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明这次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学习写作“技法”方面的相关知识。他在学习笔记里详细记录道：所谓“技法”，实际上指的是一种表现的技巧和方法，乃是作者为了能够更出色地传达情感与思想，在进行文字表述时所采用的那些显着且行之有效的艺术手段。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技法”这个概念相对而言比较宽泛，并且在实际运用当中显得有些杂乱无章。毕竟，无论是选材、立意、布局、表达还是语言等各个环节，均存在它们各自独特的“技巧”以及“方法”。正因为如此，谈论“技法”的人士通常会依据自身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和个人兴趣爱好，仅仅抓住其中某一个方面来展开论述。例如，有些人觉得“技法”就是对比、拟人、铺陈、比兴之类的修辞手法；还有一部分人则主张“技法”应当涵盖虚实、扬抑、正反、开阖等诸多要素，他们更多是站在“笔法”的角度来加以阐释；此外，可能还会有人持有其他不同的观点。开门见山、卒章显志、横云断岭、前后呼应等写作手法，主要是从技法的“角度”来探讨的。不可否认，它们所阐述的的确都是关于写作的“技法”问题。然而，需要明确的是，这些内容和我们接下来要谈论的“技法”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首先，此处所说的“技法”并非局限于某个局部或细节，而是着眼于整篇文章的“整体”构思。相较于那些相对较小的写作技巧，这种“技法”更为宏观、更具影响力，能够对整个作品的结构和布局产生重要作用。
其次，这类“技法”难以简单地归属于常见的小类别当中。它们具有独特性和独立性，不太适合与其他常规的写作技巧混为一谈，因此更适宜单独拿出来进行详细讲解和分析。通过深入研究这些较为特殊且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技法”，作者们可以更好地驾驭自己的作品，使其在情节发展、人物塑造以及主题表达等方面展现出更高水平的艺术魅力。这些所谓的“技法”并非凭空捏造，而是源于无数次写作实践后的经验总结和提炼。然而，在此处罗列展示的仅仅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而已。可以说，这种列举方式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举例”意味，其目的绝非是让人们生搬硬套地直接运用。相反，我们更希望通过这些事例来激发广大创作者们无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引导他们开拓思维、大胆创新。
话说回来，有个名叫五明的人认真学习了好几种常见的写作技法。首先要提到的便是那备受瞩目的“两扇开阖法”。这种技法说白了就是正反排比、相互对照从而成就一篇文章。实质上，它乃是借助“对比”这一强有力的手段展开构思与布局，使得整个“论证”过程显得格外鲜明且极具说服力。传闻称，曾经盛行一时的“八股文”正是脱胎于《孟子》中“臣请为王言乐”所采用的这种“两扇开阖”技法。先暂且不论“八股文”存在着怎样的缺陷或不足，单看《孟子》一书对这一技法的巧妙运用，就足以令人赞叹不已。具体而言，在《孟子·梁惠王（下）》中的那一章“为王言乐”里，作者是如此行文的:
《臣请为王言乐》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箭之音，举疾首感额而相告日；“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感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间王钟鼓之声，管茧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儿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儿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也。
这种一“正”一“反”，两两相对的论述方式，不正如同那门户张开的两扇门板一般吗？一扇代表着正面观点，另一扇则象征着反面意见，它们相互依存又彼此对立，一开一阖之间，展现出事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正如这门户开合自如，孟子运用如此鲜明对照的论述手法，犹如在读者面前展开一幅清晰明了的画卷，让人们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道理。他着重强调指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国王对于“鼓乐”、“田猎”等活动本身的喜爱与否，也不在于这些行为正确与否或者可行与否，而是在于国王能否真正做到“与民同乐”。
为了更好地规劝梁惠王，孟子巧妙地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以及相应的不同反映一一罗列出来，并以“排比”的修辞手法呈现给对方。这样一来，不仅使得论述更具说服力，而且还能如警钟长鸣般令人猛然惊醒，深刻反思自身的行为和决策。通过这种生动形象且极具感染力的表达方式，孟子成功地引导梁惠王去思考如何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治之道——与民众共享欢乐，共同创造一个和谐繁荣的社会环境。
五明的学习笔记详细记载着：采用此种“两扇开阖”之法展开论述的文章可谓数不胜数。其中，像那篇着名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便是一个极为典型的范例。尤其是它的第三节，开篇伊始便直言道：“为了能反反复复地阐明此等含义，本人意欲把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逐一对照着讲述一番。”紧接着，作者有条不紊地分别阐述了“主观主义的态度”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之间所存在的具体对立情形，这无疑给读者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无独有偶，《给徐特立的一封信》同样是以如此这般的方式撰写而成的。
常言道：“不怕不懂得辨识货物的好坏优劣，只怕没有可供比较参照之物。”正是通过这般两两相较、相互对比，方能让正确与错误清晰可辨、是非曲直一目了然，从而展现出强大无比的说服力。这种写作手法犹如一把利剑，能够轻而易举地刺破重重迷雾，引领读者迅速洞察事物的本质，进而心悦诚服地接受作者所要传达的观点和理念。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日常生活中的交流沟通，巧妙运用这种方法都能收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