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最重要的长门、金牌炮台为例。
防守长门、金牌炮台及其周边地带的，是时任建宁镇总兵、膺“达春巴图鲁”封号的张得胜率领的“凯”字九营——彼时的中国军队，并没有任何“海岸炮兵”的概念，不论海岸、江岸，炮台的守军，都是百分百的陆军。
张得胜，广东翁源人，早年也是狠角色一枚，咸丰元年，即一八五一年，不过二十出头的张得胜，已由从崖州协镇擢升安徽记名陆路总兵官；咸丰八年，真除为湖北宜昌总兵官；咸丰九年，加提督衔。
乱世之中，武人的红顶子，自然是鲜血染就的，张得胜屡立战功，其最着名的事迹有两件：第一件，擒杀捻军首领张隆；第二件——也是更着名的，同多隆阿一起，率兵围攻庐州，迫使陈玉成出走寿州，直接导致了陈玉成的败亡。
然而，这些都是“当年勇”了，自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八四年，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六年，张得胜的官位，没有任何变化，还是一个“总兵官”，而且，还在一线带兵，青年时期的壮志豪情，早就消磨殆尽了。
张佩纶视察江口炮台之时，发现张得胜非但“吸烟渔色，壮志颓唐”，更对所部之操练不管不顾，其部将尽为闽浙总督何璟安插之人员，营官气焰嚣张，并不把总兵放在眼里，张得胜浑浑噩噩，实际上经已成了营官们的牵线木偶。
整个江口炮台，管理混乱，操练生疏，甚至有炮手错记操炮步骤的事情。
张佩纶勃然大怒，不过，张得胜毕竟资历深厚，张佩纶虽然气盛，却也不好直接动他的手，于是，拿两个营官作伐：当场摘去长门炮台守将康长庆的顶戴；稍后，又将另一守将袁鸣盛撤职。
再看重要性仅次于长门、金牌的闽安江峡。
闽安江峡的守将，为闽安协副将蔡康业，早在洪杨造乱之时，蔡某就已经是副将了，目下还是副将，始终未得升迁——这个情形，仿佛于张得胜，而闽安江峡的防务，很自然的，也仿佛于长门、金牌了。
张佩纶到营视察之时，发现“营伍不知振顿，空额甚多”，再次勃然大怒，而蔡康业不过一个副将，资历也远不如张得胜，张佩纶就不客气了，干脆利落的革了蔡康业的职。
张会办的动作，可谓雷厉风行，然而，虽对士气小所振作，但不解决根本问题。
张佩纶只能“除旧”，无法“布新”——他找不到接替康长庆、袁鸣盛、蔡康业之流的真正合适的人选；事实上，即便他找到了这样的人，留给后来者的时间，也太短了，想要在短短个把月之内，一洗十数年之积弊，实在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尤其是操作克虏伯大炮这种高技术的活计，非经年累月训练不能熟练，个把月的时间，管什么用呢？
在短时间内，更换老旧大炮，同样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更何况，张佩纶并未发现诸炮台布置中最致命的射界死角的问题，也就未能就此作出任何的调整。
张佩纶确实是个“大言炎炎，小言詹詹”之人，战前的布置，不能切中肯綮；大战将临，应对之失措到了荒唐的地步，尤其不能原谅——他在收到法国人的开战照会之后，第一反应，居然不是赶紧通知船政舰队解缆应敌，而是派通法语的福州船政工程师魏瀚前往法舰队，以“中国不及备战”为由，要求延至次日开战。
因为闽浙总督何璟的颟顸，本就所剩无几的备战时间，就这样彻底的浪费光了。
张佩纶对于马江战役的惨败，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
唉！他手中的牌，也实在是太烂了呀！
他甚至连封堵江口都做不了主。
张佩纶曾经上奏朝廷，要求封堵江口，以阻止更多的法国军舰进入马江，并为此做好了相关的准备——被法舰“雷诺堡号”、“梭尼号”发现的大批装石船，就是准备拿来干这个活儿的。
可是，法国军舰进不了马江，别的国家的船只，也一样进不了马江；同时，已经进入马江的船只，将困于马尾，无法出海，因此，当总理衙门将该计划照会英、美等国驻华公使时，受到了意料之中的反对。
美国公使杨约翰回曰：中国在中法尚未开战、法国未对马江封锁的情况下，自行封锁航道，“则与条约不合”；英国公使的口径，亦大约仿佛。
于是，此事便不了了之了。
当然，张佩纶上奏之时，中、法尚未开战；可是，“通航战”之时，已经做好准备的装石船，为什么还是没有沉石封江，就不好解释喽！
或许，彼时的张会办，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得体的“自劾”，以求减轻罪责，别的，统统顾不上了吧！
不过，无论如何，张佩纶总算“勇于任事”，换一个人“会办福建海疆事宜”，说不定就躲在闽浙总督、福建巡抚、船政大臣的后头“韬光养晦”，这样，就算打了败仗，责任也会轻得多，未必就发配戍边了。
需要强调的是，张佩纶的头衔，仅仅是“会办福建海疆事宜”，而时人和后人却常常把他误做“钦差”，事实上，“会办”和“钦差”的地位，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不过，张佩纶在马尾的实际的地位，确实仿佛钦差，这是因为，他的名气太大，是彼时气焰正盛的清流的第一号健将，福建的地方官员，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船政大臣何如璋以下，既慑于他的声望，又皆视其为“帘眷正隆”，虽无钦差之名，却必有“口衔天宪”之实，因此，在他面前，都自觉不自觉的矮了一截，以致张佩纶可以颐指气使，行“钦差”之实。
不过，张会办之得为张“钦差”，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福建的督抚，皆为碌碌之辈，如果换一个强势的督抚，可就不容张佩纶以“钦差”自居了。
事实上，和张佩纶一同出京的，还另有两位清流健将，一个吴大徵，一个陈宝琛，任务亦同张佩纶的相仿：吴大徵“会办北洋事宜”，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就是说，吴给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做“会办”，陈给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荃做“会办”。
李鸿章、曾国荃可就不是何璟、张兆栋、何如璋之辈可比了，吴大徵在北洋、陈宝琛在南洋的处境，较之张佩纶在福建，天渊有别。
李鸿章还肯敷衍人，吴大徵的日子，略好过些；曾国荃对陈宝琛，可就不假辞色了。
陈会办在南洋根本说不上话，闽江军情紧急，张佩纶急电南洋，请求派舰船支援，同为清流，对于张佩纶的请援，陈宝琛当然大力支持，可是，曾国荃一口回绝，说什么“我南洋并无从井救人的道理”，陈宝琛急得跳脚，然而，却拿曾国荃一点法子也没有。
最后，狮子再啰嗦一句：
覆没在马尾的，是船政水师，不是南洋水师，这一点，后世的许多人都搞混了。
南洋水师归南洋大臣管理，泊地为上海；船政水师归船政大臣管理，泊地为马尾，二者并无直接关联。
中法战争，南洋水师也有一定表现，那是马江一役之后，中方以北洋、南洋各派军舰，组成一支“南北洋联合舰队”，一为向法国报复，二为支援台湾，其中，北洋二舰，南洋五舰。
遗憾的是，两个战略目的，都未达成。
“联合舰队”成军不久，朝鲜“有事”，“联合舰队”中的北洋二舰，立即掉头北上；剩下南洋五舰，势单力薄，不但不敢主动向强大的法国舰队挑战，反而被法国舰队追的上气不接下气。
其中，“澄庆”、“驭远”二舰被击沉于石浦港；“开济”、“南琛”、“南瑞”三舰，遁入镇海港，乃有其后的镇海防御战。
水师在战争中的拙劣表现，大大刺痛了当政者，乃有战后的“大治水师”。
好了，该啰嗦的、不该啰嗦的，都啰嗦完了，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关卓凡如何“以史为鉴”，在本时空规划、布置真正可以称之为“固若金汤”、“龙潭虎穴”的“闽江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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