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三十的晚上，是中国人过年特别看重的时刻。天涯海角的游子，都得在晚上以前赶回家来。三十天晚上都不回来的人，不是已经离开了人间，就是处在了身不由己的境地。三十天晚上，决没有走亲戚的。一家团圆，指的是父母、夫妻、弟兄和没有出嫁的姐妹。因各种特殊情况而寄居在家又无法离去的亲朋也可以共度良宵。大年三十，一般要天黑才进餐。进餐的程序是先祭祀菩萨、祖宗，然后才全员入座。辈份最高的人坐上位，就是面向堂屋大门的位置。这一顿饭叫“年饭”，时间吃得越长越好。吃完饭可不能睡觉，要“守岁”，一家人抽烟、喝茶、吃花生、嗑瓜子、摆龙门阵，直搞到半夜以后。睡觉前都要用滚水洗脚，据说三十晚上脚洗得干净，来年走亲串戚找朋友常会遇上吃肉。白翼坤这一家也是这样过的腊月三十。
不过，气氛却颇为特别：春晴还什么也不懂，两个男孩子却分外高兴，但总有人太少的感觉。翼坤脸上虽也带着笑容，但心里却格外的悲凉。大女儿、三女儿埋在了新津岳店子的黄泥渡山上，丈夫如泥牛入海无消息，长子又正在几百里外，虽说是自己的娘家，毕竟是寄人篱下；只有自己，一个女人，领着三个加起来还不到8岁的孩子。瞻前想后，真有要跌下万丈深渊的惶恐。
春晴睡着了，放在床上，翼坤才点上蜡烛，引孩子进了堂屋，将蜡烛插入烛台，将香插进香炉，把一块煮熟的肉放进碗里，搁在神像前，然后点上香烛。翼坤先叫孩子们跪下，然后才跪在神像前，她默默地祈祷着，先是一阵心酸，继而一阵心悸，泪水在眼眶边上蠕动，随后夺眶而出。两个孩子左边跪一个，右边跪一个，觉得好玩，笑着望着妈妈。妈妈的身体在颤动，突然放声大哭起来。两个孩子不知所措。中伟问道：“妈妈，你肚肚疼吗？我给妈妈揉。”说着，便站起来去揉妈妈的肚子。文刚问道：“妈妈，过年都要哭吗？是菩萨要你哭吗？”翼坤听见孩子们的问话，就像在做噩梦的人突然被惊醒一样，一下子清醒了。她一擦眼泪，豁地站起来，说：“别问了，走，我们吃年饭。”
翼坤点着灯盏走前面，孩子们紧跟在后面。灶房里一张方桌，四条长凳，隔锅灶不过一臂之遥。翼坤把一个小碗倒盖在桌子上，把灯盏放在小碗背上，叫孩子们空出靠近锅灶的那一方，对面而坐。然后把炒好后放在锅里温着的菜端到桌子上来，一共四样：一小碗烩锅肉，一盘芹菜炒肉，一盘莴笋炒肉，一盘红萝卜烧排骨。每人一碗白米饭。母亲给孩子们拈菜，孩子们给妈妈拈菜，饭桌上也弥漫着过年的气氛。孩子们虽然嘴儿馋，但毕竟肚儿小，一会儿便不想再吃了；翼坤在年三十夜里，“每逢佳节倍思亲”，那思念之情，真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虽然刚才情不自禁地大哭了几声，有所宣泄，但在两个几岁的孩子面前，也不过如骨梗在喉，无法吐出，本来一点食欲也没有，只不过为了不让孩子们伤心，才装点出一些苦中寻乐的样子，陪孩子们吃了些饭菜，一看到中伟兄弟不吃了，她也就放下碗筷，收拾桌子。
严冬天气，小孩儿虽穿得不算太薄，又刚刚吃过饭，仍旧觉得手冷脚僵，只好都挤到灶门旁边把手伸进灶里去取暖。翼坤提来灰笼，夹进些木炭，提到床上去把冷如顽铁的被盖烘起。收拾完毕，热水来给孩子们洗了，便胸前抱文刚，背上背中伟，把他们塞进了热被窝里。这时春晴也醒了，中伟两弟兄就在被窝里逗着玩。翼坤洗漱罢，又给春晴洗了，才去挨着孩子们睡下了。“妈妈，讲故事！妈妈讲故事！”文刚抱着妈妈的颈子说。“好！”翼坤说，“今天晚上，该高兴，我给你们讲三个故事。”“好！欢迎！欢迎！”两个小孩齐声拍手欢呼。
白翼坤给他们讲了一个古人“三颗芋儿辞旧岁，七片青菜迎新春”终于名满天下的故事，又讲了劈山救母，还讲了岳母刺字。孩子们还不肯入睡，缠着妈妈再讲一个。翼坤又讲了程咬金卖草扒。讲完之后，两个小不点儿还要妈妈再讲一个。大年三十，翼坤不想拂了儿子们的意，况且这个世道，有什么让孩子们开心的呢？更加上这时候自己也没有比讲故事更重要的事儿，于是便有求必应，直讲到远处鸡叫，中伟、文刚都没有了喊“再讲一个”的精神，故事会才在孩子们轻微的鼾声中静悄悄地结束了。翼坤把已经冷却的灰笼从被窝里取出放到地上，她虽然愁肠百结，但长达几小时，思想在故事天地里驰骋，自己也获得了像远离尘世苦难的兴奋和满足，对故事的思考回忆一停止，瞌睡虫便成群结队向她袭来，给她酿造出暂时无忧无虑的境界。
过了年，翼坤赶紧去邱四姑家要来了一条小花狗，白花黑质，十分可爱。中伟、文刚兄弟都爱如珍宝，经常形影不离。他们经常把它抱在怀里，有时还让狗和他们一同躺在床上玩。他们要出去拾柴、扯猪草，摘菜，小花狗都摇着尾巴，蹦蹦跳跳地跟着他们或前或后地跑。他们累了坐在地上玩，小狗就爬到他们的身上去躺着睡觉。
这一家四口人，虽然生活奇苦，三个小孩儿并没有长高长大多少，但太阳的朝起暮落，季节的冷暖循环，却是在无声无息地进行着。而中国社会，也在突飞猛进着。白翼坤在艰难中挣扎到了一九四九年冬天，石包山虽然还是石包山，断桥河还是断桥河，但是惊人的消息却像隆冬的寒风一阵紧似一阵地吹来了：
柏杨嘴儿的观音庙烛光摇曳，香烟缥缈。善男信女，跪满山畔。一个面如干核桃，穿得花花绿绿的老仙娘站在众生面前凄厉地说：“苍天有意，降此顽凶；人心叵测，在劫难逃。”翼坤背着春晴带着两个孩子去得迟了些，连跪的位置都没有，只好远远地站着。中伟、文刚紧紧地靠着母亲。人们的脸上都笼罩着阴云，心头都莫名地恐惧。
各种传说，蜂拥而至。有人说，昨天在研经街上看见三个和尚疯疯颠颠地急走。前面的一个，端着满满一升米，却哭丧着脸，像进杀场似地失魂落魄；中间的一个端着半升米，也不高兴也不愁，对谁也不看一眼；最后的那一个，升子里完全是空的，却欢天喜地地跑着跳着，还东张西望。有人说，这是佛祖在昭示，发财人要大难临头；穷人和富人要颠倒位置。有人还说研经街上来了一个算八字的先生，跛腿，当过兵。一个穿貂皮大衣的贵妇去算命，他竟然说她要饿死。旁边的人都说：“胡说，你知不知道她是哪一家的？”算命匠说：“我怎么不知道？我的桌子板凳还是从他家借来的呢。熊公馆里的嘛。我算的是她的命，不管她是哪一家的。”这些是真有其事还是妄说谣传，谁也不敢下定论，但其中的含义，可就是根据自己的身份和知识各取所需了。
白翼坤虽也如堕五里雾中，摸不清头脑，但也并不特别的害怕，她家里只有五挑谷子，吃都不够；土地只有竹林坝里屁股大的两块，种点青菜、萝卜、小葱、大蒜之类。大柏树土、指路碑土，原本是廖紫云家的，因为欠了债，早已被人占去，现在新搬来的邱正益家从地主家租来种着。去年喂的那头猪，已经卖掉，变成了中伟、文刚的裤子和一张床：算起来文辉要满十四岁了，他如果回来，未必还能几娘母睡一起？
翼坤装有一肚子的故事，其中许多属于历史演义，她知道什么是改朝换代。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嘛，在没有胜利之前，连以后的“王”也一律被称为“贼”的，周武王兴兵伐纣，李渊起兵反隋，朱元璋起兵反元，不也被称为反贼吗？反贼说不定正是新主。打仗不是全凭力气大；打得赢的，总是顺应天意民情的。经她这么一想，恐惧感也就少了许多。
没过几天，听见的消息越来越真，也越来越近。邱正益去赶松峰场回来说，松峰满山遍野是国军，解放军已经占领了自贡、荣县，他们派了人过来看地形，在竹园铺被抓住整死了。有几个大财主的佃客出来说，他们的主人都把金条、金砖、金元宝藏在乌臼油里挑上成都坐飞机跑了。看来一场大变动已经迫在眉睫了。果然，第三天晚上，离翼家五十里竹园铺方向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大胆些的人都爬起来到竹林外边去观看，那一方的天空都变成了橘红色。第二天，解放军就进入了县城。
第三天情况就不同了，研经乡驻进了解放军，断桥村也来了工作队。所谓工作队，实际上只有两个人：一个兵，二十多岁，穿的军装；一个穿中山服的，也只有二十多岁。别看只是两个小青年，只五天工夫就把断桥村闹得天翻地覆。先成立了武装队，曾德荣当队长，接着成立了农协会，邱正益任主席，还成立了妇女会，白翼坤是主任。会，一个接一个地开。白翼坤虽然带着三个孩子，每次开会必去，那两个“工作队”，满嘴的新鲜词儿，诸如“工人盖的房，农民种的粮，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满仓。”“推翻帝国主义压迫，打倒官僚资本的剥削，跟着救星毛主席，建设美好新中国。”此后，工作队的任务是征粮，主要是向地主要。
一天夜里，翼坤刚睡下，就听见后门有轻轻的敲击声。“是哪一个？”“我是桂花呀，廖么娘。”白翼坤知道，这是本村地主邱雪桥的夫人，她本是丫头，邱雪桥的夫人死了，就把她提上了房，桂花儿，人很朴实，又很谦和，平时常有来往。翼坤赶快起床，披起棉衣点亮桐油灯，开了门。
桂花脚跨过门坎，就转身关上了门。翼坤正要抬凳招呼她坐下，桂花儿却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下：“廖么娘，求你了。”翼坤吃了一惊，赶忙扶起来，问：“什么事？我能帮忙吗？”桂花儿泪流满面地说：“农协会要我们家交8千斤谷子，不交够邱雪桥就没命了，我家里翻仓倒柜也只有5千斤。我只有挨家挨户来求你们卖，越多越好。”翼坤说：“我家里现在只有四箩谷子，都给你吧。我二场上街去买回来就是。”桂花儿付给了两个银元，把头探出后门，向竹林轻轻喊：“快过来！”立即有四个男的奔过来，进屋把谷子装进口袋扛在肩上，飞快地出了后门，桂花儿千恩万谢地走了，白翼坤走出后门一看，天上有淡淡的星光，几个人已经上了大路。
第二天，翼坤上街买米，米市上一袋米、一箩谷子也没有，都是拿起口袋买米买谷的，一打听，家里的米都被地主们高价买去交了公粮。翼坤这才暗暗叫苦。他知道，舂好的米，还能吃五天。红苕能吃两个月。
接着开了几个诉苦大会，工作队三番五次做工作，才有三个农民上台去控诉。会场上响起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地主阶级”、“天下穷人是一家”以及“贫下中农当家作主”、“跟着毛主席，建设新国家”、“跟着共产党，幸福万年长”的口号，而且此起彼伏。领着喊口号的是工作队里穿中山服的小伙子。他的名字叫孙荣德，大家都叫他孙同志，中等个儿，娃娃脸，眉清目秀，像个书生。他领着喊口号的时候，将右手的拳头捏得紧紧的，然后向左前方狠狠砸出去，随之一串清脆的新鲜字句便响彻云霄。
那个兵实际是官，连长，姓马，右手负了伤，长得粗壮，但样子却笑眯眯的，活像个弥勒佛，虽然腰别盒子枪，但并不使人望而生畏。他还有一个优点，会唱歌，开会之前就教大家唱“谁养活谁呀，大家来评一评。”那歌声在断桥人的耳朵里听来，却有“响遏行云”、“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五脏六腑都熨贴”的感觉。不过农民没有文化，呼的什么口号，唱的是什么歌词，并没有弄明白。“建设新国家”他们不少人呼成了“捡的新国家”，“谁养活谁呀，大家来评一评”，不少人唱成了“水呀和水呀，打家来一瓶瓶”。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了以后，“共匪”的概念几天便化为乌有。这样有学问、这样可爱的人是匪？
那些口号使白翼坤异常兴奋，她发觉这两个年轻人的背后，有一批管仲、张良、诸葛亮、徐懋公、刘伯温式的人物。三十九年来，她没有想过这个国家应该如何发展，也没有想过这个村子里的人应该怎样生活，更没有想过这个社会这样运行合不合理，几天来的大会小会使她有了拨云见日的感觉。她万万没有想到她会被选为本村的妇女主任，也弄不清这个名称要做些什么事情才般配。中伟和文刚也觉得新鲜得很，每次开会是必到的，有时妈妈牵着去，有时自己走着去，有时妈妈抱着、背着去，有时别的姐姐、大嫂、大娘牵着、背着去。他们最喜欢的是唱歌，其次是在会场里和别的孩子们跑来跑去，大呼小叫。
一个上午，干部会在村办公室进行。研究划分阶级成分，斗争地主。村办公室是一个小财主的堂屋。这座房子不是四合院，正房和两边的厢房都很长，中间的坝子很宽大。和正房子相对的不是房子而是逐渐向下低落的梯土和梯田，因此，坝子略有些向外倾斜。这房子后来有两年成了断桥小学的学堂。堂屋里一张八仙桌，放着两条长凳子。墙上贴着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画像。靠墙面门坐着工作队的孙同志和马连长，孙荣德穿的是洗得褪了色的中山装，马连长穿的是半新的军装，此外就只有白翼坤穿的勉强算是衣服＿＿英丹布的上衣，袖肘上已补了两个巴；黑裤子，膝盖处已经磨得发毛了；布鞋，已经被磨得变了形。
其他的干部，都头戴破帽子，脚穿水巴笼草鞋；这种鞋，是用谷草编的，形状和布鞋一样，只是更加庞大臃肿。男的女的都是毛蓝布衣裳，女的是右边参差的小布纽扣，都是自己挽的。这些干部，大都屁股上还吊着一个金黄的草墩子，圆圆的，像一面小鼓，是用稻草编成的，有将近一尺高：这是干部和村民开会时必备的坐具。当地人称之为“草巴儿”。当时普遍使用这种坐具，不仅因为这时的农民大多没有便于携带的小凳子，而且这种草墩冬天坐着不冷，并且高矮差不多，占地又不宽，容易使队伍坐得整齐密实。
开会之前，男人照例是抽叶子烟，一个个都叭嗒叭嗒，吞云吐雾。女人大都是纳鞋底，飞针走线，针闪着寒光，线拉得嘎嘎直响。大家都说着趣话，拉着家常。白翼坤问道：“马连长，你的名字是哪三个字？”马连长笑道：“这是我经常要面对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有定稿的，还是我们团长给我总结的呢，‘马’，是马克思的‘马’；‘瘸’，是英勇杀敌，被敌人的子弹打瘸了腿的‘瘸’，‘狗’，是中国人决不当日本帝国主义的汉奸走狗的‘狗’”。马连长还没有介绍完，全场已经笑声轰然。马连长说：“我们团长还有下文哩：‘为什么名字取得这么怪？这么丑？那是封建地主的迫害，封建迷信的毒害，说我命贱长不大，名字越丑越好带。我这不是现在还活着？枪都打不死。”孙荣德等大家笑完之后说：“马排长的这个名字，说明了万恶的旧社会，我们穷人不仅给地主阶级做牛做马，剥削阶级还笼断文化，在精神上压迫我们。我们要打倒吃人的旧社会！现在，我们就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划分阶级。”
孙荣德于是给大家原原本本地读了上级关于划分阶级的有关政策，并详详细细地逐条作了解释，大家还是弄不明白。读来读去，讲来讲去，大家都拿不准。邱正益说：“就根据昨天丈量的各家各户的田土面积请孙同志、马连长，一家一家的定吧。”这当然是最省事不过的办法，大家都无异议。于是，便由邱正益主持，由孙荣德念户名田土亩数，由白翼坤作记录——整个会场上除了工作队的两个同志外就只有白翼坤可以认字写字。全村96户人家，很容易的就划出了三户地主：邱雪桥、陈有奎、曾双星。还有两户富农、八户中农，一户小土地出租。剩下的82户都是贫下中农。
马连长扳起手指算了算账说：“根据上级指示，你们村还得划出一户地主才够数。”邱正益抠抠脑袋说：“那就只有把李哲庚由富农升为地主。”孙荣德说：“李哲庚就是剥削量不够，上不了地主。”马连长皱起了眉头。
白翼坤的成分，在会上就出现了争论。邱正益说：“廖紫云家应该划成破产地主。我们了解了，以前好宽的土地啊，还开得有油坊榨油卖，请了长工十多人。”马连长说：“共产党有政策，过了三年以上贫困生活，自食其力的都得按现在的田地数量划。六个人，五挑谷子，两亩多地，只能划贫农。”
马连长说：“我们政委说过‘时间就是政策’，白翼坤破产了近十年，经济上已经降落到贫农的队伍中来了。”既然工作队的同志表了态，大家也就不再说话了。邱正益看见太阳已经晒上阶沿了，就给马连长耳朵边说了两句。马连长顿了顿然后说：“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下午接着开。邱主席，就亲自到李哲庚家去实地考察，看他还有哪些剥削行为漏报了。”
下午，会议接着开。邱正益兴高采烈地说：“李哲庚的地主没有问题了，我到他家去一看，有牛有犁没有耙。”白翼坤诧异地问：“那又怎么了？”邱正益说：“我就问他，‘你每年那么多田，不耙田呀？’李哲庚回答说‘要。’，‘那你的耙呢？’李哲庚说‘都是给王二爷家借的。’‘给钱不？’‘乡里乡亲的，都没有说钱。’”邱正益见大家听得云里雾里的，就干咳了两声说：“你们想一想，用一天就算一万元钱（当时的一万元，相当于后来的一元钱），用十天呢？用十年呢？”李哲庚的剥削量就够了！”
“能，能这样算吗？”白翼坤觉得可笑。马连长说：“这当然也要算李哲庚对贫农王二爷家的剥削。算剥削账，就要这样算。他李哲庚没有钱买一张耙吗？他就不买，存心长期霸占贫农的财产。”白翼坤说：“邻里之间这样互相借借东西，是常有的事。一些比较大点的农具，比如风车、水车，耙，这些东西，一年就只有几天用得着，这家买这样，那家买那样，大家交换着用，节约了资金，还增强了乡情。照邱主席这样算，以后老百姓不就会斤斤计较吗？还有什么乡情可言？”马连长说：“搞阶级斗争就是这样的，对地主的剥削，一分一厘都不能放过。”白翼坤觉得自己本来见识有限，共产党的许多东西，自己还不懂，也就不再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