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情况下，先帝确实需要一个永远长不大、永远抱着自己大腿嘤嘤嘤、永远依赖皇阿玛的巨婴儿子，来慰藉他这颗支离破碎又早就扭曲得不成型的老父亲的心。
没有这样扭曲的父亲，也养不出那样扭曲的儿子。
突然就特别庆幸自己排行老四。
只是先帝造的孽，凭什么他来承担？
还是那句话，三哥又不是他儿子，他可不想给三哥当爹。
所以三爷再怎么疯狂讨好，四爷也不可能满足三爷那颗疯狂求进步的心，所以……
三爷还是继续老老实实带领那一帮在朝中没有实际影响力、也惹不出什么大纰漏的文官清流们编书吧。
果然还是先帝最知人善任。
如果三爷能够一直这么安分下去，不惹什么纰漏的话，四爷是很愿意让三爷在亲王位分上安享富贵的。
为了照顾三爷的自尊心，四爷也会发扬先帝知人善任的优良传统，给三爷不时分派适合他也足够体面的差事。
就比如，明史的修撰工作。
中国自古就有修史的传统，以史为鉴更是每个朝代都有的自觉（至少开国之君都有），公正、严谨、翔实地为前朝修史，是每一个正统王朝所必须的。
而对于清朝这样的异族统治者来说，为前朝修史就更加重要、谨慎，毕竟这对于夯实清王朝的正统性大有裨益，就像历史上的康熙皇帝前后六次南巡，仅一次因故由大学士马齐代劳之外，其余五次康熙皇帝均前往明孝陵亲自祭拜。
尤其是第一次南巡，康熙皇帝“于孝陵殿前行三跪九叩礼”。??
三跪九叩是清代最高规格的朝拜礼仪，由连续三次“一跪三叩首”动作构成，共计九次叩首，专用于祭祀太庙等庄重场合，而且康熙首次祭拜时，走的还是百官甬道而非皇帝专用道路，以示诚意。
除此之外，康熙还亲笔题写“治隆唐宋”，意为朱元璋治理明朝的功绩超过唐宋二朝。
康熙他一个异族皇帝图的什么？
最重要的肯定是为了建构清朝的正统性，通过康熙皇帝亲自祭奠明太祖打造清朝大明继承者的形象，以此显示对汉人的尊重对中华身份的认定最大限度地笼络汉人，维护统治合法性。
修明史也是一样的道理。
顺治二年，朝廷便设立明史馆，编纂《明史》，只不过因为国家初创，诸事丛杂，所以未能全面开展。
康熙十八年，朝廷再开史馆纂修。
历任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翰林院掌院学士、日讲起居注官，并且曾经重修《太宗文皇帝实录》的徐元文为明史监修总裁官，开始编纂明史。
后来，叶方蔼、张玉书、徐乾学、王鸿绪等汉臣先后担任总纂，不过提到《明史》就不能不提赋予《明史》灵魂、以布衣身份参加修史的史学大家，万斯同。
万斯同生出崇祯年间的浙江鄞县，其父万泰坚守气节，拒绝出仕，亦是复社重要成员，后来万斯同拜在着名史学家、也是着名抗清隐士黄宗羲的门下，这样的家庭环境以及老师，对万斯同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万斯同终其一生都极有民族气节。
康熙十七年，清廷因诏请黄宗羲修《明史》，被黄宗羲拒绝，朝中大臣便推举万斯同，万斯同也坚辞不就，后来大学士徐元文出任修《明史》总裁，再度荐他入史局。
黄宗羲觉得修《明史》，事关忠奸评判和子孙后世的大业，又担心清廷修史难免不公，故而动员徒弟万斯同赴京。
万斯同遵老师嘱咐，上京后他不署衔，不受俸，以布衣身份入史局，修《明史》，前后二十余年间，其核心作用与贡献堪比总纂官，故被后世尊为“布衣总编”。
在纂修工作中，万斯同无总裁之名而行总裁之实，史馆凡“建纲领，制条例，斟酌去取，讥正得失，悉付万斯同典掌”。
他制定了凡例，拟定了传目，并详细修改史稿，当时，参加纂修的官员有五六十人，他们把每篇初稿写成后．都送到万斯同处复审。
徐元文以后，大学士张玉书、陈廷敬、尚书王鸿绪相继担任纂修《明史》的总裁，仍延请万斯同继续修《明史》。
至康熙二十九年完成初稿，凡四百一十六卷，康熙三十三年应王鸿绪聘，修改列传稿，居京期间屡开讲席启导后学，学者尊称“万先生”。
居王鸿绪京邸期间，万斯同双目失明却仍坚持口授修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