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看来宋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是把这个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三百多年之久的朝代给盖棺定了论。
的确，按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标准来看宋朝也确实挺丢人的。首先，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这一点宋朝似乎还过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域还不够，顶好是把莫斯科也弄来——这方面宋朝就差劲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诸如“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类的讽刺诗句大把的有。
可见整个两宋都近乎在在外辱下度过的。纵使经济文化发达，也无掩盖其弱小的本来面目。
刘庆现在知道，困扰着宋朝的问题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便是重文轻武的国本。这一点对于宋朝来说是致命的。
当然了，宋朝的重文轻武的国策的形成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公元九百六十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手下的将士把一件黄袍披在他的身上，高呼“万岁”，宋朝建立。他就是宋太祖。为了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上演，宋太祖制定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即所谓“重文教，轻武事”。这个基本国策也为后世的宋代皇帝所奉行，影响贯穿整个宋代。
宋太祖采用“杯酒释兵权”的方式，以高官厚禄为条件，解除将领们的兵权，将文人作为唯一可以信赖的对象，这成为宋朝重文轻武的开始。
首先是重文教，宋太祖深知“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的道理，因而有一系列尊崇文人的措施出台。宋朝大力发展科举，彻底取消了门第限制，社会各阶级的优秀子弟都被允许应试入仕。范仲淹、李纲、岳飞、宗泽、文天祥、陆秀夫等皆科举出身。而这些寒门出身的士子一旦登第，多怀忠君爱国之心。宋朝统治者对文人极其尊重，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俸禄也极丰厚。世人多称宋朝为士大夫政治。
在一系列重文措施的鼓励下，宋朝开始盛行读书风气，宋代儿童启蒙教育念的《神童诗》开篇就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一政策极大地促进宋朝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诸如天文学、数学、医药学、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造船技术等方面成果累累，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学艺术也发展到新的水平，涌现出的众多的文学家、画家和词人，宋代的名着和名作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璀璨的明珠。
然后便是轻武事了。北宋轻武政策具体表现在其军事领导体制，将握兵权、调兵权与统兵权分而为三：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衙平列分立，全都握有兵权，却无调兵权。枢密院掌握调兵权。这样就形成了统兵权和调兵权的相互制约，两者都由皇帝直接管辖。保证了军权从属于皇帝。同时军队实行更戍法，让统兵的将帅定期调动，互换防区，避免将帅培植自己的势力，形成小的集团。
轻武政策，虽然有效地防止了将领的拥兵自重，巩固了中央集权，但它也产生了不利影响，武官的积极性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国防力量。因此，在对辽、西夏、金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只能屈辱忍让、纳币求和。即使面对国难，皇帝对武将的猜疑始终如一，致使岳飞的精忠报国之愿未遂，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朝廷杀害。
在这样的军事体系下，宋朝军队的常态便是将无常兵，兵无常将，令整个宋朝的军队感到无所适从。
古代常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谚语。但是宋朝在外的将军想要进行某个军事行动还要向远在汴京的殿帅府求令，这样的效率这在通信落后的古代是很难想象的。因此，宋朝尽管兵多，却没有战斗力也就顺理成章了。
宋朝重文轻武，所以，宋朝经济繁荣，文化兴盛，军事上却软弱至极，不堪一击。可实际上，宋王朝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却是宋王朝的统治者吸取前代教训，千方百计方才达到的长治久安的理想状态。
所谓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大概就是这个道理了。
大概是宋朝的的统治者对于唐朝的灭亡有着深刻的体会，才让他们如此害怕自己的军队。
刘庆知道，要想解决宋朝的兵多军弱的现状，那就必须要对整个大宋的军事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革。重病就要用猛药。
不过刘庆也知道，宋朝的军事体系已经延续了一百多年，可谓根深蒂固，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其中的阻力可想而知。
所以，要想做一场暴风雨办的改革，那自己便必须要有绝对的权利。没有权利，便什么也做不了。
再有就是一直困扰着大宋朝廷的便是三冗问题了。
官僚机构繁杂造成的冗官、军队膨胀造成的冗兵、税收繁多造成的冗税等现象，一直困扰着宋王朝。三冗现象也是北宋中末期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
冗兵之象应由宋代的士兵分类说起。宋代的士兵可主要分为两类，禁军和厢兵。士兵服役从中央到地方有不同的职责和管理。如禁军就是宋朝的正规军队，负责守卫京师，征战屯戍。而厢兵则是负责劳役。
据皇佑七年的枢密院奏章：“开宝之籍总三十七万八千，而禁军马步十九万三千；天禧之籍总九十一万二千，而禁军马步四十三万二千；庆历之籍一百二十万九千，而禁军马步八十二万六千。”
由这份枢密院奏章的数字可以看出，从开宝年间到庆历年间，约八十余年，军士数量增加近一百万，增至原来的四倍。由此可观宋代冗兵之多。
如此庞大的军队，军费的开支则是一笔巨款了。各朝都为此感到不堪重负，其中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也有针对冗兵这一难题的针对性的改革，但最后因为整体变法的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