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巧渡金沙江后，进入四川的一个狭长地带，四周环境险峻。
左边是汹涌的雅砻江，右边是岷江，而南边则是他们刚刚征服的金沙江，长江在这里显得尤为壮观，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成为焦点，每一个决策都关乎着整支部队的生死存亡。
南面的金沙江横亘在前，后有十万中央军紧追不舍，红军无法回头。
左边的雅砻江非常凶恶，但红军深知其险峻，即使强行通过，补给也会变得异常困难。
而右边的岷江，虽然通向四川的富庶地区，但那里是四川军阀的重兵驻扎之地，红军也不能轻易涉足。
因此，红军的唯一选择就是向北，向北就必须渡过岷江的支流--大渡河。
而大渡河，那是一条令人望而生畏的河流，崖高水深，两岸峭壁林立，水深达三十米，奔腾的河水在崇山峻岭间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光是那水声就足以让人胆寒。
大渡河无法泅渡，也无法搭建浮桥，找到一个安全的渡口成为了红军当前的首要任务。
在这个狭长地带，从右上角划一条对角线，西北是大凉山彝族区，那里的人们对汉人充满敌意，勇猛彪悍，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而东南则是汉族区，国民党军队在此严密布防，红军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国民党军队虽然在这个狭长地带势力不强，但后面十万中央军的追兵只有几天的路程就能赶到，形势逼人，红军必须迅速做出决策。
选择大路从富林渡河，虽然道路宽敞好走，但堵截的军队众多，将会面临一场又一场的战斗，虽然红军有能力打过去，但这样会拖延时间。
而且富林渡口的船只已被烧毁，寻找船只也是一大难题，如果找不到船只，后果将不堪设想，对岸的川军正在集结，企图消灭红军。
选择小路从安顺场渡河，虽然堵截的军队较少，但道路狭窄难行。
尤其是要通过充满敌意的彝人区，彝汉之间的矛盾极大，红军必须小心应对，这也是一条充满未知和危险的道路。
红军在会理暂时驻足，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
会理位于四川境内，攀枝花以东，是凉山彝族的主要聚居区。
从金沙江到大渡河，红军完成了由云南北上入川的征程。
在这次会理会议上，红军主力确定了下一步的进军方向：继续向北，穿越彝族聚居区，强行渡过大渡河，与四川境内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此时，红军面临的追兵是十万中央军，距离他们只有几天的路程，而在大渡河阻挡红军的是川军。
川军的防线由三位军阀共同构筑，分别是实力雄厚的西川王刘湘、实力第二的杨森以及相对较弱的刘文辉。
泸定桥位于大渡河上游，河道狭窄但水流湍急，除了从桥上通过，其他渡河方式都极为困难。
下游的水流虽然平缓一些，但依然无法泅渡或搭建浮桥，只能依靠船只进行渡河。
红军在下游有两个渡口可供选择，一是穿越彝族聚居区，到达西面的安顺场，渡河后便是雅安地区。
另一条路线则是走大路，到达东面的大树堡渡口，对岸是富林，直接通往成都。
红军以最快的速度从大路赶往富林渡口，虽然途中遭遇抵抗，但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战斗。
但是一个从俘虏中得知的惊人消息让红军陷入了困境：国军故意让沿途守军后撤至富林对岸，以引诱红军从富林渡河。
在富林对岸，国军埋伏了重兵，并正在调兵遣将，企图一举歼灭红军主力。
面对这一困境，红军迅速调整策略，决定“将计就计”，利用已经熟练的声东击西战术迷惑国军。
为了应对当前的形势，红军总部派出了两支先遣队。
第一先遣队的任务是“探路”，穿越彝族聚居区，前往红军预定的渡河地点安顺场。
而第二先遣队的任务则是“诱敌”，这支队伍在越西地区取得了重大胜利，成功活捉了民愤极大的县长。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两个月前，数千名彝民因不满国民党政府的统治而发动暴动，虽然被镇压，但彝民们纷纷躲入山中。
红军的到来，不仅赶走了国军，还赢得了彝民的热烈欢迎，整个越西城里，有近千名青年要求加入红军。
5月23日，第二先遣队顺利抵达大树堡渡口，并在当地民众的协助下，开始了规模宏大的“渡河”准备工作。
对岸的富林，仅有刘湘的一个旅驻守，作为“四川王”，刘湘对拦截红军的兴趣并不大，只要红军不威胁他的大本营成都，他并不打算在红军身上消耗过多实力。
红军在大树堡渡口巧妙地“诱敌”，成功地将杨森的两万大军吸引过来。
作为川军中的二号人物，杨森积极响应国民政府的命令，企图以此在国民政府中积累对抗刘湘的资本。
这种地方军阀间的微妙心理算计，让人不禁感叹。
杨森增援富林的结果，使得安顺场和泸定桥的守军只剩下实力较弱的刘文辉的部队。
这正是大渡河战役的开局，红军巧妙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战术。
尽管国军并未完全相信红军会从大树堡渡河，因为他们深知红军近期的战术飘忽不定，不会采取硬碰硬的策略。
然而国军同样对红军选择安顺场渡河表示怀疑，那里曾是太平天国石达开的悲惨结局之地。
石达开当年率领20万起义军离开金陵，历经6年辗转8个省，最终4万人马在大渡河畔的安顺场覆灭。
红军从江西出发后，也经历了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8个省，与石达开的路线颇为相似。
因此，国军认为红军高层不会重蹈覆辙，选择这条“死路”。
红军高层自然了解这段历史，他们深知石达开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被买通的彝族土司背叛。
因此，红军在第一先遣队中特意安排了一支宣传队，宣传红军的政策，以争取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