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天的整理，他们终于发现，第一起案子是在1988年5月26日，白某23岁，割喉，白天死于家中，颈部被切开，上衣被推至胸口处，下身完全赤裸，全身共有26处刀伤，大腿内侧有一个血手印，死者并未被性侵。
六年后，凶手再次犯案，1994年7月27日下午，供电局女员工石某被发现惨死在女子宿舍，颈部被切开，身中36刀，同样上衣被推至胸口处，下身赤裸，未被性侵，因为时间久远，当时并未把两个案子联系在一起。
四年后，也就是1998年1月到11月内连出四起命案全部都是年轻女性，颈部被刀割开，上衣被推到胸口以，下身要么被剥去衣物，要么被推至膝盖以下，身上也是几十处刀片，也并未被性侵。
孙文斌目光锐利地扫过这些案件的细节，他放下手中的红笔，沉声道：“你们看，从1988年的白某案开始，凶手的犯罪手法就呈现出一种诡异且独特的模式，颈部割开、衣物摆放异常，以及大量无性侵痕迹的刀伤。这种行为模式在后续案件中得到了延续，甚至到了1998年的四起连环命案，尽管时间跨度大，但凶手的手法却始终如一。”
许昭阳凝视着眼前陈旧的档案，他推了推眼镜，语气严肃地说：“从白某案开始，凶手就展现了一种极为残忍且有组织的行为模式。颈部被精确地割开，衣物摆放刻意，下身赤裸，刀伤遍布全身但没有性侵痕迹，尤其是那个血手印，这像是某种符号或仪式的一部分。”
孙文斌翻动着手中的卷宗，点头附和道：“确实，这些案件中反复出现的特定手法和细节，不仅显示了凶手强烈的控制欲，也暗示着一种可能的心理疾病或是扭曲的满足感。1994年的石某案尽管相隔数年，现场情况却惊人地相似，说明这不是偶然的巧合。”
江淮靠在椅背上，分析道：“从心理病理学角度来解读，这种对受害人身体的特殊处理方式，以及凶手在杀人过程中保持冷静、实施大量刀伤却不进行性侵犯的行为，很可能是他在追求一种超越普通暴力的深层次快感，或者通过这种方式传递信息，甚至是对警方的一种挑衅。”
许昭阳再次强调：“现在回头来看，虽然当时未能将这些案子关联起来，但从1998年的四起连环命案可以看出，凶手并没有停止作案，他的犯罪手法更加熟练，且仍然保持着特有的‘签名式’行为。我们需要把这些线索串起来，看看是否能找到一个共同的生活环境、职业背景或其他的社会联系点。”
孙文斌与许昭阳的眼神交汇，他们默契地达成共识：“现在是时候重新审视所有证据，建立起案件之间的逻辑链，利用现代科技手段重新检测遗留物证，并结合江淮的专业知识深入剖析凶手的心理特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快地找到这个潜伏在黑暗中的恶魔。”
江淮赞同地点点头，手指敲击着心理分析报告：“这说明凶手可能有着严重的心理疾病或者某种强烈的仪式感，他通过重复特定的犯罪手法来满足自己的扭曲欲望。而且，每一起案件的时间间隔和地点分布，都像是他在刻意留下某种线索，或者说是在向我们展示他的‘作品’。”
许昭阳在地图上标注出每个案发地点，若有所思道：“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可以尝试找出这些地点之间的关联，比如地理环境、人口流动情况等。另外，凶手选择的目标都是年轻女性，或许受害者的身份特征也是我们需要深入挖掘的一条重要线索。”
孙文斌沉吟片刻，打破了档案室里的短暂宁静：“从最新的几起案件来看，凶手的作案手法似乎变得更加凶残了，而且开始出现性侵行为。这与早期的白某、石某案以及其他几起未性侵案例有所不同。这意味着凶手在犯罪模式上有所改变，或者是在心理状态上出现了某种演变。”
江淮深吸一口气，赞同地点点头：“的确，这种行为变化可能说明凶手的心理疾病进一步恶化，或者受到了新的刺激导致其行为升级。更重要的是，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断，那么在这期间可能存在一些我们尚未发现的遗漏案件。毕竟，凶手从不性侵到开始性侵的转变，中间或许有一个过渡阶段。”
许昭阳眼神坚定地回应道：“我同意你们的看法，我们需要扩大调查范围，不仅限于已知的连环杀人案，还要对那些未能明确判定、但又存在相似痕迹的案件重新进行梳理。也许就隐藏在那些被忽视的细节之中。”
孙文斌将手中的几份报告叠放整齐，眼中闪烁着坚毅的光芒：“我们必须重新评估凶手的心理画像，包括其可能的成长背景、性心理发展以及近期遭遇的重大生活变故。我建议我们联系犯罪心理专家，共同分析这种行为模式改变背后的心理成因。”
江淮迅速在笔记本上记录下这个要点：“没错，而且从犯罪现场的布置、受害者选择和攻击方式的变化中，或许能揭示出凶手试图通过性侵行为来满足某种新的心理需求或者控制欲望。我们需要对这些新增的性侵行为进行细致的行为学分析。”
许昭阳敲了敲桌面，示意他们聚焦于关键点：“同时，鉴于行为升级和潜在遗漏案件的可能性，我们要尽快与各地警局联动，共享数据库信息，看看是否有其他地区的类似未破案件可以与此案串并。并且，考虑到公众安全，应加强社区防范宣传，提醒市民提高警惕。”
随着调查工作的进一步深入，警方逐渐编织起一张紧密的大网，力图在这个连环杀手再次犯案之前将其捕获，还社会以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