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之有理，”徐智摩感叹道，“还有一个问题，斯年，你是如何在白话诗中创造出独特的意象的呢？我看你的那篇《致橡树》就成功塑造了木棉花和橡树这对组合，木棉花代表了具有独立精神和坚韧态度的女性的意象，而橡树在诗中代表了具有阳刚之气，坚韧而强大的男性的意象，我预感这对组合在今后的诗歌中将成为独立平等的爱情的代表意象。”
李斯年解释道道：“意象是诗歌的精髓，可以通过形象的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来创造。同时，要善于观察生活，从日常生活中汲取灵感，将平凡的事物赋予新的意义。”
徐智摩听得津津有味，补充道：“我想应该还有节奏和韵律，它们对于白话诗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如何在保持自然流畅的同时，又能给读者带来音乐般的美感呢？”
李斯年继续说道：“这就需要我们在字句间巧妙运用押韵和排比，创造出一种和谐而富有节奏感的韵律。同时，注意行文的起伏和张弛，让整首诗像一首优美的乐曲。”
李雅琳目光注视着侃侃而谈的李斯年，内心充满了深深的满足感。她自幼便与表姐张幼仪关系亲密，表姐上学时还在她家里寄宿过一段时间，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闺蜜。表姐在十五岁便嫁给了才华出众，被誉为少年天才的徐智摩，才子佳人一般的姻缘就发生在身边，这让李雅琳羡慕不已。在她的少女梦中，也盼望着能嫁给一个如此优秀的丈夫，过上那种你负责赚钱养家，我负责貌美如花的理想生活。
然而，当听人说自己的未婚夫并非梦想中的那样，而是一个不学无术之徒时，李雅琳心中五味杂陈，甚至曾一度感到伤心失望。她退而求其次，只希望未婚夫在婚后能对自己好就行，为此还请求父亲资助李斯年求学。可当她看到未婚夫不仅不感激，还写信有意拖延婚期时，她的心情更是跌入了谷底。再加上表姐的离婚事件，让她一度对婚姻失去了信心。
幸好最后一切都是误会，她的未婚夫并非庸庸碌碌之人，也并非有意悔婚，而是真的被一位教授看中，想要收他为弟子。自己的行为，反而是无形中耽搁了他的学业。
如今，两人已经成婚，丈夫不仅在生活上对她呵护备至，更在学业和事业上展现出了卓越的才华。他不仅能写诗着文，还帮助父亲解决了商业难题，赢得了商界名流的感激和政界高官的赞赏。就连自己父亲都敬仰的荣氏兄弟，也先后赠送了两座价值上万银元的别墅以表谢意，这在沪上已成为传奇佳话。
李雅琳此刻突然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剩下的就是要好好守住这份爱情了。想到这里，她又看了看坐在丈夫对面滔滔不绝的前姐夫，这一路上要是没有他在就更完美了。
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人当成电灯泡嫌弃了的徐智摩，依然沉浸在对诗歌的探讨中：“现在报刊杂志上面发表的白话诗，往往过于直白，缺少美感，有一种散文化的倾向。”
李斯年点头表示赞同：“我们虽然提倡白话诗，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完全摒弃旧体诗和格律诗的精髓。相反，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个人认为，诗歌在形式上的格律化是其魅力所在，这一点绝不能丢弃。”
徐智摩听后深表赞同，他郑重地点头说道：“确实如此。旧的诗体已经逐渐退出了文学的舞台，而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建立起全新的诗歌体系和明确的标准。尽管我们追求形式上的自由，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毫无约束、放任诗歌自流。过度的自由只会削弱白话诗的深层文学价值，导致市场上滥竽充数的劣作泛滥。”
于是，他与李斯年两人开始坐下来，深入探讨白话诗的理论框架和具体的创作要求。他们希望能够为白话诗的发展找到一条既符合文学规律又能体现时代特色的道路。
讨论片刻后，李斯年提议道：“依我看，我们不如将这种新的诗歌形式称为‘新格律诗’，如何？”
徐智摩听后仔细品味，随即点头称赞：“这个名字起得好，既形象又贴切。”
李斯年心中暗自得意，那当然了，看来自己起名的能力没有退化，这个名字可比你们两个之前给诗集起的名字恰当多了。
随着火车的轰鸣声不断响起，两人的讨论也越发深入。他们的话题从具体的写作技巧，逐渐扩展到了白话诗的整体发展趋势，以及它在未来的文学地位。火车在铁轨上飞驰，而他们的思绪则早已飘向了诗歌的远方，沉浸在文学的世界里。
而此刻，远在北京的周章寿已经回到了家中，正陪着母亲享用晚餐。吃完饭后，他坐在书桌前，开始奋笔疾书。他之前就有意发文回击那些诋毁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的人。毕竟，他也是靠写白话文小说起家的，现在有了李斯年这个珠玉在前，他也可以充分发挥战斗力了。
周章寿现在住的地方是前年新买的，那一年他成了北大国文系的讲师，并且开始走上文学道路，陆续发表了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和《孔乙己》，在文学界取得了重要的地位，也赚到了不菲的稿费，这才有钱置办下了位于八道湾胡同的这座四合院，并将母亲从老家邵兴接来北京团聚。
在和胡适之等人讨论之后，受到了李斯年的启发，周章寿端着《学衡》杂志仔细研究，就差拿个放大镜逐字看看是不是缺笔少划了，结果硬是鸡蛋里挑骨头的又找出几处语法和选词的错误，于是他立刻换马甲，撰写了一篇《再估《学衡》》的文章，将梅光迪之流又大骂了一顿，这也标志着他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战斗生涯的开启。
《学衡》杂志的那些编辑和作者们万万没有想到，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他们只是写了一篇文言文的文章，却被人鸡蛋里挑骨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揶揄讽刺，乃至是批评。真是岂有此理，于是，他们也开始奋起反击，纷纷发文驳斥那些无端指责。
这场由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与“复古派”之间的笔墨官司，因此愈演愈烈。原本只是小小的学术争议，却逐渐升级成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论战。双方在各大报刊杂志上展开激烈交锋，各抒己见，据理力争。
这场论战如同一场及时雨，为白话文的进一步普及和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随着论战的深入进行，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关注并参与到这场文学讨论中来。他们开始认识到白话文的简洁明了和通俗易懂，逐渐接受了这种新的文学表达方式。而这场文学论战，也直接推动了白话文在文学界的地位不断上升，成为了当时文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而始作俑者的李斯年也借此登上了华国的文学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