份恐惧感淡化了、她知道菩萨不过是泥胎，不会对她造成什么伤害。不过，亲近肯定是亲近不起来的。为了免受皮肉之苦，也不让母亲生气，最好的办法就是跟菩萨保持距离。
女儿的心态，雷理娟自然看得明白，但也不好勉强，只能默许了女儿的选择。原以为女儿这辈子也不会跟佛祖有什么关系了，不料，1947 年初，没有任何预兆，廉梦妍对佛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那时，廉梦妍已经考上了江苏省卫生学校， 在镇江上学。1月份学校放寒假，廉梦妍晚了三天回沪，而且是晚上7点才到家的。雷理娟自是要问问原因。廉梦妍的说法是:一位家在江西南昌的同寝室女生突患急性阑尾炎，送医院动了手术。学校给她南昌家里发了电报，但坐火车从南昌到镇江须先绕道杭州，从杭州到上海，再从上海到镇江，家长即使立刻动身，到达时也是两天以后了。如此，这位女生手术后的头两天就无人陪护。廉梦妍既是班级的生活委员，又是学生会干事，留下照料这位同学当仁不让。班级里一共有三名女同学自愿留下轮流陪护，直到该女生的家长抵达才各自收拾行李回家。
廉梦妍回家后的第三天是农历腊月十五，每逢初一、十五，雷理娟必定要去龙华寺烧香拜佛。头天雷理娟去医院上班前特地关照女儿，烧晚饭时必须把镬子锅子用碱水洗涮干净，不能带一丁点儿荤菜味儿，而且，晚饭上桌的必须全是素菜，不可有任何荤菜，连鸡蛋都不行。以往雷理娟也是这样吩咐女儿的，廉梦妍嘴上答应，但情绪明显抵触，做事更是敷衍。可这次女儿的表现却让雷理娟大吃一惊，廉梦妍竟然问:“妈妈， 我可以跟您一起去庙里烧香吗？”
一瞬间，雷理娟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定定神，不由大喜过望，甚至激动得热泪盈眶:“梦妍啊，你终于信菩萨啦！妈妈太开心了！”
从这天起，廉梦妍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只是雷理娟未曾探究女儿发生如此巨大转变的原因，只道是自己心诚所至，感动菩萨点化了女儿。
此刻，经侦查员这么一问，雷理娟才意识到女儿的转变确实有些突然:“同志，莫非我女儿遇害跟她信菩萨有关系？”
裴云飞说:“这个，我们还在调查。雷女士， 请你再回想一下，廉梦妍还有没有其他反常之举？”
雷理娟竭力回忆，始终不得要领。张伯仁在旁边提示:“廉梦妍是否收到过什么人的信件， 或者，有没有人经常打来传呼电话找她？”
雷理娟回忆，女儿每月都会收到几封平信。 她们母女俩的班头是错开的，有时邮差送信时女儿在上班，是她代收的。她当然不会私拆女儿的信件，但总要看看邮寄人的落款，印象中都是固定的那几个人，看地址，应该是女儿在江苏卫校的同学:一个姓桑，是镇江的；一个姓莫，是杭州的；一个姓贾，每次寄信落款都留全名，叫贾淑贞，南京的，她的字特别娟秀；还有一个姓段，南昌的，就是患阑尾炎的那个。从笔迹看， 应该都出自女生之手。
裴云飞问:“这些信还在吗？”
“昨天是‘二七'头一天，给她烧衣物，先烧的就是那些信…”见裴云飞面露失望之色， 雷理娟又补充，“但也可能有些信是寄到她供职的仁济医院的，她没有带回家。”
次日上午，三侦查员前往山东路仁济医院。 医院方面已经把廉梦妍生前所有的私人物品收拢到一个纸板箱里封存，外面还贴了盖着公章的封条。侦查员让保卫科工作人员把箱子打开，一番检查，未见信件。于是，转身去了门卫室。
门卫彭伯年近六旬，三十年前从山东逃荒来沪，因为会点儿拳脚，被仁济医院聘为门卫，一直干到现在。彭伯至今未娶妻室，光棍儿一条， 以门卫室为家。侦查员跟彭伯聊下来，得知廉梦妍生前确实有信件寄来医院，一般每月有三四封，都是平信，今年开始减少为一封，4月份还 引住了。 没收到过。
侦查员问彭伯是否识字，彭伯说:“少年时在家乡上过一年多私塾，略微识得一些，要不这医院门卫还干不了呢，因为门卫的职责之一就是分发信报嘛。”
“廉梦妍收到的那些信是一个人寄来的还是几个人寄来的？”
彭伯想了想:“寄给廉小姐的信好像不写落款，只留两个字:内详。”
侦查员心里一凉，又追问一句:“留心过邮戳吗？”
彭伯说这个倒从来不曾留心过。仁济医院每天都要收到几十封信函，多时上百，多是有医药业务往来的商家、医生护士的亲友同窗以及住院病人的亲朋好友从各地寄来的，他只顾分发，不可能去留意信封上盖着哪里的邮戳。
侦查员大失所望，这时彭伯突然想起一个细节:“说到信封，我想起去年1月的一件事。那是元旦次日，廉小姐一封信上的邮票被外科奚医生剪去了，她跟人家大吵了一场，还惊动了院长，说这是奚医生的错，让奚医生给廉小姐道歉方才平息。”
侦查员觉得似乎有戏，欲闻详情，彭伯却说不上来，那就找那位奚医生聊聊吧。
奚医生是个二十七八岁的白面书生，医科大学毕业后来仁济医院当了一名外科医生。他的爱好除了医学本业，就是集邮，那是他读初中时就培养起来的。然后就说到跟廉梦妍的那次纠纷了。
去年元旦，轮到奚医生值班。午前，接到彭伯从门卫室打来的内线电话，说奚医生您有一包印刷品，估计是图书，好几本呐，沉甸甸的，午饭后您来取一下。饭后他去取时，彭伯又交给他一封平信，说这是你们外科护士廉小姐的，麻烦给她捎去。那天是假日，廉梦妍没来上班。护士有共用的护士室，但没给配备专用办公桌，奚医生不可能像给其他同事捎带信件那样，往人家办公桌的玻璃台板下面一压就行了，只好先给她保存着。正要放进抽斗，忽然被信封上的邮票给吸引住了。
那是1952年7月7日发行的抗日战争十五周年纪念邮票，由孙传哲设计，一套四枚，图案分别是“卢沟桥风云”、“平型关大捷”、“欢送新四军抗日”、“毛泽东和朱德策划反攻”，均是八百元(此系旧版人民币，与1955年发行的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为:1,下同)面值。 廉梦妍这封信上的是其中的第三枚。
那时民间集邮还未被当作“邮政文化”来看待，只是老百姓的一种“玩玩”，就像集烟标、火花(火柴盒图案)、糖纸一样，不像后来那样有官方予以正儿八经的助推，邮局更没有为社会公众的集邮爱好提供什么方便。如此，群众集邮就纯是一张一张四处寻觅，点点滴滴拼凑成一套，这段时间的长短要看运气。比如这位奚医生，上述一套四张的邮票，第一、二、四张都已觅得，独独就是第三张与其无缘。可以想象，那天发现廉梦妍这封信上的“欢送新四军抗日”， 该是何等的喜出望外。当下他啥都不顾了，抄起剪刀就把这张邮票剪了下来。
当然，他是知道不能私拆他人信件的，在剪下邮票时特别小心翼翼，剪开的口子就邮票那么宽，根本没有也无法偷看里面的信笺。哪知，第二天把信交给廉梦妍时，这个平时看上去绝对是一个淑女的姑娘竟然大发雷霆，随手夺过奚医生手里捧着的水杯摔在地上，又把奚医生办公桌上的所有物品一古脑儿撸到地板上，然后当地一站，双手捂着脸，并不说话，只是哭。保卫科长闻报赶来劝说无效，只好报告院长。院长又过来劝，还让奚医生当场向“受害人”赔礼道歉， 这才罢休。
尽管廉梦妍已经不在人世，但此刻奚医生回想起那一幕，依然心有余悸，向侦查员大呼冤枉:“不打招呼剪掉邮票，是我不对，可我真的没看她的信呀！只剪了那么小一个口子，根本不可能嘛……”
裴云飞打断他的话:“那封信是从哪里寄来的？”
奚医生摊开手:“当时我一门心思都在那张邮票上，哪会留意邮戳？”
这个平时看上去绝对是一个淑女的姑娘竟然大发雷霆
“那张邮票是否还在你手上？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吗？\"
“在，不过，是在家里放着。”
裴云飞对他说:“我们这活儿还真有点儿急， 我打个电话通知市局派辆汽车过来，我们这就跟你去府上看一下。”
查看的结果，谢天谢地！那枚邮戳比较完整，寄出地侦查员看着也眼熟，竟然是镇江四牌楼，这不是廉梦妍读书的江苏省卫生学校所在地吗？
返回驻地，裴云飞、张伯仁、丁金刚对上述情况进行分析--与廉梦妍通信的应该是个男青年，大概率是卫生学校的同学，两人很可能是个爱关系。廉梦妍从江苏卫生学校毕业回沪己有方个年头，对方一直以每月三四封的频率给她飞信，想必廉也是要回信的。廉把她工作的仁济医院作为收信地址，也有对母亲保密的意思。
去年初夏，廉梦妍跟表兄雷道钧明确恋爱关系，并于今年春节订婚。而从医院门卫彭伯反m 的对方来信的情况看，直到上月，对方的写信胸率还正常。也就是说，廉梦妍和表哥的恋爱是临着对方的。之所以上月只收到一封信，那是因为廉梦妍终于跟对方摊牌。对方的反应呢，则是你来最后一封信，算是告别。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对方不肯断绝关系，或许之前两人曾有过山盟誓什么的，对方当了真，你廉小姐想反悔，不行！遂在最后一封信中下了通牒:如果想分手那我就要如何如何。而这边廉梦妍却没当回事不予理睬，自顾忙着筹备婚事。谁知对方却是玩真的，遂有了“4·20”命案。
三人议到这里，裴云飞说:“我寻思那人‘对方’不会是廉梦妍的卫校同学，只不过恰住在卫校附近而已。你们还记不记得廉梦妍突然笃信佛教之事？廉梦妍由抵触佛教到笃信佛教的转变，应该就是在镇江上学期间发生的。我估计，那个‘对方'应该是个青年僧人，他出家的寺庙就在卫校附近。我们前几天去镇江外调， 不是路过一座庙宇吗？说不定就是那里！\"
裴云飞还推测，凶手之所以把黑色凶刀留在现场，是因为两人盟誓时的誓言中涉及这把刀， 诸如“有违此言，死在此刀之下”一类。凶手持有的黑色匕首，估计不会是印度巡捕藏的那一把(那把匕首已经被三个日本侦探带回国了)，但失窃的“037”特种钢重达四十多公斤， 分解之后肯定做了不止一把武器，既然其中一把落到了印度巡捕手里，凶手持有的凶刀，多半也跟印度有关。
张伯仁、丁金刚均表示赞同:“咱们这个案子总算是看见希望了！”
裴云飞拍板:“我马上打报告，明天咱们就二赴镇江！”
咖喱团伙
4月30日午后，专案组侦查员并外援便衣共六人抵达镇江。先去市民政局访查四牌楼附近的寺庙，得知有一座慈云禅寺；再了解寺庙中是否有在印度生活过的僧人，负责接待侦查员的市民政局宗教科宋副科长“哦”了一声，笑道: “又是来找这个‘印度和尚'的。”
裴云飞一愣，忙问是怎么回事。宋副科长让下属找出一份当地宗教人员的登记表，上有照片及简历，同时，介绍了这个“印度和尚”的情况。
“印度和尚”俗名韦思逊，法号大得，1923 年出生，云南省芒市县人，系一名云游四方的游方僧人。1945年初来镇江定居，先是在慈云禅寺挂单，半年后抗战胜利，该寺僧人中凡是因战事逃亡而来的，均先后告辞，返回家乡原寺庙， 本寺缺和尚维持，韦思逊遂留了下来。
不久，有几名强盗趁夜持刀潜人慈云寺，意欲抢劫临时寄居在寺院客房的一户刚从海外归来的华侨富商。本寺僧人听见呼救，前往相助。哪知强盗凶狠，拿着木棒、菜刀、煤锹、扁担的僧人们不是对手。这时，平日不大吭声的大得和尚手里拿着把火钳赶到了，二话不说，以火钳当兵器，竟然击飞了强盗手中的单刀。有个强盗在背后偷袭，堪要砍着韦思逊脖颈的当儿，只见韦思逊身形一闪，谁也没看清楚他是怎么躲开致命一击的。他也不转身，朝前弯腰俯身，手中火钳以一个诡异的角度向后探出，就那么随手一戳， 正中对方左眼，顿时哀嚎着满地打滚，嘴里惨叫不绝。韦思逊这一手露出来，强盗中有个识货的叫了一声:“印度瑜伽！”拔腿就逃，其余人也作鸟兽散。
受伤的强盗被绑送警局，怎么处置的不清楚。反正这个大得和尚会瑜伽功夫的事就这么传出去了，尽管他是中国国籍，但坊间都唤其“印度和尚”。
1949年仲春镇江解放，新政权调查人口情况时，让全市和尚填写身份履历表，大得和尚填的籍贯还是中国云南。转眼过了两年多，忽一日，大得和尚走进市民政局群众来访接待室，递上一份申请书，说他和尚做厌了，要求还俗，过过“在家”(针对“出家”而言)的生活。民政局下辖的宗教科虽说是宗教管理部门，但并不具体管到某一个人的出家或还俗，那是当事人自己的意愿，解放后和尚尼姑道土还俗的不少，政府一概不管。为什么不管呢？一是没有文件对此有过规定，二是如果政府沾手出家人还俗，当事人很有可能就会要求安排工作、安置生活，那政府怎么解决得过来？因此，接待干部不肯收下大得和尚递上的这份申请书。大得和尚倒也并不纠缠，开口道声“再见”，转身就走。
民政干部以为这件事已经画上了句号，哪知半个多月后，一封来自印度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挂号信寄到了镇江市民政局，信封上写着局长收。 民政局长公务繁忙，一般的信件都由工作人员处理，可这封信来头太大，工作人员不便也不敢拆，遂送到了局长的案头。局长拆阅一看，脸上露出哭笑不得的神情，一边摇头一边让通讯员把宗教科科长唤来。
怎么回事呢？原来，那个大得和尚在民政局碰壁后，竟然剑走偏锋，往印度驻上海总领事馆写了一封信，称自己是在印度做的和尚，师父已经圆寂，其后云游天下，这才来到中国江南，觉得镇江这座城市不错，就在慈云寺挂单。抗战胜利后，庙里的僧人大半返乡，寺院里僧人减少， 无法正常维持，就动员他留下来。现在，他不想出家了，想还俗过“在家人”的生活，可是， 市民政局说他们管不到这件事。而他还俗愿望强烈，决心要与佛祖“拜拜”。最初他是在印度出家的，既然中国这边不能还俗，他就想去印度当初他出家的地方跟佛祖来个道别仪式，故奉函总领馆希望给予协助，云云。
估计印度驻沪总领馆的经办人看到大得和尚这封信时的表情跟镇江这边的民政局长差不多， 也就不向上司请示了，直接转镇江市民政局处置吧。那么，镇江这边该怎么处理呢？他们的反应倒是不慢，当即派员前往慈云寺找大得和尚面谈。派去的这位干部，就是此刻接待裴云飞等上海侦查员的宋副科长。宋副科长告诉侦查员，大得和尚说他不想麻烦政府，准备自谋职业开一家饮食小馆，他自己有一点儿积蓄，也不需要公家提供资金，只要借给他一个临街门面，再发一份工商执照即可。
这虽然不合规定--实际上是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但情况特殊，民政局也只好答应下来。于是，给市政府打报告，又给工商局、房管局分别打了电话，一月之后，位于新西门的“大得咖喱馆”开张了，店堂墙上挂着的工商执照上写的是大得和尚出家前的名字--韦思逊。
接下来的事实证明，韦思逊还真不是凡品， 他似乎天生就有经商头脑，光是“大得咖喱馆”这个字号，就起得独出心裁。如果说“大得”还算平常，“咖喱馆”就引起外界的好奇了，这个“印度和尚”开店卖的是啥玩意儿？ 莫非卖的就是发源于印度的那种烹饪调料？那也太平常了，哪个城市没有卖咖喱的，用得着专门开一家店铺出售？好奇心驱使下，自是要去看个究竟。
“大得咖喱馆”的确出售咖喱，但这只是其经营产品的一个内容。即便如此，“大得咖喱馆”出售的咖喱也是独一无二的，据说是他的印度师父秘传给他的配方，那种香味，别说寻常食客了，就是镇江城里着名的“中西八大馆子” 的头牌掌勺，也叹为观止。韦思逊还把咖喱粉末制成咖喱酱、咖喱膏、咖喱酱油、甜咖喱、酸咖喱，此外还出售荤素卤菜、中西点心，都是以咖喱为调料，堂食外卖均可。这么多品种，可以想见其对顾客的吸引力。
“大得咖喱馆”只有一个半门面，韦思逊是老板，雇了两个店员，开出的薪水比寻常商铺馆子的资深员工还高，干的活儿却并不更多更重， 因为这个在做生意方面属于无师自通的老板采取的是“饥饿销售法”，所有商品都是“限量版”， 每天就做这么多。有人问韦老板为何不多做一些？回答是“有饭大家吃”。听者摸不着头脑， 其实这是僧人打机锋的风格。如果大量生产，那一段时间下来，只怕其他同行就只好关门打烊了，保不齐就会有人上门找麻烦或暗地里下黑手。
不过，树大招风，麻烦还是避免不了的。这就是宋副科长所说的“又有人来找‘印度和尚’ 了”的出处
咖喱这种调味料发源于印度。印度人对咖啊的研究非常投人，有不同的口味、不同的品种， 制作方法各异。早年间有印度人来到中国江南先在上海落脚，本钱不够，凑合着在街头摆个小摊，出售以咖喱作为调料烹饪的面条、馄饨、鲜汤之类的小吃。这种中国从未出现过的口味一下子受到了人们的注目，江南另一大城市南京的同行也跟着尝试，迅速接受。就这样，由咖喱作为调料的小吃得以跻身江南小吃行列。在上海、南京甚至成立了经营咖喱食品的同业公会，得到了官方的承认。
表面上，这个同业公会的成员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但在背后操控的，却是一伙印度商人。 这些商人控制着货源，因而垄断了中国的咖喱市场，中国商人想要经营咖喱生意，只能靠他们供货。这些印度人聚居于沪上租界，以家庭作坊为单位，依靠祖传配方和工艺制作咖喱产品，绝不允许华人参与生产环节。由此形成团伙，制定严格的规矩，如果有人敢于抛开“组织”玩“自由主义”，团伙有严酷的制裁手段。旧时《申报》、《中央日报》、英文版《字林西报》上，有段时间经常刊出沪上发生暗杀抛尸案件的新闻， 死者都是印度侨民，这就是“咖喱团伙”在“清理门户”。
上海解放后，“咖喱团伙”原想继续这样混下去的，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行不通。新政权对黑社会的打击不遗余力，曾经横行上海滩的青帮都覆灭了，更何况一个小小的“咖喱团伙”。那就三十六计走为上吧，遂纷纷打起了离开上海的主意。其时新政权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公安机关的注意力都在频发不已的反特、治安案子上， “咖喱团伙”这类小角色只能先放到一边夫。印度侨民想走，自是一路绿灯。
这时，饮食行业中有进步民主人士向政府进言，印度侨民掌握着咖喱调料的供货来源，制造咖喱的“秘术”在他们手里，如果他们全部离开上海，咱中国以后就没有咖喱了。他们建议政府出面跟这些印度侨民交涉，让他们把制造咖喱的“秘术”交出来。官方对该建议采纳了半，交涉是交涉了，但并未提及交出“秘术” 的话头。究其原因，估计是考虑了与印度政府的外交关系；再者，让人家交出“秘术”的可操作性不高，里面涉及的难题倒不少--如果人家交出的“秘术”是改动过的呢？
也有人提出，是否可以考虑由我方出钱购买，同时对我方选派的技术人员进行培训。官方真的考虑了，而且还请第三方去找人家进行了试探，结果遭到拒绝。这也可以理解，如果这样做了，回国后肯定会遭到团伙头目的严惩，那就是掉脑袋的风险了；干脆不回去呢，也不行，家眷亲族都在印度，“咖喱团伙”既然是黑社会，不搞株连就“说不过去”了。最终，印度人也没把“秘术”留下来。现在我们烹任使用的咖喱， 是自己研制的配方，制作方式和口味与印度咖喱有所不同。
本案发生时，这种试制尚未成功，故印度侨民离开后，国内咖喱市场迅速萎缩，上海、南京的大馆子使用的咖喱都是从香港进来的。中小馆子苦于没有渠道，老板们听说镇江冒出了一个“印度和尚”，能配制出几可乱真的正宗咖喱， 便不时有人前来镇江找韦思逊谈技术转让、开发合作，都遭到拒绝。此刻上海侦查员来找韦思逊，民政局宋副科长误以为他们也是来跟“印度和尚”商谈此事的。
裴云飞、张伯仁、丁金刚三个听宋副科长如此这般一番介绍，就地借用民政局的一间办公室开了个短会，决定事不宜迟，先把韦思逊控制起来再说。遂叫上在外面等候的三名外援便衣(外援便衣是无权了解案情的)，由裴云飞交代具体行动方案。裴云飞先前听介绍，得知韦思逊精通印度瑜伽，能够以一敌三，还真不敢小觑这厮。 在场侦查员中，若论参加抓捕行动的次数，老张数第一；而若说身手，那就是丁金刚了。外援便衣中，老单曾做过法租界警务处的摔跤陪练，乃是捕人的一把好手，自告奋勇与丁金刚打头阵，
张伯仁、裴云飞负责支援，其他两位外援民警控制外围。裴云飞叮嘱:“万不得已可以动用武器， 但只能打下半身。”
抓捕行动没有丝毫悬念。化装顾客前往“大得咖喱馆”的摔跤好手老单和丁金刚进人店堂坐下后，韦思逊正好端着一碟咖喱卤牛肉从后厨出来。这时，裴云飞和张伯仁也进来了，趁着韦思逊给顾客上菜的空当，裴云飞唤住他提了个问题，吸引其注意力。说时迟那时快，老单倏然发作，张开两条孔武有力的长臂从背后将韦思逊连同胳膊一并搂住。几乎同时，裴、张、丁三人掏出手枪顶住韦思逊的脑门:“不许动！”
韦思逊被扣上手铐后，目光在众侦查员脸上扫视一番，长吁一口气:“也好，总算有个了结了……
一段孽缘
韦思逊落网后，众侦查员将其押解镇江市公安局就地讯问，韦思逊对杀害廉梦妍的罪行供认不讳。
三十年前，韦思逊出生于云南省芒市县，自幼父母双亡，记事起就跟着一个游方到当地的印度和尚四处漂泊。其时，这个印度和尚已经在中国待了十年。韦思逊稍大后，印度和尚告诉他， 当初自己路过芒市县城，在一座破庙里发现了尚在襁褓中的他。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印度和尚遂把婴儿收养。此后，他化缘时又多了一个内容，看哪家门外晾着婴儿尿布的，就为其求喂母乳，无处求助时，就求施牛乳羊乳米汤之类。韦思逊五岁时，印度和尚正式收其为徒，亲手为其剃度，赐法号“大得”。
至于师父的身世，韦思逊一无所知，师父从没向他透露过。韦思逊甚至连师父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在各处寺庙投宿时，师父报出的是不同的法号；度牒倒是有的，但常年风餐露宿，上面的字迹模糊难辨，恐怕考古学家也弄不清楚上面写的到底是什么。
韦思逊十二岁时，师父圆寂。临终前，师父拿出一个圆形小银匣交到韦思逊手里，留下遗言:以你的资质，难堪大任，只能跟着有志之人做些小事，时运好，或许倚借他人之力为自己挣个小小前程。你拿着这个匣子，前往印度英帕尔城南郊三里地的那座茅顶石壁的无名寺院。那座寺院已有百年历史，创建高僧言定“茅顶长存， 永无寺名”，数代住持谨遵遗训，只数年一次更换茅草屋顶，其他一切如旧。如今的住持法号释通，年已七旬，是我的师弟。你去觐见，应行师礼。他见了这个银匣，必知你是我的弟子。往下，你一切听他安排就是。
其时十二岁的小和尚大得与师父正在缅甸境内云游，师父圆寂的地点是曼德勒市郊外的一个小镇。缅甸人崇信佛教，小镇上有一座中型寺院，设有专用于本寺及过往云游僧人圆寂后焚化的化身窑。寺院僧人闻报即来提供帮助，为这位印度老僧举行了荼毗仪式。
办毕师父的丧事，韦思逊动身前往英帕尔。 一路日行夜歇，靠化缘维持生活，整整旅行了九个月，终于抵达英帕尔市，在南郊那座无名茅草顶古刹拜见了师叔释通。释通一见那个小银匣， 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认了这个小师侄。
韦思逊就在这座无名古刹待了下来。释通住持得知他虽已剃度，但没有度牒，就给他补了一份。所以，说他是“印度和尚”也没错。韦思逊原本跟着师父修习瑜伽术，释通住持又给了一些指点，他的功夫在无名古刹十多名和尚里只能排末位，但用于防身，对付三五个壮汉是没问题的。回国途中，他就是靠这手功夫，几次化险为夷。
韦思逊的回国与战争局势有关。1941年12 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日军先后人侵菲律宾、泰国、缅甸、马来亚(即马来西亚)、关岛、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所罗门群岛。驻缅英军迅速溃败，撤退至印度东部与缅甸交界地区的边境城市英帕尔。该城位于吉大港(今属孟加拉)通往印度东部阿萨姆邦的交通干线上，英军撤退至此后，把英帕尔变成了一个用于反攻的军事和后勤补给基地，英帕尔平原上遍布军营、医院、军械库。土地自然是强征来的，位于英帕尔南郊的那座无名古刹也在其中。
僧人与英军交涉，英军对付日本人不行，欺负和尚还是不在话下的，干脆放火烧毁古刹，羟通住持不幸罹难。安葬师叔时，韦思逊在师叔怀中发现了一把黑色匕首，随手揣在自己身上。这把匕首，也是上文提到的用“037”合金钢打造的武器之一，至于这块合金钢为谁所窃，怎么到了印度，恐怕要成为千古悬案，再也无人知晓了。
再留在印度已经没有意义，韦思逊决定回国。他以云游僧人身份穿过缅甸，进人中国云南，之后一路北上，经过两年多的游历，最后来到镇江，在慈云寺挂单。抗战胜利后，他原准备回到出生地云南芒市，经不住慈云寺住持的热情挽留，遂留在镇江。
然后就要说到他跟“4·20\"”命案的关系了。用佛家的说法，他跟廉梦妍的交往乃是一段“孽缘”。
廉梦妍就读的江苏省卫生学校与韦思逊出家的慈云寺毗邻，从卫校后门出去，穿过一条小巷，巷口就是寺庙的山门。1946年10月下旬-个周末的晚上，做完晚课的大得和尚觉得腹中空空，信步出门离寺，去附近扁担巷口的那家豆腐店买一碗热豆浆、两个素油豆渣饼作为夜宵。吃完回寺的路上，经过通往卫校后门的那条小巷时，听到里面传来女子的呼救。走进巷子一看， 只见两个万徒正欲非礼一个女学生，当下不假思索出手相救。以他的功夫，对付两个流氓自然是小菜一碟，只是出手不敢过重，生怕打残打死了不好交代--国民党政权治下警匪一家乃是家常便饭。甫一出手，两个流氓就被打倒在地，蓦地想起旁边的慈云寺里有个闻名镇江的瑜伽高手“印度和尚”，哪敢继续纠缠，爬起来拔腿就逃跑了。
被救下的女学生，便是来卫校报到才两个月的廉梦妍。两人就这样相识了。之后每逢周末， 他们都要相约去长江边僻静的货运港口码头见面。当然，韦思逊要改变穿着，换上寻常市民装束，头上戴一顶帽子。随着交往的频繁，廉梦妍对韦思逊的好感愈加强烈，产生了厮守终生的想法。而韦思逊也动了凡尘之念，却又放不下自幼出家形成的思维定势，遂向廉梦妍提出:“我信奉菩萨，即便日后还俗有了家室，也忘不了佛祖，所以…….”
廉梦妍不笨，马上明白这是在暗示自己要信佛。成为佛教信徒，她就可以直接去庙里跟韦思逊见面了。
不久，廉梦妍成了慈云寺的一名年轻女居士。这在江南地区并不稀奇，镇江地面上的年轻女居士也有不少，都是有钱人家的小姐，有的还是大学生，每个周末都会去寺庙待上一天，放假期间，在寺庙里住个十天半月也是常事。当然， 她们的情况跟廉梦妍不同。这，就是雷理娟一直闹不明白的女儿突然信佛的缘由。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三年过去，廉梦妍就要毕业了，两人必须认真考虑日后的打算。 韦思逊说他必须用自己的钱筹办婚事，无须女方家里出一分钱。他决定在廉梦妍毕业后择机还俗，开一家专售咖喱食品的小店，三年五年之后，应该就能攒够办婚事的钱了。婚后，他会把店铺搬到上海去经营，自信能够在上海滩站住脚。
两人遂山盟海誓，大得和尚从怀里拔出那把黑色匕首，一刀扎在身旁一株老树的树干上: “韦思逊定要娶廉梦妍为妻，他日有违此誓，如同此树！”
廉梦妍也立下誓言:“今生今世，永结同心； 若有违背，甘愿终于血光之下！”
对于韦思逊来说，这就是一场庄严无比的订婚仪式。但廉梦妍并不是这么想的。
毕业回沪后，廉梦妍把自己就业的仁济医院的地址写信告诉韦思逊，此后，两人就通过书信互诉情意，漫谈畅想。镇江解放后，韦思逊还俗创业，生意做得不错。加之沪上“咖喱团伙” 的撤离，预计把店铺搬到上海后，生意只有更加火爆。照此计算，韦思逊原先“三年五年”的预期还有缩短的可能。
哪知，今年春节后，廉梦妍忽然来信告知， 她已经有了男友，而且订婚了，不久就要举行婚礼。对于韦思逊来说，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但他还想尽力挽救，写信反复劝说，廉梦妍却不为所动。上月，终于失去耐心的韦思逊给廉梦妍寄出了最后一封信，直截了当提到她毕业前夕两人在黑色匕首面前立下的誓言。信件寄出半个多月，他收到了廉梦妍的回信。廉梦妍在回信中嘲笑:“都什么时代了，还相信这一套？你傻不傻！”
恼羞成怒的韦思逊决定用黑色匕首解决问题。1953年4月19日，“大得咖喱馆”张贴告示，称“因原料断档停止营业两天”，两名员工放假，韦思逊则搭乘火车潜赴上海。当晚赶到廉梦妍的住所，用黑色匕首捅开门户人内，将熟睡中的廉梦妍杀害。那把黑色凶刀，就留在她的胸口，作为誓言的见证。他认为这把黑色匕首的来路无人知晓，警方不可能追查到他身上。杀人之后，为转移警方的侦查视线，又在现场翻找了些现金和值钱之物。他曾听廉梦妍说过那对“南宋玉杯”之事，遂将其带回镇江。
侦查员对“大得咖喱馆”进行搜查，果然找到了那对所谓的“南宋玉杯”。
至此，“4·20”命案的侦查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1953年9月27日，韦思逊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