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幼主登基与太后摄政
晋成帝司马衍，字世根，是东晋帝国建立者晋明帝司马绍的嫡长子，拥有纯正的汉族血统，他的出生和成长伴随着东晋初立的动荡与门阀政治的深深烙印。325年10月19日，随着父亲晋明帝不幸驾鹤西去，五岁的司马衍骤然承担起了整个帝国的重担，正式登基为东晋第三位皇帝。由于年幼且心智尚未成熟，无法独立理政，司马衍的登基意味着东晋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幼帝执政阶段。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朝廷权力的实际运作倚仗于皇太后庾文君的辅佐。明穆皇后庾文君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家族背景，开始执行垂帘听政的制度，代表年幼的司马衍处理日常政务，维系着东晋朝堂的基本运作。这一做法不仅体现了传统儒家伦理中母后摄政的典范，也是当时特殊环境下维持王朝正统性与政治稳定的必要之举。
然而，幼帝时期的东晋并未因此而得到安宁。司马衍登基后不久，国内便爆发了苏峻与祖约的叛乱，迫使朝廷不得不撤离建康，迁往更为坚固的石头城避难。在这场持续数年的战乱中，晋廷饱受冲击，但也得益于陶侃等忠诚将领的奋力抵抗，最终于329年平定了叛乱，并成功重返建康。
尽管年幼的司马衍尚不能亲政，但他统治下的东晋朝廷仍试图推进一系列政策以稳固统治基础。在其短暂的在位期间，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如豪门兼并土地、山川资源私有化现象日益严重的状况，晋成帝在336年颁布壬辰诏书，严禁豪强侵占公共山川大泽，这是对既有体制进行微调，试图遏制贵族势力过度扩张的尝试。
此外，晋成帝还推行了着名的“土断”政策，于341年着手整理户籍，将原本因为战乱而大量涌入南方的北方世族纳入所在地户籍管理，意图打破原有的部曲制度，加强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并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治理力度。
二、动荡中的宫廷迁徙与平叛
晋成帝司马衍即位之时，东晋王朝尚未从开国之初的动荡中完全恢复过来，门阀士族的权力斗争依然激烈。327年，一场突发的内部动乱对年轻的晋成帝统治带来了严峻考验。时任历阳太守苏峻，拥兵自重，不满当朝权臣庾亮的专权，加之与豫州刺史祖约之间的利益纠葛，两人遂以诛杀庾亮为借口，悍然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
叛乱初期，苏峻、祖约联军来势汹汹，凭借其军事实力迅速逼近京城建康。面对如此紧急情况，出于对皇室成员人身安全的考虑，宫城不得不从建康迁移到了防御工事更为坚固的石头城。此次迁徙象征着朝廷的临时退守，也是对叛军嚣张气焰的无奈回应。
在这长达两年多的动荡岁月里，东晋朝廷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一方面，首都沦陷，国家中枢受到严重冲击；另一方面，各地官员对此反应不一，有人选择观望，有人则挺身而出对抗叛军。其中，以陶侃、温峤为代表的忠臣良将发挥了关键作用。陶侃以其深厚的地方根基和出色的军事才能，团结各方力量，尤其是与江州刺史温峤联手，组织了一支有力的平叛部队。
经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斗，陶侃、温峤等人率领的官军逐渐扭转了战局，最终在329年成功击败了苏峻叛军，平定了这场差点颠覆东晋王朝的内乱。苏峻在战乱中丧命，祖约则被迫逃亡，后投奔了北方的后赵
三、对外征战与战略调整
晋成帝司马衍在位期间，面临着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后赵的持续压力，以及恢复中原失地、强化边防的迫切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朝廷实施了一系列军事行动，试图通过武力收复北方领土，重振晋室威仪。
庚亮，作为当时东晋的重要大臣，因其才干和声望得到了晋成帝的信任与倚重。在336年前后，庚亮受命负责北伐事宜，肩负起收复失地、抵御外侮的重大使命。然而，这次北伐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庚亮率领的军队在与后赵名将石虎的对抗中遭受了挫败。石虎以其精锐兵马及高超的军事才能，使得庚亮的北伐计划受阻，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
这场战事反映出东晋朝廷在军事实力和战略部署上的局限性。一方面，东晋内部存在着门阀割据、兵力分散的问题，难以集结足够强大的统一力量进行有效的对外征伐；另一方面，北方的后赵政权在石勒、石虎父子的经营下，已经形成了稳固的统治基础和强大的军事机器，非一时之力所能轻易撼动。
庚亮北伐的失败，不仅给东晋带来了一次沉重的军事打击，更促使朝廷深刻反思其国防战略和整体政治布局。朝廷开始意识到单纯依赖武力征服并非解决边疆问题的最佳途径，而是需要结合外交、内政等多种手段，调整国家战略重心，提升内部凝聚力，同时寻求与其他北方民族政权的和平共处或联合抗敌的可能性。
四、社会经济改革举措
晋成帝司马衍在位期间，东晋王朝面临的内外挑战极为严峻。内有门阀士族势力不断壮大，外有北方强敌环伺，中央集权日渐式微，国家对重要资源的掌控力亟待强化。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衍在位的中后期，审时度势，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强化中央权威、限制豪强势力的改革举措。
336年，晋成帝颁行了极具历史意义的“壬辰诏书”。这份诏书的核心内容是严格禁止豪族将领非法占有和垄断山川大泽等公共资源，这些资源在当时不仅是重要的农业、水利和交通设施的基础，更是国家财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许多世家大族凭借自身势力，肆意侵占国有土地，特别是肥沃的田地和丰富的水源，这不仅破坏了社会公平，加剧了贫富差距，而且严重削弱了国家对核心资源的控制能力和财政收入。
通过壬辰诏书的颁布，司马衍力图从法律层面上确立国家对山川大泽的所有权，并坚决打击那些违法侵占的行为，借此机会彰显皇权对全国范围内自然资源的绝对支配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豪强士族的过度扩张。这一措施在短期内虽可能引发部分豪强大族的抵触情绪，但从长远来看，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国家税收来源，为中央集权的强化奠定了基础。
五、户籍制度改革与“土断”政策
晋成帝司马衍在位期间，面对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社会治理错综复杂的局面。东晋建立以来，由于连年战乱导致大量北方人口南迁，形成了诸多“侨置州郡县”，即所谓的“侨民”，他们大多沿袭原籍户籍制度，与所在的新居住地并没有建立起紧密的行政联系，这对中央政府有效管理地方事务造成了极大困扰。
341年，晋成帝深感原有户籍制度不利于国家的统一管理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于是决定大力推行“土断”政策。所谓“土断”，是指将原先因战乱等原因南迁的世族及其所属人口，根据他们实际居住地重新登记户籍，纳入本地行政管理体系，不再沿用原籍地的行政区划和户籍关系。这一变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首先，通过“土断”，世族不再能凭藉原来的户籍身份逃避地方赋税和徭役，从而大大削弱了他们对地方资源的垄断和对地方行政的干预，减少了地方割据的隐患，增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其次，“土断”有助于促进南迁人口与当地土着的融合，推动了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对江南的开发起到了积极作用。
然而，“土断”制度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遭到了不少世族大户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担心失去原有的特权地位和对隶户的控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实施过程中的阻力。但即便如此，晋成帝坚持推行“土断”，表明了中央政府力图破除旧有弊端、整饬社会秩序的决心。
六、英年早逝与身后哀荣
尽管晋成帝在位期间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政治智慧与改革决心，但天不假年，他在位仅十七载，于342年病逝，享年仅有二十一岁。这位未竟全功的年轻君主被安葬于兴平陵（位于今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鸡笼山），赐予谥号“成皇帝”，庙号“显宗”，其短暂的一生及其在位期间所推行的改革举措，无疑在东晋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综上所述，晋成帝司马衍虽然在位时间并不长久，却在东晋初期的动乱局势中努力维稳，力求革新，他的人生轨迹和治国实践凸显出一位身处乱世、力求中兴的青年君主形象，虽未能彻底改变东晋衰弱的局面，但其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尝试，无疑对巩固东晋政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