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人。东汉大臣、史学家、文学家，与司马迁并称“班马”。班彪之子，班超之兄。
班固十六岁入洛阳太学，二十三岁父死后归乡里。以父所撰《史记后传》叙事未详，乃潜心继续撰述力求精善。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被人诬告私改作国史，下狱。其弟班超辩明其冤，出狱后被任为兰台令史，奉命撰述东汉开国以来史事，与陈宗、尹敏、孟异等共撰成《世祖本纪》。
迁为郎，典校秘书，又自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明帝复命他完成前所着书。他认为《史记》以汉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不妥，决心撰写起自汉高祖、终于王莽共二百三十年事迹的《汉书》。汉章帝时，以文才深得器重，迁官玄武司马。建初四年（79年），章帝召集诸儒在白虎观讲论五经同异，命其记述其事，撰成《白虎通德论》（一名《白虎通义》）。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随窦宪出击匈奴，为中护军，参与谋议。次年，行中郎将事。永元四年，窦宪失势自杀，他受牵连免官、被捕，死于狱中。
班固一生着述颇丰。作为史学家，修撰《汉书》，是“前四史”之一；作为辞赋家，是“汉赋四大家”之一，《两都赋》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列入《文选》第一篇；作为经学理论家，所编《白虎通义》集当时经学之大成，将谶纬神学理论化、法典化。
班固出身儒学世家，自幼接受父伯教育和熏陶，九岁便能文诵赋。班固的父亲班彪当时已是远近闻名的学者，好多人都前来拜他为师或与他探讨学问，受父亲朋友辈学者的影响，班固开阔了眼界，学业大有长进。班彪晚年潜心续写《史记》，受父亲影响，班固也开始留意史籍。
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王充到京城洛阳游学，拜访班彪，对班固的才能和志向欣赏备至，认为班固将来必定能完成撰着汉代历史的重任。
随着年龄的增长，班固开始不满足于儒学世家的家庭教育。为了进一步深造，班固于十六岁时进入洛阳太学学习，在这里，他用功苦学，贯通各种经书典籍，不论儒家或其他百家学说，都能深入钻研，同时注重见识，并不拘守一师之说，不停留在字音字义、枝枝节节的注解上，而是要求贯通经籍的大义。这是他日后能够成长为一代良师的极重要条件。在这里，班固结识了崔骃、李育、傅毅等一批同学。由于班固性格宽容随和，平易近人，不因为自己才能出众而骄傲，所以得到了同学及士林的交口称赞。到班彪死时，班固虽然年仅二十三岁，但已具备颇高的文化修养和着述能力。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逝世，由于父亲去世后生计困难，班固只好从京城洛阳迁回扶风安陵老家居住。从京城官宦之家一下子降到乡里平民的地位，这对上进心很强的班固是一沉重打击。但他毫不气馁，立志继承父亲未尽之业的决心并没有改变。班固认为，父亲已经撰成《史记后传》的部分，内容还不够详备，布局也尚待改进；没有撰成的部分，需要重新续写。于是他在父亲已成《史记后传》的基础上，利用家藏的丰富图书，正式开始了撰写《汉书》的生涯，同时积极寻求出仕的机会。
永平元年（公元58年），汉明帝任命东平王刘苍为骠骑将军，准许他选用辅助官员四十人，班固认为这是一个出仕的好机会，为了积极举荐人才，也为了显示自己的见识和才能，上了一篇奏记（《奏记东平王苍》）。班固的自荐没有获得成功，但他举荐人才的建议，却大部分被刘苍所采纳。
私修国史
永平五年（公元62年），正当班固全力以赴地撰写《汉书》的时候，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修国史”，汉明帝下诏扶风郡收捕，班固被关进京兆监狱，书稿也被官府查抄。“私修国史”罪名很大，同郡人苏朗曾被人告发伪造图谶，被捕入狱后，很快就被处死。面对这种严峻形势，班家上下十分紧张，害怕班固凶多吉少。班固的弟弟班超担心班固被郡署考逼，无法表白，便骑上快马赶赴京城洛阳，打算上书汉明帝，替班固申冤。
班超策马穿华阴、过潼关，赶到京城洛阳上书为班固申冤，引起汉明帝对这一案件的重视，特旨召见班超核实情况。班超将父兄两代人几十年修史的辛劳以及宣扬“汉德”的意向全部告诉了汉明帝，扶风郡守也将查抄的书稿送至京师。明帝读了书稿，对班固的才华感到惊异，称赞他所写的书稿确是一部奇作，下令立即释放，并召进京都洛阳皇家校书部，拜为兰台令史，掌管和校定皇家图书。
班固被拜为“兰台令史”，受任与前睢阳县令陈宗、长陵县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等人，共同编撰东汉光武帝的事迹《世祖本纪》。班固与陈宗等同心协力，很快就完成了《世祖本纪》的修撰，得到了明帝的赞扬。由于班固在编撰《世祖本纪》过程中的出色努力，又被晋升为“郎”官（校书郎），负责整理校雠皇家图书。
班固继续修撰光武帝一朝的史事，又撰成东汉功臣、平林、新市起义军和公孙述的事迹，共成列传、载记二十八篇，这样，光武帝一朝的记载大体齐备（即后世《东观汉记》的光武帝部分。《东观汉纪》是东汉皇朝的当代史，自明帝以后，章帝、安帝、桓帝、灵帝、献帝历朝都有续修，班固则是在它的创始时期作出了重要贡献，开了一个好头。）
班固到京师后，弟班超与母亲也随至洛阳，因家境贫寒，班超靠替官府抄写文书来维持生计。班固被汉明帝任命为郎官之后，官阶虽低，但与明帝见面的机会增多了，加以班固文才显露，逐渐得到汉明帝的宠爱。后来，明帝问及为救班固冒险上疏的班超，班固据实以告，明帝非常欣赏班超的勇气和辩才，觉得他未得任用实在可惜，便授班超为“兰台令史”。这期间，班固的职务虽低，却使班固得到较为安定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使他有条件接触并利用皇家丰富的藏书，这就为他日后完成《汉书》提供了重要条件。
班固在撰写光武一朝君臣事迹期间，显露出卓越的才华，得到汉明帝的赏识。汉明帝鉴于班固具有独力修撰汉史的宏愿，也希望通过班固进一步宣扬“汉德”，特下诏，让他继续完成所着史书。班固从私撰《汉书》到受诏修史，是一个重大转折，对于《汉书》的完成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从此，班固不仅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有皇家图书可资利用，而且有了明帝的这一旨意，使他着史的合法性得到确认，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班固开始全身一地投撰史的事业之中，撰史进度大大加快。
东汉政权建立后，定都洛阳，至明帝时，疏浚护城河、修缮城墙，以重整皇宫。可是，关中上了年纪的士绅们仍怀恋西汉建都长安的热闹场面，认为东汉建都洛阳是错误的，希望朝廷迁回长安。班固认为洛阳更加适宜，不想迁都议论扰乱人心，于是作《两都赋》，盛赞东都洛阳规模建制之美，并从礼法的角度，歌颂光武帝迁都洛阳、中兴汉室的功绩，宣扬洛阳建都的适宜性，以驳斥关中人士不切时宜的议论，澄清人们的模糊认识。
永平十七年（74年），汉明帝召集班固、贾逵、郗萌等人到皇宫云龙门，讨论《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赞语有无不当之处，班固当庭指出一处错误，出宫后，班固为进一步说明自己对秦亡的认识，作史论《秦纪论》，揭示秦朝历史走向灭亡的必然性。
永平十八年（75年），汉明帝驾崩，其子刘炟即位，是为汉章帝。汉章帝对经学文章同样怀有很大兴趣，因此班固更加受到器重，常常被照进皇宫，与皇帝一起读书。章帝每次外出巡守，总让班固随行，献上诗词歌赋助兴。朝廷有大事，也让班固列席，参与公卿大臣的讨论。
班固虽然以知识渊博得到章帝重视，但念及父子两代才华横溢，却不能名显于世，自己年届四十，仍不得升迁，他想起东方朔、扬雄曾在文章中抱怨没能赶上苏秦、张仪的时代，便提笔写成《答宾戏》一文。文章以问答的形式，抒发了自己的苦闷和感慨，又从从正面反驳自己不该有的想法和抑郁，鼓励自己坚定志向，按照既定目标奋斗不息。全文构思巧妙，格调高雅，说理深刻诚恳。
章帝读到后，更加赞赏班固的才华，也醒悟到班固长久居下位不太合理，便提拔他为玄武司马。
班固又在司马相如《封禅》、扬雄《美新》的基础上，作《典引》，述叙汉德。在文中，班固系统性地评价了“两司马”（司马相如、司马迁），该文主要以四句为主，形成后来四六句的雏形。
建初四年（79年）十一月，杨终指出，当时由于经学流派的繁衍，解经歧异很大，影响经学的传播和发展，建议应该像西汉宣帝召集石渠阁会议那样，召集学者来讲论五经，裁定经义。
章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下诏诸儒大会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以促进儒家思想与谶纬神学紧密结合，会议历时一个多月才结束。班固以史官身份出席会议，并兼记录。会后他按章帝的旨意，将会议记录整理成《白虎通德论》（《白虎通义》）集当时经学之大成，使谶纬神学理论化、法典化。
汉章帝建初七年（82年），班固初步上完成了《汉书》的撰着，自永平元年（58年）开始，共计历时二十五年，实现了父子两代人的心愿。全书记述从汉高祖开始，到孝平王莽被杀，十二代帝王，二百三十年间的事迹，包括《春秋》考纪、表、志、传共一百篇。《汉书》颁出后，受到当朝重视，学者们争相诵读。但汉和帝永元四年（92年）班固去世时，《汉书》中的“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完成，于是汉和帝刘肇命班固的妹妹班昭完成“八表”，而马续续写《天文志》。
班固修《汉书》，旷日持久，虽然得到了皇帝和部分士人的赏识，然而也不过是做了个兰台令史、校书郎、玄武司马之类的小官。因此，班固也在等待时机，以求建功立业。北单于派遣使者来朝纳贡，意欲和亲，章帝讯问众官。班固分析两汉时局，建议通使匈奴，以宣扬汉德（即《匈奴和亲议》）。
章和二年（88年），章帝卒，汉和帝即位，年仅十岁，窦太后临朝，起用窦宪为侍中，掌控大权。窦宪专横跋扈，无视朝廷法律。后因刺杀齐殇王的儿子刘畅，事发被捕入狱，窦宪请求率军北征匈奴以赎死罪。当时匈奴分南北两部，南匈奴亲汉，北匈奴反汉。正好南匈奴请求汉朝出兵讨伐北匈奴。朝廷便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缘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
永元元年（89年），班固年届五十八岁，因遭母丧，辞官守孝在家。班氏家族向来有与边疆事务打交道的经验，于是，班固也想通过边境立功，获取功名，以便施展才能。班固得知窦宪被任命为将军，率大军攻伐匈奴的消息，便决定投附窦宪，随大军北攻匈奴，被窦宪任为中护军，参与军中谋议。
窦宪与耿秉各率四千骑、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率万骑从朔方鸡鹿塞（今内蒙古磴口县西北哈萨格峡谷口）出兵；南单于屯屠河率领万余骑从满夷谷（今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出兵；度辽将军邓鸿和边境地区归附朝廷的羌胡八千骑、左贤王安国万骑从稒阳塞（固阳县境）出兵。三路大军在涿邪山（阿尔泰山东脉）会师。
窦宪命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等率精兵一万多，与北单于在稽落山作战，大破敌军。敌众溃散，单于逃走。窦宪整军追击，直到私渠比鞮海（乌布苏诺尔湖）。此役，共斩杀名王以下将士一万三千多人，俘获马、牛、羊、驼百余万头，来降者八十一部，前后二十多万人。窦宪、耿秉遂登燕然山（今蒙古境内杭爱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中护军班固作铭。班固作《封燕然山铭》，其辞曰：“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载兮振万世”，然后班师。班窦两家本有世交之谊，班固入窦宪幕府后，主持笔墨之事，与窦宪关系更为亲密，便撰写《窦将军北征颂》，对窦宪北征匈奴大加歌颂。
永元二年（公元90年），北匈奴单于派亲王向窦宪通报，请求向汉称臣，并想入京朝见。窦宪上表请示后，派班固、梁讽带领数百人出居延塞（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迎接。这时，南单于上书汉廷，建议乘机消灭北单于，然后南北匈奴合并归汉。汉廷同意，于是，南单于大败北单于，北单于受重伤逃走。班固等人走到私渠海，转头返回。窦宪认为北单于势力微弱，想乘机将其彻底消灭，次年，窦宪率军精兵出击，出塞五千里，进攻金微山，大破北匈奴主力，斩首五千余级，俘虏北单于太后，北单于遁逃，不知去向。
班固从窦宪北征匈奴以后，进入窦宪幕府。此时的窦宪，因为平定匈奴有功，威名大盛，心腹众多，官员进退都由他一人决定，朝臣震慑，望风希旨。尚书仆射郑寿、乐恢由于招致他的不满，被迫相继自杀。
永元四年（公元92年），窦宪密谋叛乱，事发被革职，回到封地后被迫自杀。班固与窦宪关系密切，因而受到株连，也被免职。洛阳令种兢对班固积有宿怨，窦宪案发后，种兢借机罗织罪名，大加陷害。班固被捕入狱，同年死于狱中，年六十一岁。
和帝得知班固已死，下诏谴责种兢公报私仇的恶劣做法，并将害死班固的狱吏处死抵罪。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的史书，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新体例，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全书记述了上起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在构书体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规矩法度清晰、体例整齐合理，更易使人效法，开启了官方修史的端绪。
《汉书》也是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通过叙述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时代精神风貌，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艺术特色上，《汉书》重视规矩绳墨，行文谨严有法，在平铺直叙过程中寓含褒贬、预示吉凶，分寸掌握得非常准确，形成了和《史记》迥然有别的风格。
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是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开始的，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地理志》模式被后世的正史地理志、全国总志、地方志仿效，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班固也完成了首例沿革地理着作，对后世沿革地理学的蓬勃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此外，《汉书》还记载了当时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资料，尤其集中在其中的《地理志》以及《沟洫志》和《西域列传》等篇目中，是研究汉代地理的珍贵材料。
《汉书·艺文志》考证了各学术别派的源流，着录了西汉时国家所收藏的各类书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图书目录，在中国学术史上有极高的价值。它继承了《七略》六分法的分类体系，开创了史志目录这一体列，后世修史，必设“艺文”、“经籍”类，对我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除《汉书》外，班固还是一个出色的赋作家，他的创作活动主要表现在身体力行地提倡散体大赋上，其代表作《两都赋》，是以都洛、都雍（即长安）为题材的作品中规模宏大、别具特色、成就突出、影响最大的一篇，大大发展了京都赋，直接影响了张衡《二京赋》以及左思《三都赋》的创作，被萧统《文选》列为第一篇。
在表现手法上，以往的散体大赋，都遵从“劝百讽一”的表现原则，《两都赋》一改传统表现方法中劝与讽篇幅相差悬殊的结构模式，其下篇《东都赋》通篇是讽喻、诱导，表现出较为进步的京都观。这是对赋的艺术表现和篇章结构关系的重大突破，也推动了汉代文学思想的发展。此外，班固为窦宪出征匈奴纪功而作的《封燕然山铭》，典重华美，历来传诵，并成为常用的典故。
班固是东汉较早创作五、七言诗的文人，他对这两种新兴诗体持认同态度，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班固很大程度上是以史学家的笔法写五、七言诗，都以叙事为主，写得质实朴素。其五言诗《咏史》，虽“质木无文”，却是现存最早完整的文人五言诗，也是诗歌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咏史诗，开启“咏史”这一诗题。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把小说家列于诸子略十家的最后，诸子略共4324篇，小说就占了1380篇，是篇数最多的一家，这是小说见于史家着录的开始。班固认为“小说本是街谈巷语，由小说家采集记录，成为一家之言”，明确地指出小说起自民间传说，这是史家和目录学家对小说所作的具有权威性的解释和评价，规范和影响着后世对小说的认知和写作，两千年来发挥着难以估量的功能价值。
班固着作颇丰，除《汉书》和《白虎通义》外，还有《典引》、《应讥》及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等四十多篇，《隋书·经籍志》有《班固集》17卷，已散佚。明·张溥辑有《班兰台集》，今人丁福保辑有《班孟坚集》。
人物评价
张辅：“世人论司马迁班固才之优劣，多以固为胜，余以为失，迁之着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
范晔：1“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着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
2“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
3“二班怀文，裁成帝坟。比良迁、董，兼丽卿、云。彪识皇命，固迷世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