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燕影厂出来，李乐开车拐了个弯，到了央视后面的梅地亚。
这地方陪曾老师来过几次。
以前这里属于京城文化圈的一个据点，各路神仙在这儿扎堆，聊项目、谈合作、交换八卦，一杯咖啡能从下午喝到晚上。渐渐冷清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大堂吧的沙发还算舒服，暖气也舒服。
李乐把车停好，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
响了五六声，那头接了，一个懒洋洋的声音传过来，“喂。”
“我到梅地亚了。”
“行，你先坐会儿，我这边还有点事，半小时。”
“不急。”
挂了电话，李乐走进大堂吧，环顾一圈，找了个靠角落的位置坐下，背靠着墙，视野开阔，能把整个大堂吧尽收眼底，又不引人注目。
找个能看清所有人的地方坐着，属于上辈子带来的习惯，改不了。
刚坐下，一个穿着白衬衫黑马甲的服务生就走了过来，脸上挂着职业化的微笑，“先生您好，请问喝点什么？”
李乐晃了晃手里那瓶刚从车上拿下来的“王力宏”，笑道，“自带。”
服务生的笑容僵了一下，目光在李乐手里的矿泉水瓶上停留了两秒，眼皮微微一翻，没说什么，转身走了。
李乐嘿嘿一笑，拧开瓶盖喝了一口。
想坑我的钱？门儿都没有。
这里最便宜的一杯咖啡都要十五块，两顿早点，大约是四屉猪肉小笼包，或者十五根油条外加两碗豆腐脑，或者一整个月的榨菜自由。
而在这里，它只是一杯带苦味的热水。经济学意义上的“边际效用递减”，此刻被具象化为服务生那一道不咸不淡的眼神。
大堂吧里人不算多，零零星星散落着几桌客人。有人在看文件，有人在低声打电话，有人捧着笔记本电脑噼里啪啦地打字。暖气烧得很足，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混合了咖啡、香水和新地毯的气味，暖烘烘的，让人有点犯困。
李乐百无聊赖地靠在沙发上，目光漫无目的地在大堂里扫来扫去。
一扭头，视线停住了。
身后，一张卡座边上，架着一台摄像机，旁边站着几个人，有人正在做采访。
一个女记者，对面坐着一位，穿着一件米白色的高领毛衣，外面套着一件深灰色的大衣，头发扎成一个低马尾，脸上化着淡妆，整个人看上去干净利落。
李乐眯起眼睛，倒是认出来了。
眼下正声名鹊起的那位董大姐。
这会儿的她，刚从沪海调到央妈不久，主持了几档节目，口碑不错，业内已经开始注意到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但要说到日后那种“央妈一姐”的地位和风韵，还差着好些年的历练和沉淀。
眉眼之间还带着几分拘谨，坐在沙发上，腰背挺得笔直，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姿态端庄得体，但那种端庄里透着一股小心翼翼的紧绷感，像是一只刚换了笼子的鸟，还没摸清新环境的规矩。
李乐往后靠了靠，找了个更舒服的角度，支棱起耳朵来。隔着不算远的距离，那些话断断续续地飘过来，像是一根被风吹得忽远忽近的线。
“……刚到燕京的时候，什么感觉？”
董大姐微微顿了一下，似乎在整理措辞。她的目光落在茶几上的某个点上，没有直视镜头，语气平缓而坦诚。
“刚到燕京的时候……精神上觉得挺寂寞的。”
她说到这里，轻轻笑了一下，那笑容里带着几分自嘲的寂寥。
“那时候自己租房子住，房子不大，也没什么家具，空空荡荡的，像一个摄影棚。每天下班回到家，面对四面白墙，就觉得特别安静，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
记者点了点头，适时地追问，“那您通常用什么方式来排解这种寂寞呢？”
“看电影，看书。”董大姐说，像是在回忆一件很久远的事情，“有时候会一个人窝在沙发上，找一部电影来看，一看就是一整晚。书也是一样，床头堆了一摞，随手抽一本就能看到半夜。那时候觉得，文字和影像是最好的陪伴，它们不会问你任何问题，也不会让你感到尴尬。”
李乐听了，心说，这回答太标准了，标准得像背过稿子。
但转念一想，以她的性格和背景，恐怕也不是刻意背稿，而是本能地选择了一种安全而体面的表达方式。
这种人从小就被训练成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哪怕是表达孤独，也要表达得有分寸、有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