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群体。主要由通过科举考试脱颖而出、成功获取功名进而得以步入仕途的文人，以及那些出身于世家大族、依靠家族的深厚底蕴和自身的渊博学识得以在朝廷中担任官职的人士所构成。
这些士大夫往往自幼便沉浸于儒家经典的研读之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们不仅在学术上有着卓越的造诣，还怀揣着强烈的政治抱负和使命感。其中，有的士大夫出身于普通的贫寒之家，凭借着自身坚持不懈的努力和非凡的才华，在激烈的竞争中崭露头角；
而有的则来自名门望族，自幼便享受着优质的教育资源，深受家族传统和文化的熏陶，从而能够顺利地踏上仕途，为家族的荣耀增光添彩。
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众多。比如范仲淹，他心怀天下，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发起了“庆历新政”，试图改革弊政；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的领袖，在政治上也积极建言献策；
王安石，推行了一系列变法举措，以图富国强兵；
司马光，编撰了史学巨着《资治通鉴》，同时在政治上也有自己的主张和作为。
这些士大夫们以其卓越的才能和坚定的信念，在北宋的政治、文化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成为了独特的政治风貌。
士大夫，这一群体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自隋唐以来，科举制度逐渐兴起，为寒门学子提供了通过读书考取功名、入朝为官的机会。到了北宋，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选拔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这些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文人，以及世家大族中凭借家族背景和自身学识在朝堂占据一席之地的人，共同构成了士大夫阶层。
他们饱读诗书，精通儒家经典，心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有的出身贫寒，凭借自身努力和才华崭露头角；有的来自名门望族，自幼接受良好教育，传承家族的荣光。
在北宋的都城汴京，繁华热闹，皇宫的朝堂之上，皇帝赵祯正与群臣商议国事。
在这群士大夫之中，有一位名叫欧阳修的大臣。他文采斐然，目光敏锐，一心为了国家的昌盛。
这一日，朝堂上讨论着边疆的防御问题。一位武将建议增加兵力，加强防线。欧阳修却站出来说道：“陛下，增加兵力并非长久之计。如今边疆的问题，根源在于军费开支过大，导致百姓负担沉重。应当整顿军备，优化军事部署，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皇帝赵祯微微点头，示意欧阳修继续说下去。
欧阳修侃侃而谈：“陛下，可派遣精明能干的官员去整顿军需，杜绝贪污腐败。同时，加强对士兵的训练，选拔优秀将领。”
其他士大夫们也纷纷发表看法，有的赞同欧阳修的观点，有的则提出了不同的建议。
最终，皇帝赵祯综合各方意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边疆防御。
在这期间，还有一位名叫富弼的大臣，他在外交事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辽国对北宋边境虎视眈眈，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富弼挺身而出，前往辽国谈判。
在辽国的营帐中，富弼不卑不亢，据理力争，凭借着出色的口才和坚定的意志，为北宋争取到了有利的条件，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和利益。
回到汴京后，皇帝赵祯对富弼大加赞赏，将其视为肱股之臣。
然而，在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范仲淹发起的“庆历新政”，旨在改革弊政，但由于触动了众多权贵的利益，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范仲淹一心为国，却无奈改革推行艰难，最终以失败告终，自己也被贬谪。
但这并没有让皇帝和其他士大夫们放弃共治天下的信念。
又有一位名叫韩琦的大臣，他致力于整顿吏治，打击贪污腐败。在他的努力下，许多不法官员被绳之以法，官场风气为之一新。
还有一位名叫文彦博的宰相，他在处理内政事务时，注重民生，积极推动农业发展和商业繁荣。
在皇帝与士大夫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宋迎来了一段相对稳定繁荣的时期。文化昌盛，科技进步，百姓生活逐渐改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问题也不断出现。士大夫之间的党争逐渐加剧，不同派别为了争夺权力，互相攻击，使得朝政陷入混乱。
但皇帝赵祯始终努力平衡各方势力，希望能够保持朝堂的稳定，继续与士大夫们共同治理这个国家。
在北宋的历史长河中，皇帝与士大夫们携手前行，有过辉煌，也有过挫折。他们为了国家的繁荣和百姓的福祉，不断探索，不懈努力，留下了一段段动人的篇章。
北宋天禧三年，公元 1019 年，司马光降生于光州光山的一个显赫官宦世家。家族的荣光与传统，自小就如明灯般指引着他前行的方向。
其他孩童在街巷间追逐打闹时，司马光却能静坐于书房，沉浸于书卷的芬芳。那稚嫩的面庞上，满是对知识的痴迷与渴望。他对历史的热爱仿佛是与生俱来的，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都能让他如痴如醉，废寝忘食。
少年司马光在书院中，他与同窗们的辩论总是精彩纷呈，其见解之独到、思维之敏捷，令师长们刮目相看。他宛如一块海绵，尽情地汲取着知识的养分，不断充实着自己。
岁月匆匆，司马光步入了不惑之年，也踏上了充满荆棘与荣耀的仕途。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 年），他凭借着出类拔萃的才华，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高中进士甲科，自此，他的身影开始在北宋的朝堂上绽放光芒。
他历任馆阁校勘、同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等要职。在仁宗朝，他心怀正义，直言敢谏，为朝廷的公正与清明振臂高呼。英宗时期，他凭借着卓越的智慧和忠诚，深得皇帝的信赖与倚重。
然而，神宗年间，王安石的变法如狂风巨浪般冲击着北宋的朝堂。司马光与王安石在政见上产生了激烈的分歧，他认为变法过于急切和激进，可能会给国家和百姓带来意想不到的隐患和灾难。在这场汹涌澎湃的政治浪潮中，司马光无奈地离开了京城，选择退居洛阳。
也正是在这段看似失意的时光里，司马光开启了一项震古烁今的伟大工程——编纂《资治通鉴》。
当时，收集资料的过程堪称艰辛无比。在那个信息传播极为缓慢、书籍稀缺且珍贵的时代，要涵盖三千多年的历史资料，其难度可想而知。司马光亲自带领着他的团队，四处寻觅。他们跋涉于山川之间，拜访各大藏书世家，甚至不惜重金求购珍贵的古籍孤本。
有时候，为了求得一本罕见的史书，他们要辗转多地，历经数月的奔波。助手们也不辞辛劳，有的负责记录，有的负责整理，有的负责校对。他们在民间广泛收集传说、故事，与正史相互印证。
司马光对每一份资料都视若珍宝，仔细甄别，反复考证。但凡遇到模糊不清或者相互矛盾的记载，他必定要穷根究底，绝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巨着，上起战国时期，下至五代十国，涵盖了一千三百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对后世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司马光在编纂时总结了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借鉴，有着“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作用。编年体的体例和严谨的编纂方法为后世史书的编纂树立了典范。
编纂这本书的原因主要是司马光希望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治理国家的参考，以达到使北宋政治清明、国家繁荣稳定的目的。同时，也是为了传承和整理历史文化，让后人能够更好地从历史中汲取智慧。
司马光在编纂过程中，遭遇了重重困难。资金的短缺让他们时常捉襟见肘，有时甚至连纸笔都要节省着使用。人手不足也使得工作进展缓慢，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让许多助手身心俱疲，选择离开。但司马光始终坚守着，从未有过一丝放弃的念头。
他的儿子司马康，深受父亲的影响和教诲，始终陪伴在侧，协助父亲整理浩如烟海的资料，精心抄写每一份文稿。父子二人，在无数个日夜，于那昏黄的油灯下，共同为这部巨着倾尽全力。
公元 1084 年，这部凝聚了司马光父子及众多学者心血的巨着《资治通鉴》终于大功告成。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三百多万字，宛如一座巍峨的历史丰碑。
然而，岁月无情，司马光终因长期的劳累和忧思，身体日渐衰弱。公元 1086 年，司马光与世长辞，享年68岁。
他的离去，令朝野上下为之悲恸。但他留下的《资治通鉴》，却成为了后世治国安邦、修身齐家的重要参考，其价值不可估量。他用十九年的光阴，铸就了一部不朽的经典，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司马光的继子司马康，生于北宋天禧四年（1020 年），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他的生父为司马光的大哥司马旦。
司马康自幼端谨，不苟言笑，事父母至孝。他敏学过人，博通群书，于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 年）以明经上第，考中进士。
熙宁五年，司马康监西京粮料院。在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他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后来擢升为秘书省正字。任校书郎。元佑四年，为修神宗实录检讨官。元佑五年，提举西山崇福宫。
司马康为人廉洁，口不言财。司马光立神道碑时，宋哲宗遣使赐白金二千两，他以费皆官给为由辞而不受，朝廷执意要给，他只得遣家吏到京师接受，而后将所得赏赐全部赠给族人。
司马康在居父丧期间，住简陋房子，吃粗茶淡饭，睡在地上，因此得了腹疾。元佑五年（1090 年），病情加重，最终无法朝谒。他在病笃之时，仍准备着要向天子进言的奏疏，希望能见天子一面，死而无憾。后来，乡民们得知他病重，纷纷劝说老医生李积前往救治。然而，当李积赶到时，已无力回天。司马康享年41岁。
他去世后，士大夫们在家中相互吊唁，市井之人也无不感到哀伤。朝廷追赠他为右谏议大夫。 司马康以其品德和才学受到时人的认可和赞赏，虽然英年早逝，但他的事迹和风范在历史上留下了一定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