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帝的书房内，朱由榔正与户部尚书龚彝讨论着国家财政的问题。
屋内灯火通明，映照着两人忧虑的面孔，他们面前铺开的账册记录着大明每月庞大的开支，如同一道道沉重的锁链，牵绊着帝国的前行。
“目前，朝廷每月的开支大约在五十万两白银。”龚彝沉声汇报，他的声音中透露出一丝忧虑。
军饷是每月必不可少的巨额开销，高达三十万两白银。大明的常备军力共达十六万，其中刘文秀领有四万雄兵，李定国手握五万精兵，而朱由榔亲自指挥的天威军则有一万勇士。白文选、冯双礼、祁三升三位将领各率两万精兵，他们曾是孙可望的部下，现在则是朱由榔的亲信。
基础建设的费用同样不容小觑，每月需五万两白银。贵阳向外延伸至播州、镇远、遵义的官道正在紧张施工，这些道路是连接西川、湖广和广西的重要通道，对朱由榔而言，这是对未来的投资。
铁矿石等原材料的采购，每月耗费约五万两白银。尽管贵州矿产丰富，但受地形限制，运输成本高昂。在陈应龙的建议下，朱由榔选择从广东的阳江、阳春等地购入铁矿石。粤西地区目前还在大明义军的控制之下，大明两广总督连城璧、东阁大学士郭之奇、虎贲将军王兴等在那里组织义军，抗击鞑子的靖南王耿继茂。
粮草的采购也是一项重大开支，每月需五到十万两白银。朱由榔不仅从湖广购入粮草，还秘密派遣特工以粮商的身份，借助郑成功、张煌言等人的力量，从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采购粮草。运输成本在这项开支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日常行政费用也需五到十万两白银，使得贵阳府库中的二百六十万两白银，仅能维持大约五个月的开销。
好消息是，云南、贵州的赋税即将收缴完毕，预计能够补充国库二百万两白银。这笔款项，对于缓解当前的财政压力，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昔日，孙可望带领大西军进入云南，便大刀阔斧地实行了“营庄制”，将土地从权贵和土司手中收回，重新分配给百姓，以“官四民六”为标准，让无数平民得以安居乐业。他在云南兴修水利，促进了农业的繁荣。他发布“招抚百姓回家务业，不足者借给牛种”的复业令，鼓励百姓回归农业生产。在政治上，他与明朝的官绅合作，在经济上则剥夺他们的土地资源，同时将忠于明朝的土司武装力量逐步收编为自己的军队。
这一系列政策，使得云南一地“一年土产财赋，足供养兵之需”，为朝廷提供了充足的物资支持。
孙可望在云南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令朱由榔深受启发，不禁思考起即将推行的商业税试点改革。
当前大明的税收体系混乱无序，特别是商业税，其在国家总税收中所占的比重竟不足一成，这一现状亟待整顿。
回顾明朝初期，商业税起步较低，实行的是宽松的“三十税一”政策。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商业日益兴旺，商业税收的潜力逐渐显现。朝廷在诸如河西务、临清、九江等关键商业交通要道设立税关，对过往商人征收商税，以期增加国库收入。
然而到了万历年间，商业税的税率不升反降，从“三十税一”降至“六十税一”，更对小规模商人实行免税政策，年营业额在四十两白银以下的商贩得以免税。万历早期的商业税收数据显示，“盐税收入二百五十万两，茶税十余万两、市舶税四万两、通过税六十万两、营业税二十万两，总额不过三百四十万两。”对于一个人口过亿的泱泱大国而言，简直是不可思议！
万历之后，商业税的征收实际上已停滞许久。这既是因为朱元璋时期定下的“重农抑商”政策影响深远，也与朝廷税收政策的混乱不无关系。
朱由榔心知，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制定新的商业税政策。
而孙可望在云南的改革虽然仅仅涉及田税，却值得借鉴。
“陛下所定商业之许可证，商贾欲行商，必先至商业局登记，依其季报，缴纳商税。今有三虑：一者，是否按其行业规模，定不同税率；二者，如何辨其季报真伪；三者，对虚报者，如何惩处。”龚彝说道，这些天他也召集户部诸官员商议商业税之事，这三项是他认为影响税收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
龚彝所说的三点，朱由榔一听便明白，不过如制定税率需要仔细思考，这又涉及到各行业特性的问题。
朱由榔对此也多有思考：“酒、茶等，为生活之调剂，可稍增税率；而粮食等民之必需，宜低其税。”
朱由榔建议将商业税分为四档。
奢侈品类，如酒、茶、珠宝、金银、矿产，定“五税一”；一般消费品类，如衣物、家具、工艺品，定“十税一”；服务类行业，如运输、餐饮、住宿等，定“二十税一”；基本消费品类，如粮食、蔬菜、水果，定“三十税一”。另外，对年营业收入不足一百二十两者，先收后补，减免税赋，以助其发展。
龚彝又说了一个问题，对同一种产品会不会存在重复收税的问题。
“民种五谷，已纳租税，不可再征。竹木牲畜，本无征算，商贾市卖，官可税之。今民纳租于官仓，关市复征，岂不重乎。”
朱由榔初听，觉得龚彝的观点似乎没有问题，但仔细深思，发现他混淆了“商品”和“产品”两个概念。
朱由榔继续解释道：“农民所种五谷，纳租后不复征税。然若商人购之，加工转卖，即成商品，可征其税。如此，保农民利，又促商品流通。”
他接着说道：“须确保产品自产至售，仅于售时征税，非每交易皆征。初级农产品，加工转商品后，始征税，以避重复。”
龚彝听后，恍然大悟，对朱由榔的见解表示赞同。他接着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何防商人虚报逃税？”
朱由榔沉思片刻，然后说：“需立监督审查之制。首先加强许可证管理，商贾必登记。其次定期审查，确保年报真实。最后对虚报者，严惩不贷。”
龚彝点头称是，又提出了一个建议：“陛下，可奖诚实纳税者予一定税收优惠，以激励之。”
朱由榔点头赞同。
龚彝还有一个疑问：“陛下，如国营公司该如何收税？”在他的理解中，这类国营公司既然已经是国家运营，所获也是收归国有，应该不用在进行收税。
朱由榔回道：“一视同仁即可！”
两人又讨论了一些细节，龚彝告辞而去。
朱由榔深知，商业税对大明而言，实为新财源，若执行得当，必能为朝廷财政之困顿带来极大之补充。
然而，他也预见后续之阻力，西南四省尚可，若收复江浙广东等地，阻力将倍增。
这将是朱由榔面临的巨大挑战。不收商业税，则财政将崩；收之，则可能将富户推向敌营。
如今，他唯有步步为营，审时度势，以期在财政与民心之间，寻得平衡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