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我正式喝酒从1967年22岁参加工作开始。在此之前也喝过一次酒，那是在大连念书放暑假去朝阳坝南七姑奶奶家，姑爷爷在朝阳市政府（那时叫专区）食堂当炊事员。吃饭时，姑爷爷拿桌上一个瓷瓶酒打开让我喝，我说：”没喝过酒，不会喝，不喝。”
姑爷爷说：“没事，少喝点，尝尝，这是茅台酒，不醉人。”
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台不台，酒的品牌一个也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凡是酒都是用酒提漏从供销社酒缸里打出来的。
既然姑爷爷说没事，酒也倒进酒盅里了，盛情难却，那就尝尝吧！我看这酒不是爷爷，父亲喝过的酒，带有淡淡的绿色。我还纳闷，酒怎么还出来颜色了呢？有一句成语叫“灯红酒绿”，我从来没信过，只是比喻而已，现在来还真有点绿色。
喝到嘴里有点甜，有点粘，不像爷爷喝的酒呛鼻子。在姑爷爷的劝说下连喝了7盅，再说啥也不敢喝了，因为没喝过酒，不知道喝完会有什么反应，万一喝多回不了皮杖子可就丢人了，虽然当时没有任何不良感觉，但后犯药谁能料得到？
喝完酒一直到骑自行车30里地回到家里，始终没有一点感觉，就像没喝酒一样。这可怪事了，难道我真的很有酒量？天生就能喝酒？当时也不知道问问那个酒多高度数，反正稀里糊涂就喝下去了。
后来才知道茅台酒的份量，第一次喝酒就喝茅台，那得多高的身份啊！但初次喝酒，没有好好品味，基本上是喝瞎了。
70年代，在如今商业城那个位置有一座二层楼上看到过瓷瓶茅台酒，瓶脖子上拴着红绸子布，我特意看看，17，5元一瓶，没人买。我更不敢买，因为那是我半个多月的工资。还是喝供销社8毛钱一斤的散白酒吧！
当时，我在木头城子医院，供销社的柜台上没有任何瓶酒，就是大缸里的散酒。就是这种散酒也经常断顿，因为这需要用供销社的大马车去朝阳酒厂拉。马车跑一个来回需要四五天时间，喝酒的人都期盼着拉酒的车快点回来。
盛酒的桶都是用打铁桶，就是盛汽油的那种，有的铁桶生锈，酒酒就变成铁锈的黄色，打到酒瓶子后需要沉淀几天，沉下很厚一层铁锈末子，人们也照喝不误。
像我这种职工之家，家里最多也就存3～5斤酒，农民家庭不存酒的多，顶多存1～2斤算是好户。就算我们职工人家喝酒也是有时有晌的，不像现在几乎天天喝酒。但是，有了客人，特别是正月请客吃饭，很多情况下是车轮请客，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来回请，这时候基本上都是喝大酒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展现酒量的时候了，划拳行令，互相灌酒，都不示弱甘拜下风，各自逞能，经常喝醉喝吐，倒酒乱。对身体很有损伤，但处于年轻很快就能缓新过来，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后遗症慢慢就显示出来了。所以，奉劝年轻的读者朋友喝酒不要逞能。
当时，供销社也不是没有瓶酒，只是数量不多，留着走后门，有头有脸的人找供销社主任批个1～2瓶，朝阳凌塔酒1.72元一瓶，朝阳高粱白酒1.58元。公社领导能批出来几瓶不知道，像我这种身份的最多2瓶，一般农民根本就不用惦心了。当时流传的顺口溜是：“一供销，二粮站，三医院”。粮站可以批给你细粮（大米白面），医生可以开好药，诊断书，一个诊断书到粮站可以买2斤细粮。大米1角8分一斤，白面1角6分。职工每月7斤细粮，3两豆油。农民每年7斤细粮。这就是当时农村生活状态，但不知为什么，那时的人们都很高兴，有说有笑，无愁无忧，笑容满面。当时流传着俗话：“一个女人一面锣，三个女人一台戏。”都是叽叽嘎嘎，连说带闹。
现在人们都有钱了，天天大米白面，却看不到这种嘻嘻哈哈的场景了。这就是当时普通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写照，没添油加醋。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有枪林弹雨，更没有你死我活。普通人说普通事，可喜的是这个95%正是普通人，我相信他们会喜欢我的作品。作品与人品相比，我实事求是，把人品放在第一。
话说回来，当时农村不喝则已，喝则常常大酒，不划拳行令，不喝倒一个，不算尽兴。
但当时有一个好习惯：逢酒必烫，都是喝热酒，哪怕烫完凉了，也是烫过的酒，而且，都是用酒盅喝酒。现在几乎都是酒杯，更没人烫酒。烫酒是中华民族酒文化的优良传统，曹操煮酒论英雄，关公温酒斩华雄都知道烫酒，但他们不知道是为了蒸发掉毒性最大的甲醇。
1980年我进城上班，但若想喝好酒还得凭票，就是一瓶洋河大曲还得拿票到烟酒公司领。不记得从哪年开始，商店的瓶酒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琳琅满目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酒量逐年下降，以前一顿半斤八两，现在一天3两，还得匀活两顿喝，不胜酒力了，不服老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