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来得比林东来想的快。
四月十九,上午九点。
来的是四个人,领头的是个瘦子,戴眼镜,自我介绍说是区工商局的,姓孙。
“林老板,有人反映,你这店雇工二十人,涉嫌雇工剥削。”
屋里安静了一下。
柜台后头,李桂芬正在算账,笔停住了。
“孙同志,坐下说。”林东来搬了椅子。
“不坐了。”孙同志把一张纸摊在柜台上,“这是反映材料。上面写着:东来居东四店,个体经营,雇工二十人,月工资三十,无任何保障,实为剥削。”
林东来低头看了看。
字是钢笔写的,一笔一划,很工整。
“孙同志,我问一句。”
“你说。”
“咱们区里,现在允不允许个体户雇工?”
孙同志顿了一下。
“允许。但有个说法。”
“什么说法?”
“雇工超过七个人,性质就不好说了。”孙同志推了推眼镜,“这个事,上面一直在研究。”
“那我现在怎么办?”
“你得说明情况。”
“行。”林东来弯下腰,从柜台底下拖出一个铁皮盒子。
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沓纸,用麻绳捆着,分了四摞。
“这是二十份用工合同。”他把第一摞放在柜台上,“街道盖的章,一人一份,上面写着工资、工时、管饭。”
“这是工资表,一个月一造,街道留底。谁哪天领了多少钱,签了字,按了手印。”
“这是纳税凭证。开业第三天办的登记,一分税没漏。”
“这是街道给的安置待业青年名单。二十个人里,五个是登记在册的困难户,两个是刑满释放人员。”
他把四摞纸摆开,摆得整整齐齐。
“孙同志,您看。”
孙同志一份一份翻。
翻得很慢。
翻到第三摞,他停下来。
“你这合同,是跟街道签的?”
“是。我租房的时候,房管所和街道一块定的条件:招二十个待业青年,写在合同里。”
“不招,房不租给我。”
孙同志抬起头,看了他很久。
“林老板,你知道反映材料是谁写的吗?”
“不知道。”
“我也不瞒你。”孙同志把材料合上,“是东四食堂的钱经理。”
林东来没说话。
“他说你抢了国营的生意,还说你用低价雇工,扰乱市场。”
“孙同志,”林东来把烟盒推过去,“我算笔账给您听。”
“我这二十个人,一个月工资六百块。加上管两顿饭,一个月二百四。工装、煤火、水电,一个月一百多。”
“加起来,一个月九百多。二十个人,一人一个月四十五块。”
“国营食堂一个二级工,一个月多少钱?”
孙同志没答。
“四十二块。”林东来自己答了,“还管住,管医疗,管退休。”
“我给四十五,不管住,不管医疗,不管退休。您说,这算剥削,还是算凑合?”
“我这二十个人,八个是待业的,家里等米下锅。我要是不开这个店,他们现在还在街道领救济。”
“您要是觉得这算剥削,我明天就散伙,让他们回去领救济。”
“可我心里不服。”
屋里静了很久。
孙同志把材料收进包里,站起来。
“林老板,你这些材料,我带走一份。”
“带。”
“还有一个事。”他走到门口,回过头,“钱经理那边,我也会去问。”
“问他什么?”
“问他食堂三十七个人,一个月营业额多少,成本多少,账上有没有窟窿。”
林东来愣了一下。
“孙同志,您这是……”
“我干这行八年了。”孙同志推了推眼镜,“举报的人,我见得多。十个里有八个,自己屁股底下不干净。”
“你放心,我不会因为他是国营的,就骗他。”
人走了。
张启明从后厨冲出来。
“怎么样?”
“不知道。”林东来把四摞纸收回盒子里,“不过他走的时候,脸色不对。”
“对谁不对?”
“对钱经理不对。”
五天后,消息传过来。
东四食堂的钱经理,被区饮食服务公司叫去谈话。
谈的是食堂的小金库。
三年,一万四千多块,走的都是采购损耗。
肉联厂的账对不上,一查就出来了。
那天下午,林东来正在店里切菜。
周长顺跑进来,脸通红。
“林老板!对面!对面关门了!”
林东来放下刀,走到门口。
街对面,国营东四食堂的白布门帘摘了,门口贴了一张纸:内部整顿,暂停营业。
门口站着几个职工,抱着胳膊,看着街这边。
林东来看了一会儿,回身进屋。
“林老板,”周长顺跟在后头,“咱是不是……赢了?”
“赢什么。”
林东来把刀拿起来,接着切。
“他关门,不是因为我。”
“是因为他自己账上不干净。”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周长顺站在那儿,挠了挠头。
“林老板,那咱们是不是该放挂鞭?”
“放什么鞭。”
林东来把刀放下,擦了擦手,走到堂里。
二十个人都在,站在桌子边上,一个个脸上有笑。
“都听着。”林东来说,“对面关门了,谁也别出去说一句闲话。”
“为什么?”有人问。
“因为他们有三十七个人,三十七张嘴,等着吃饭。”林东来说,“他们关了门,这三十七个人这个月工资怎么办,谁知道?”
“咱们今天笑他们,明天咱们要是倒了,谁笑咱们?”
屋里静下来。
“干咱们这行的,靠的是锅里的东西。”林东来指了指后厨,“不靠别人倒。”
“都回去干活。”
“可他也太损了,背后告咱们。”
“长顺,”林东来停下刀,“你记住一句话。”
“这世上想害你的人,从来不会当面来。”
“所以你得把每一样东西,都摆得让人挑不出错。”
“挑不出错,他就只能自己摔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