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委书记丁洪涛的办公室里，阳关下空气里浮动着细微的尘土，混合着烟草燃烧后留下的焦油气味。
丁洪涛坐木制办公桌后，身子微微后仰，试图让自己看起来从容一些。但他搭在扶手上、轻轻敲击着的手指，却泄露了他内心的不平静。
首都来的《法制观察报》的记者王朝辉，这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穿着件在这个小县城里显得过于挺括的浅灰色夹克，鼻梁上架着副金丝边眼镜，镜片后的目光平静，却带着一种审视的意味。他膝盖上摊开着笔记本，手里捏着笔，随时准备记录的样子。
丁洪涛在东洪县当了这些年县委书记，自问和各级干部、乡绅富户、甚至难缠的上访群众打交道，都能应付自如。可唯独面对这些从首都来的记者，他心里总有点发怵。
这些人，见多识广，言辞犀利，不像本地干部那样讲究层级和情面。他们问起问题来，常常直戳要害，让你避无可避。不仅是他丁洪涛，县里、市里的许多领导，面对媒体记者，尤其是这种脖子里挂着照相机的记者时，如果身边没有准备好的稿子，往往都会觉得舌头打结，不知道话该怎么说。
要是碰上扛着摄像机的，那更是了不得，好些领导能紧张得额头冒汗，说话磕磕巴巴，非得有工作人员拿着写好的稿子，躲在摄像机镜头拍不到的地方举着，领导才能一边貌似看着镜头，一边照着念下去。
眼下，这位王记者几个问题问下来，看似平常，却都绕着前段时间那桩轰动一时的“葛鹏案”打转。
“丁书记，”王朝辉推了推眼镜，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闪避的力道，“关于田嘉明局长违规提供子弹的具体经过，以及县委事后是如何定性和处理的，您能否再介绍一些？”
丁洪涛觉得自己的后背又开始渗出细密的汗珠，贴在的确良衬衫上，有点凉飕飕的。他下意识地想端茶杯，却发现杯里的水已经见了底。他干笑了一声，伸手从桌上那盒“中华”烟盒里摸出一支烟，却没有立刻点燃，只是在指间捻动着。
“王大记者，”丁洪涛脸上堆起惯常那种应对各方关系的笑容，语气显得格外推心置腹，“咱们呀，往前数，无冤，往后看，无仇。你说说，你这是何苦非要把我架到这火上来烤呢？我丁洪涛就是个小小的县委书记，七品芝麻官。葛鹏那件事，发生在我们东洪的地面上，我们也是受害者，脸上无光啊。地方政府有地方政府的难处，维护稳定是大局。你们从首都来，站位高，但也得体谅体谅我们基层的实际困难嘛。有些个人之间的恩怨纠葛，最好不要牵扯到对一级党委、政府的看法上来，对不对？”
他一边说着，一边留意着王朝辉的反应。他看到王朝辉的视线在自己手中那支烟上短暂停留了一下，心里微微一动。丁洪涛接触过不少文化人，知道他们里头很多都是“老烟枪”，仿佛离了尼古丁，那笔杆子就晃不动似的。他立刻像是找到了突破口，略显忙乱地打开烟盒，递了一支过去：“记者同志，来，抽一支，我们这穷乡僻壤，没什么好烟，你别嫌弃。”
王朝辉略一迟疑，还是接了过去，道了声谢，将烟叼在嘴里。他抬起头，目光从镜片后扫过丁洪涛的脸，然后才低下头，从夹克口袋里摸出一盒火柴。“嚓”的一声，橙黄色的火苗窜起，点燃了烟卷。他慢慢地吸了两口，青灰色的烟雾袅袅升起，模糊了他部分表情。
“丁书记，”王朝辉吐出一口烟，才不紧不慢地开口，“如果我们能找到直接愿意接受采访的负责人，我们也不会非要来打扰您这位父母官。
“你们去平安县，这事根子在平安县！”
“不瞒您说啊，我们跑了平安县看守所，也去了曹河县了解情况，甚至连葛鹏的老家也去了。可关键的人物，比如田嘉明局长，我们是连面都见不着。下面的同志，一听说我们是记者，那态度……丁书记，说句不中听的话，比当年老百姓看见鬼子进村还紧张，躲都躲不及。”
他弹了弹烟灰，继续道：“丁书记，您别多心。我们这次来，不是要为难哪个具体的个人，更不是要和东洪县委过不去。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把事情的真相调查清楚。现在国家强调法治建设，但进程中有阻力，有困难。有些地方，有些同志，还是习惯于人治思维，把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这种苗头很危险，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法制观察报》的职责，就是通过报道一些典型的案例，把这些问题呈现给领导和公众，引起重视，促进法治观念的普及和制度的完善。我们从首都大老远跑来，吃住行都不方便，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目的，怎么就这么难呢？”
丁洪涛听着，心里飞快地盘算。他知道这记者说的部分是实情，田嘉明在这件事上屁股不干净，而且田嘉明仗着以前在抗洪抢险中立过功，近来也是目中无人，说些含沙射影的话。如果能让这个记者把田嘉明的问题再捅出去，田嘉明这次必然是在劫难逃了。
但风险在于，火候掌握不好，很容易烧到自己身上，毕竟自己是县委书记，吃里扒外的责任跑不掉，市里若怪罪下来，第一个吃挂落的就是自己。
想到这儿，丁洪涛内心的优越感和谨慎交织在一起。他也点着了手里的烟，深吸了一口，做出推心置腹的样子：“王大记者，你的意思我明白。都不容易，基层有基层的难处。你们从上面看，觉得法治建设要加快，这我同意。但根子在哪？光要求干部不行，群众的法治意识也得跟上。咱们东洪是贫困县，老百姓认实惠、认情理，有时候不太认死理的法条。你对一群可能字都认不全的群众大讲法理法条，效果未必好，搞不好还是对牛弹琴。工作要讲究方式方法，循序渐进。”
王朝辉立刻接过话头，显示出记者的敏锐和辩才：“丁书记，您说的群众法治意识需要提高，这确实是关键。但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啊。领导干部带头守法、依法办事，本身就是对群众最生动的普法教育。反过来，如果领导干部都不把法律当回事，甚至执法犯法，那群众会怎么想？他们会觉得法律不过是管老百姓的，有权就可以任性。这种负面影响，比普通群众不懂法要严重得多。我们把田嘉明这样的事情报道出来，正是为了警示各级干部，权力必须受到监督，这本身就是在推动法治进程嘛。”
丁洪涛听着，心里暗道这记者果然能说会道。他摆摆手，脸上露出一种混杂着无奈和告诫的笑容：“王大记者，咱们这就是闲聊天，我姑妄说之，你姑妄听之。你要是把我说的每句话都往你那本子上记，那我可就不敢开口了。说实话，很多干部为什么怕你们记者？就是怕你们断章取义，怕你们揪住一点不计其余，拿着鸡毛当令箭，本来没事也能写出事来。干部也是人，也要养家糊口，谁也不想因为几句话没说到位，就被弄得下不来台。我呢，今年五十多了，在这个位置上还能干几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王朝辉来东洪已经四天了，跑了曹河县、市委宣传部、平安县，甚至葛鹏的家，但关键信息一点没拿到，葛鹏的直系亲属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问就是去了外地亲戚家，再问具体点，就一问三不知。
这次出差，差旅费花了不少，要是像有些同行那样，在地方宣传部拿点“辛苦费”，发个通稿了事，倒也轻松。但王朝辉心里还揣着点新闻理想，不想就这么糊弄过去。他看出丁洪涛这个县委书记，虽然谨慎，但并非铁板一块，似乎有意透露点什么，只是顾虑重重。
他决定再退一步，放低姿态，试图瓦解丁洪涛的心理防线：“丁书记，您刚才有句话说得特别在理。记者和领导干部不应该是天敌，从某种角度说，目标可以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把工作做好，促进社会进步。现在的法治环境确实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您作为主政一方的书记，肯定也希望辖内政通人和，依法办事成为常态。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葛鹏这个案子，里面的曲直弯绕，您心里跟明镜似的，是不是？”
丁洪涛叹了口气，这声叹气拖得有点长，显得颇为沉重：“唉！这件事啊，清楚不清楚，我都不敢说，也不能说。这是个马蜂窝，捅不得。你们要是报道出去，把我的名字白纸黑字地印在报纸上，市委、市政府追查下来，我这顶乌纱帽还要不要了？地方有地方的考虑，维护稳定是头等大事。你们也要体谅地方政府的难处，多少给我们留点颜面嘛。”
王朝辉敏锐地捕捉到了丁洪涛语气里的松动，他立刻跟进，给出了一个关键的承诺：“丁书记，原来您是担心这个。好商量！如果您不愿意在报道中公开身份，我们可以处理。比如，用‘东原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权威人士’、‘据知情干部透露’这样的方式，完全可以规避掉。您放心，我们报社是正规的新闻单位，有我们的职业操守。只要事实准确，报道客观，你们市里、省里的宣传部门，也干涉不了我们的具体行文。我王朝辉说话算话，既然答应了您，就绝不会出尔反尔。”
这番话，说到了丁洪涛的心坎上。他暗自思忖：如果真能通过这记者的笔，把田嘉明的问题，甚至背后涉及的某些人的意图，巧妙地披露出去，既打击了田嘉明的气焰，说不定还能让市委书记于伟正有所顾忌，岂不是一箭双雕？田嘉明上次在自己办公室拍桌子叫嚷，骂自己“腐败分子”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那股窝囊气他一直憋着。官场上，有时候就得借力打力。
丁洪涛用力搓了一把脸，好像要把犹豫和顾虑都搓掉：“王记者，咱们是头回打交道，我对你不熟悉啊。你这空口无凭的，让我怎么完全放心？我跟你说点内部情况，你回去之后笔头一歪，把我卖个干净，那我丁洪涛在东原可就真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
王朝辉知道，这是最后临门一脚了，他必须拿出足够的诚意：“丁书记，法治社会讲究诚信。我们干记者的，更看重这个。这样，为了表示诚意，我们可以在东洪把稿子写出来，写完后，关键的涉及您提供信息的部分，可以先请您过目，您觉得没问题，我们再发。这样总行了吧？”
这个提议，彻底打消了丁洪涛的最后一丝疑虑。他看得出来，王朝辉是铁了心要挖这个新闻，而这对自已来说，利大于弊。他把抽完的烟头，隔着窗户用力弹向外面的花坛，下了决心：“既然王记者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三阻四，就显得不识抬举了。也好，我就为咱们国家的法治建设，贡献一点基层的实际情况。不过嘛，”他压低了声音，“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隔墙有耳。晚上吧，晚上我请你们吃个便饭，地点……就定在光明区的招待所，那边清静，我熟。”
“光明区招待所？”王朝辉有些诧异，“不在东洪县委招待所？丁书记放心，住宿费、饭钱，该多少我们照付。”
丁洪涛摆摆手：“不是钱的事。光明区那边方便，我来安排。不过，你们得记住，去了那边，千万别提自己是记者。市委宣传部早就下了通知，要求各地一旦发现记者踪迹，立刻上报。咱们得避避风头。”
王朝辉和旁边一直安静记录的女助手对视了一眼，两人眼中都流露出一种混合着疲惫、无奈和终于看到希望的复杂情绪。这几天四处碰壁，备受冷遇，眼看这次采访就要无功而返，现在终于撬开了一条缝。王朝辉立刻站起身：“丁书记，您考虑得太周到了。那好，晚上我们准时过去，不见不散。”
两人起身告辞，刚走到门口，丁洪涛像是忽然想起什么，赶紧叫住他们：“王记者，等一下。”
王朝辉回头：“丁书记，还有事？”
丁洪涛指了指王朝辉背着的那个半新不旧、印着报社字样的帆布背包：“这个包……这样，你先取下来，暂时别背了。”
王朝辉一愣，随即明白了过来。在东洪这样偏僻的县城，这种款式的背包太扎眼，容易暴露身份。他笑了笑，把背包取下来拎在手里：“丁书记，您真是个有心人，谢谢提醒。”
看着两人走出办公室，丁洪涛脸上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心里默念：田嘉明啊田嘉明，你自个儿屁股底下都是屎，还敢指着鼻子骂我是腐败分子？你在龙投集团掺和那些分红的事儿，真当别人不知道？这次，就让你再尝尝舆论的厉害。
9月17日傍晚，省城的天色尚未完全暗下来，街灯却已次第亮起，晕开一团团昏黄的光。我和晓阳提前半小时就到了东泰酒店指定的包间，仔细检查着茶水、餐具和座位安排。今天这场饭局，表面上是市委书记于伟正约请省委副书记何思成，但我和晓阳都清楚，这更像是于书记借着这层亲戚关系，向何书记汇报工作，尤其是沟通近期颇为棘手的田嘉明事件。
作陪的还有省政协副主席、老领导钟毅和邓叔叔，这两位重量级人物的在场，既显示了对于书记此次汇报的重视，也定下了谈话基调不会过于尖锐，更侧重于沟通与协调。
包间的门被服务员轻轻推开，何书记和于书记几乎是前后脚进来，钟主席和邓叔叔也笑着一同走入。一时间，包间里充满了寒暄与笑语。何书记语气亲切中带着勉励：“伟正啊，从东原赶到省城，一路辛苦。”
于伟正微微欠身，笑容得体：“何书记，您日理万机，能抽出时间，是我们基层干部的荣幸啊。”
钟毅和邓叔叔则与我和晓阳简单点头示意，目光里带着长辈的温和。
落座后，服务员开始上菜，都是些家常口味，精致却不铺张。酒是高粱红的五年陈酒，象征性地斟了小半杯。正如所料，话题起初只是略微触及田嘉明的事。于伟正用概括性的语言汇报了情况，提到“个别干部纪律松懈，造成了不良影响”，“目前正在妥善处理，努力消除影响”。
何书记听着，偶尔点点头，并不深入追问细节，只是强调了一句：“干部队伍的管理，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啊。出了问题，既要依规处理，也要注意方式方法，维护好大局稳定。”
钟毅副主席适时插话，回忆起过去工作中处理类似问题的经验，邓叔叔也附和着。几句话下来，关于田嘉明的话题便悄然滑过，大家都心照不宣：在这个场合，点一下，表明此事已进入高层视野，并且是在“可控”和“处理中”的框架内，便已达到了目的。真正的重点，随之转向了东原市乃至全省的经济发展大局。
到了这个级别的领导，饭局早已超越了“吃饭喝酒”本身，更像是一种工作交流的延伸，氛围重于内容，沟通重于形式。酒只是浅酌辄止，更多的时候，是筷子轻点盘盏，伴随着关于政策解读、区域发展、产业布局的讨论。
于伟正书记介绍了东原市在招商引资、特别是与省制药厂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何书记听得认真，不时提出一两个关键问题，显示出对地方工作的深入了解。
钟书记和邓叔叔这两个陪酒的倒是偶尔从更宏观的层面，谈几句全省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市场经济。
我和晓阳的角色就是服务员，适时添茶倒水，确保谈话顺畅进行。
饭局结束得比预想中要早，气氛一直融洽而克制。于伟正书记脸上带着浅淡的红晕，是酒意，更是兴致。他和何书记、钟书记、邓叔叔又站在门口低声交谈了几句，这才握手道别。
何书记的专车先行离去，钟毅和邓叔叔散步回家。
我和晓阳则跟着于伟正书记，坐上了他那辆黑色的皇冠轿车，送他回省委招待所。
车子驶入省委招待所大院时，已是夜色深沉。门柱两侧的老式门灯散发出蜡黄色的光晕，让“招待所”这三个朴素的毛体字显得庄重而内敛。加上“省委”这个前缀，更让这座看似普通的院落透出一种不言自威的肃穆。招待所与省委大院仅一墙之隔，一道有武警站岗的双开小门将两者连通，也划出了一道无形的界线。
皇冠车在院内悄无声息地停下。于书记下了车，并没有立刻走进招待所小楼，而是站在月光如水的院子里，深吸了一口带着桂花清香的凉爽空气。他看起来毫无倦意，反而因为刚才席间触及的发展思路而有些兴奋。他伸手在旁边一株枝叶茂盛的桂花树上不轻不重地拍了两下，摇了摇头，带着点调侃的语气对我说：“朝阳，晓阳啊，你们看这桂花，在这个节气，在我们这地方，开得倒还凑合，但终究不是那个味儿。早年我去南方考察，人家那儿的桂花树，才叫一个四季常青，到了农历八九月，真是满城尽带黄金甲，那才叫‘丹桂飘香’啊！”
他背起手，沿着招待所内院用鹅卵石铺就的小径缓缓踱步。我和晓阳自然一左一右，稍稍落后半个身位，陪着散步。院内假山、喷泉、垂柳布置得错落有致，在静谧的月光下别有一番意境。
走了几步，于书记像是忽然从对南国风光的回想中拉回了思绪，话题转到了东洪县的工作上：“朝阳，你们东洪县党政班子，最近还是做出了成绩的。特别是省制药厂的谈判，我听说了，比较顺利。这可是我们省内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大型骨干医药企业落户县级单位，是个很好的开头啊。”他语气肯定，目光望着前方被月光照得朦朦胧胧的垂柳丝，“事实一再证明，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像样的工业引领，在缺乏突出自然资源的情况下，想发展起来，难啊。”
得到市委书记的肯定，我心头一热，连忙说：“于书记，这都是市委、市政府领导有方，我们只是按照部署抓落实。引进省制药厂，确实能带动我们县的药材种植、包装、交通等相关产业，对扭转我们东洪县的农业县面貌至关重要。”
于书记“嗯”了一声，继续踱步，兴致似乎更高了，话题也从具体工作引申开去，谈及古今中外的一些发展案例，虽然只是点到即止，但视野开阔，显示出他平时阅读和思考的积累。我和晓阳主要是倾听，偶尔附和一两句，表示理解和受到启发。
在幽静的小院里转了两圈之后，于伟正在一栋亮着橘黄色灯光的小楼前停住脚步，目光似乎没有焦点地望着那温暖的灯光，话锋却又巧妙地转回了田嘉明的事情上，但此时的语气，已与饭局上截然不同，更带有了几分内部交底的意味。
“朝阳啊，”他声音平和，“田嘉明同志这件事，我看，也差不多该告一段落了。之前让他在外避一避风头，这个思路是对的。没必要硬顶着，让记者追着问，越描越黑嘛。”
我接过话头，语气谨慎：“于书记，田嘉明的事，我们基层确实缺乏处理类似舆情的经验。当时的考虑，主要还是想着保护干部，稳定公安战线的大局。”
“保护是要保护，”于伟正点了点头，但随即语气转为严肃，“但是，保护不等于放任。处理完了记者的麻烦，对田嘉明同志自身的问题，绝不能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让他当成一匹脱缰的野马，那不行！该有的内部处理必须要有，而且要让他感受到痛，吸取足够的教训。不然的话，这个同志啊，秉性难移，类似的问题保不准以后还会再犯。”
我立刻试探着问：“书记，那您认为，该怎么处理比较妥当？”
于伟正没有直接回答，反而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反问道：“朝阳同志，你心里是不是已经打定主意，就想让田嘉明一直留在公安的位置上了？”
我略一沉吟，选择了一个相对稳妥的说法：“书记，从目前县公安局面临的复杂局面和维稳压力来看，确实需要一位像田嘉明这样经验丰富、能镇得住场面的同志。他担任局长以来，局里的工作运转还是比较顺畅的。我们县局，眼下也找不出更合适的人选。”
于伟正沉吟了片刻，轻轻叹了口气：“让这个同志继续当公安局长，我心里不是没有顾虑啊。朝阳，你别忘了，他田嘉明可是敢把子弹拿给社会上的混混！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是严重的违纪，甚至触碰了法律的红线！虽然我们都念及他在抗洪抢险中的突出贡献，功是功，过是过，这两者不能混淆。我们把他保下来，不意味着之前的账就一笔勾销了。我的想法是，我想听听你的具体意见。”
我心里明白，于伟正书记若真想拿下田嘉明，根本不会费这么多周折来“保”他，更不会在此刻与我商量。所谓“内部处理”，其实就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一种艺术化表述，关键在于这个“轻重”的拿捏。
我斟酌着词句说：“于书记，田嘉明同志的错误是突出的，性质是严重的。但是，综合来看，考虑到他过去的工作表现，尤其是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的担当，我认为还是功大于过。那次提供子弹，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不能说是无心之举！”于伟正立刻打断我，语气坚决，“朝阳，这一点你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就是有心之举！是纪律观念、法治观念淡漠到极点的表现！我记得前年在党校中青班讲话时，就专门谈到过一个观点。”
他停下了脚步，似乎要阐述一个重要论点：“当时我们组织县处级干部培训结业考试，岂露是我参与审定的，主要讨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领导干部应该如何把握改革与稳定的关系。岂露出得有点深，很多同志思想还转不过弯，答案写得保守，按标准评分，不少人都不及格。但省委党校有规定，结业考试不及格不能毕业。成绩报到我这里，我一看，大多在四十几分。后来，我们研究决定，在原有成绩上，给每个人都适当加了点分，保证了大多数同志能顺利结业。”
他看向我和晓阳，目光深邃：“这说明什么？说明工作要讲究策略。出题要严，监考要严，这体现原则性。但在最终评价时，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实际情况，体现一定的灵活性。这叫宽严相济。关键是，宽在何处？严在何处？必须界限分明，心中有数。”
我说道：“书记啊，您把握的很好！”
“对田嘉明，如果一味放纵，不闻不问，那是组织的失职，是对他本人的不负责任。但如果一棍子打死，全然否定，也不符合我们党教育干部、挽救干部的方针。所以，这个处理，要既能起到惩戒作用，又能达到教育目的，还要有利于工作开展。”
晓阳一直在旁边静静地听着，这时才开口，语气带着敬佩：“于书记，您这个比喻太深刻了。确实，不能简单化，要有的放矢。先把问题的性质、严重程度判断清楚，然后再研究处理的方式和尺度。”
于伟正对晓阳的领悟力表示满意，脸上露出些许笑容：“晓阳啊，你的理解能力还是强的。干部工作是门大学问，需要在实践中慢慢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