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这一探索未知的伟大领域，其本质在于解决实际问题，而非空谈各种主义。我们常说的“科学主义”，即便它确实存在，那也不过是哲学史长河中的一朵小小浪花罢了。它仅仅代表着一部分哲学家对于科学的独特见解和观点，并不能真正反映科学自身的实质内涵。毕竟，科学的发展是基于严谨的实验、观察和推理，与这些哲学观念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更进一步来看，那些被贴上“科学主义”标签的理念，其实与广大奋战在科研一线的科学家们毫无瓜葛。科学家们埋头苦干，致力于攻克一个个技术难题，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迈进。他们所关注的是如何运用科学方法获取新的知识，改进现有的技术，以造福全人类。所以，如果有人真心想要批判或反对所谓的“科学主义”，那么他应当将目光投向哲学领域，从众多哲人的思想体系中去探寻那些持有此类观点的人。而无端地指责科技界，则无疑是找错了方向，不仅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还可能给正常的科学研究带来不必要的干扰和阻碍。
国际和国内的反科学思潮
正如斯诺（Lord c. p. Snow）于1959年指出的，一直共存着两种文化 在那些希望发展科学文化的人与那些声称存在“两种真理”的人之间，存在着长期的辩论。按照后者，伴随着认识过程的科学知识，存在着一种神秘的、精神的领域和（或）体验的审美及主观方面、这两种文化从未和平共处过；在最近数十年里，危及科学在社会中地位的公开抨击正愈演愈烈。
在哲学中，异议来自两个有影响的领域、第一，从库恩（Kuhn）到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的许多科学哲学家提出，不存在什么像科学方法那样的事物，科学知识是相对于社会文化风俗的，范式转换由超越理性的原因造成，因此认为存在检验科学见解的客观方法这一早先信念是错误的。
这种批评显然言过其实。的确，科学相对于其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条件起作用，并且，在科学上我们不能作出绝对的陈述。但是，还存在检验见解的可靠标准和某些客观性判据，这些都超出特定的社会文化框架。怎样解释我们所拥有的大量科学知识呢？科学中的特定见解不能说成是等同于诗歌隐喻或宗教信条，因为在现实世界由它要接受实验结果的检验。
第二个抨击来自海德格尔（heidegger）的追随者，特别是法国后现代主义者，如德里达（derrida），福柯（Foucault）、拉康（Lacan）和莱昂塔
（Lyotard）等人。他们提出，科学只是许多系统中的一个虚构系统或叙事系统。他们坚持认为，通过解构科学语言，我们发现不存在什么真实的客观标准。海德格尔抱怨科学和技术正在使人非人化。福柯则指出，科学往往受权力机构、官僚和国家的支配，科学的政治和经济用途损害了科学保持中立的权利。这些批评有的无疑是正确的，但它们都夸大其词。如果对客观性的选择是主观性的，如果对真理不存在可作为依据的声言，那么这些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就不能说是正确的。我们可以肯定地坚持：力学原理是可靠的；火星是环绕太阳运转的一颗行星；心血管疾病可以得到有说服力的解释，采取预防措施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危害； dNA结构并不是社会的制造物，胰岛素也不是文化的产物。
“现代性”的后现代批评家们反对16和17世纪产生的科学的唯理论者或唯基础论者阐释，或许确有道理。因为科学理论的不断成长和修正表明，在科学内部“探求确定性”或“终极的第一原理”是错误的。然而，他们走得太远了，抛弃了整个现代科学事业。认识自然和人类生活的科学方法，巳经同为它的成功而被证明是正确的；我认为，它的前提更是正确的。这种现代科学观发展到今天，它有些什么特征呢？
第一，科学预先假定存在客观方法，通过这些方法可以检验可靠的知识。第二，这意味着可以建立假说和理论，并通过有关的证据、合理一致的判据及它们依言的实验结果，来确立这些假说和理论。第三，现代科学家发现数学定量化是建立理论的有力工具。第四，他们认为，在我们与可被发现的自然之相互作用中，存在着因果规律和因果关系。第五，虽然知识可能不是普遍的，但在知识超出纯主观的或文化的相对性并植根于探索者主观间和文化间的共同体的意义上，它是普遍的。第六，从科学的演进性和可否证性，可见其难以达到绝对或终极的陈述，科学是尝试性和可能性的，科学探索必须允许不同的解释争鸣。因而以前的理论可以受到挑战和修正，选择性的和建设性的怀疑是科学观中的基本要素。第七在于认同这样的事实：科学研究发现的现象其可能原因的知识可以被应用，强有力的技术发明可以被作出，这些都对人类大有益处。
然而，在拓展知识领域中起过巨大作用的科学方法，如今竟然受到了猛烈冲击。特别是有关神秘学、超自然现象和伪科学的剧烈增长。尤其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在这些领域提倡非理性和感觉论。据说，我们正生活在“新时代”当中，与天文学并驾齐驱，存在着向占星术的回归；与心理学相伴随，存在着心灵研究和超心理学的增长。超自然现象肆虐，科幻小说无边。这是太空旅行时代，它包括为外星人所劫持和来自其他星球的不明飞行物、超自然世界观的兴生，与科学世界观相对抗、伪科学提供的是在大众思维中与真科学相对抗的其他的解释，而不是经过检验的因果解释。超自然信仰的剧增，表明极度的反科学态度不是孤立出现的，而是一系列范围更广的态度和信仰的一个组成部分。[1]
以上用大篇幅的引文介绍了国际反科学思潮的动向，这种思潮必然会在国内有所反映。近年来大量的反科学言论充斥在我们的报刊杂志电视等大众传媒中，形成了不小的声势，而对这些谬论的批评文章却往往遭到媒体的拒绝，使得正确的东西反而只能生存于网络这样的边缘地带。像“科学是双刃剑”这样的反科学宣传已经做到了家喻户晓耳熟能详，却几乎没人注意到“人文”是比科学危险得多的双刃剑。
发表这些反科学言论的主要是一些“人文学者”，包括哲学家和伦理学家，更有一些自称的“科学文化人”组成小圈子，利用他们控制的几份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反科学文章，推销国外的反科学洋垃圾。这些人打着“学术”的旗号，在学术上却十分疲软，当他们的言论受到质疑和批评时，从来没有能力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只能宣布“三不政策”故作不屑状，继续重复他们的谎言，认为只要把话筒抢到手，就可以靠把谎言重复一千遍而变成“真理”。
反科学在宗教势力强盛的西方蔚然成风，神学家、哲学家反科学也反得堂堂正正。但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公开站出来宣扬反科学多有不便，要发表反科学言论还需要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所以“反对科学主义”就成了反科学的一顶隐身帽，文化人自以为戴上这顶帽子就可以隐瞒其反科学真面目，可以破帽遮颜过闹市了。
反科学“文化人”在学术上无所建树，拿不出过硬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只能靠着扣帽子、打棍子的非学术方法来对付批评者。所谓“科学主义”就是反科学势力用来对付批评者的一顶大帽子。遇到与他们观点不同的人，不需要任何符合学术规范的论证，只需给对方扣上“科学主义”的大帽子，就可以得胜回朝了，实在是方便得很。只可惜这样一来，“文化人”所标榜的“学术”也就所剩无几了，毕竟学术不是这样搞法的。
反科学必然反对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条是合乎逻辑，一条是要经得起实际验证。用更通俗的话讲，就是摆事实，讲道理。只要是反科学的主张，必然是反对科学精神的，否则就要被纳入科学体系之中了。所以反科学只有两手，或者靠逻辑混乱，或者靠撒谎造谣。逻辑混乱的缺点是太容易被识破或驳倒，因而制造谎言更为反科学者所多用。
关于“科学主义”的种种说法，大抵是谎言的集合。科学与神学、哲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其非形而上学性，是脱意识形态的（哲学也有拒斥形而上学的流派，但难以彻底）。科学不谈主义，只解决问题。所谓“科学主义”，如果存在的话，也只是哲学史（而不是科学史）上的一个流派，是某些哲学家对科学的看法而已，与科学本身并无关系，与科学家也没有关系。如果有谁真的要反对“科学主义”的话，应该到哲学家中去寻找科学主义者，而不应把矛头对准科技界。
把“科学主义”说成是科技人员乃至热爱科学的公众的“缺省配置”，视广大科技人员如“敌占区”，向公众散布妖魔化科学的言论，当然不是反对什么“科学主义”，而是地地道道的反科学。
“文化人”不仅在对大多数人乱扣“科学主义”帽子时撒谎，而且在叙述“科学主义”内涵时也编造了大量的谎言。以下我们选几个例子来进行分析。
针对科学编造的谎言
谎言之一：“科学万能论”
“文化人”的谎言之一是，“科学主义”主张“科学万能论”，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无论是主张“科学主义”的哲学家，还是广大的科技工作者，没有人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科学讲究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只告诉我们能解决哪些问题，以及怎样解决它。而且科学还告诉我们什么是不可能的，例如能量守恒定律告诉我们发明永动机是不可能的。科学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原则，在科学领域之外当然也有应用的可能，在非科学领域应用各种科学方法有很多成功的先例，即使有暂时不成功的例子，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仍然是值得的。
“全能”是一个宗教概念，通常用来形容“上帝”。但是“全能的上帝”也要遭遇逻辑上的不可能性，神学家也难以回答这样的问题：“上帝能不能制造一块他自己举不起来的大石头？”反科学人士用自己的神学眼光看世界，也用神学眼光看科学，于是就凭空想象出“科学也会变成宗教”，“科学也是迷信”，并且按照“上帝全能论”推导出“科学万能论”来。可惜这个思路是神学脑袋瓜的特产，与科学或是“科学主义”毫不相干。
神学家宣称上帝全能，科学家不相信科学万能，看起来神学的本事比科学大得多。但需要注意的是，神学之“能”与科学之“能”不是一回事。举例来说，一个病人到了绝症的晚期，医生根据科学只能宣告不治，神甫却可以根据神学说是上帝召唤他去，他可以上天堂。神学对问题的“解决”只需要提出一种合乎教义的解释即可，科学对“解决”的要求要高得多，没有预测能力的“解释”在科学里根本不算数。
谎言之二：“技术可实现的都要实现”
关于“科学主义”的另一个谎言是：“科学主义”主张凡是技术上可以实现的都应该实现。这是一句热昏的胡话，其荒谬性是人所共知的。例如一刀把人捅死，在技术上可以实现，却是不应该实现的。我们没有见过任何精神正常的人持有这种荒谬观点，无论他是不是“科学主义者”。把一个明显荒唐的主张强加给辩论的对手，是反科学人士论证的惯用手法。所谓“科学主义”也是用这种手法制造的稻草人。
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技术可实现”的东西都没有实现，申请的专利也有很多并没有实施。这里的原因很复杂，但一个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是经济上是否合算。例如铱星计划，技术上完全可行，放了几十颗卫星，最后由于价格昂贵，用户太少，经济上入不敷出，不得不放弃。
还有一些技术受到阻碍是基于“伦理学”的理由。例如避孕技术，由于天主教教义认为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行为是不道德的，所以禁止使用避孕技术。这种“伦理学”不具有普世性，对于天主教信徒以外的人没有约束力，是“教义伦理”。禁止克隆人的喧嚣，也是基于这种教义伦理的，我们没有理由唯罗马教皇的马首是瞻，去追随教义伦理。我们只能依据效用主义的伦理观，避免引起实际危害的技术应用。
谎言之三：“科技的负面影响”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切利益都伴随着风险，我们只能在权衡利益与风险的基础上做出决策。例如汽车会引起交通事故，使用电器会引起触电和火灾，这些是现实的“负面影响”，对此我们有充分的重视和对策，制定了严密的交通规则和用电安全规程。但是我们不可能禁止使用汽车和电器，也不应禁止相关的科学研究。
反科学文化人所说的“科技的负面影响”却不是这些现实的“负面影响”，而都是虚幻的“负面影响”。
这些虚幻的“负面影响”，有的来自胡思乱想，例如这些人经常用一些好莱坞的反科学科幻大片当论据来预测科学的发展会毁灭人类。也有的来自宗教偏见，认为科学会使人变得“贪得无厌、物欲横流”，从而道德败坏。对于日心说打垮地心说，进化论战胜神创论，他们至今耿耿于怀。
实际上一种道德观念如果能被科学的发展所摧毁，正是证明这种道德本来就不该存在。
还有一些则来自歪曲事实，例如对于科技发展造成的核武器和高精度武器，他们只会渲染核恐怖，却看不到核武器有效地遏制战争的现实：如果把1945年核武器诞生之日作为分界点，把20世纪分成前后两半，我们可以看到没有核武器的前半死于战争的人数比有核武器的后半要多得多；对比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可以发现精准轰炸下的战争总伤亡人数要比地毯式轰炸少很多。
谎言之四：“科学需要人文的指导”
文化人要反对“科学主义”，用什么来取而代之呢？
据说是“人文精神”，遗憾的是这“人文精神”云山雾罩，至今没见到有明确的界说。
科学本来是人的活动，是人文精神的最集中表现。科学就是最高层次的人文。在科学之外寻觅“人文精神”，结局必然是反科学。纵观那些打着“人文”旗号的反科学论述，所宣扬的恰恰不是“人文”而是“神文精神”，大抵是一些神学家攒出来的“后现代”垃圾，或是一些女性主义、极端环保主义、SSK之类的意识形态。
科学的一大特点就是脱离形而上学，不承认任何“超自然”的终极解释，不接受任何意识形态的指挥。
当科学提出的观点与某种教义发生冲突时，自然会引起相应势力的反抗。一方面，这些反抗尽管有时以镇压的形式出现（例如宗教势力对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的迫害，斯大林主义对苏联遗传学家的清洗），但最终都阻挡不了科学的前进；另一方面，这些意识形态对科学的干预都会给科学事业带来损失，也就损害了全人类的利益。
目前，国际上宗教势力伙同其他反科学势力主要在生命科学领域发动了对科学的全面进攻，国内的反科学势力也遥相呼应，但不便于直接亮出他们神文精神的本色，把神文精神化装成人文精神抬出来，有时打着“伦理”的旗号，重演宗教或意识形态干预科学的闹剧，正在对科学事业造成损害，我们对此不应掉以轻心。
参 考 文 献
[1]反科学思潮的增长，paul Kurtz（纽约州立大学荣誉哲学教授，cSIcop主席），潘涛译自Science 1995年第2期
作者简介：
赵南元，着名科学家，科普作家，清华大学教授，科学公园专栏作家，互动百科科学顾问，今日头条签约问答专家。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专家，主持过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其他基金项目。
（本文发表于2008年。）
按语：对于阐述所谓“科学主义”的真相，可以继续阅读赵南元教授的《科学与反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