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考试内容方面，在原有科学和儒学并存的基础上，取消儒学的地头蛇地位，将自然科学的五门科程（数理化生地）列为必学必考科目。
此举虽然有重理轻文倾向，可凡是强大的文明，必然要有充足的物质积累和超高的生产力作为支撑，才可以让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扩散开来，而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直接体现文明发展状态。
诗词歌赋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是犯不着全社会人人都去搞这些东西，你的孔子语录背得再好，诗词写得再好，既不能当饭吃，又不能抵御外低，没什么暖用。
一个国家要强大，需要得更多的是能给国家带来实际利益的理工类人员，比方说：工程师可以研发产品、科学家可以发展技术基础……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可变现的成绩。
而人文社科类的人，所能从事的往往只是一些类似勤这样的工作，需求量不大，从来没有哪个公司招100多个人事行政秘书、财务出纳，却只招20多个市场、营销、研发、生产人员的？文科生本来一个国家就要得不多，他们所能从事的工作，大多可替代性很强，即使是学历不高的人，简单培训一下，做个ppt总是没问题的。
而且，一到关键时刻，国家一定会优先保护自己的理工类人才。二战末期，倭国的神风敢死队，文科大学生可以参加，理工科大学生禁止报名。毕竟，耍耍嘴皮子的算不上人才，死了就死了，战后恢复重建的艰巨任务只能依靠理工类人才。应该说，倭国之所以能迅速从二战的颓势中恢复，离不开对理工类人才的保护。
20世纪50年代，美国麦肯锡主义盛行的时候，美国政府为了打压新中国，禁止所有学理工科的中国在美留学生返回中国大陆，钱学森等爱国科学家在返回祖国时，曾遭遇了重重困难。
解放前，我们国家总共也就培养了不到10万的大学生，而且80%都是文科生，有不少还是毕业于“克莱登大学”。
当倭寇入侵时，理工人才储备匮乏，搞嘴炮，宣传鼓动的人一抓一大把，搞枪支弹药、飞机大炮的人却少得可怜。
所以后来，高层高瞻远瞩，院系调整，文理分科，培养了一大批的理工科人才，这些人是种子，是我们国家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启动器。
抛开历史不谈，单从选拔人才的实际出发，用科学选拔出来的人才远远比儒生的质量要高。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涯都不怕，科学素养的高低最能直观体现个人能力的高低，智商低的根本学不下去，不会就是不会，不能像南郭先生那样滥竽充数，尸位素餐。
而儒生，整天之乎者也，拾人牙慧，美其名曰引经据典，实则固步自封、毫无创新，典型的书呆子，他们除了会背书还能干点啥？每次敌人打进来，孔子后人都是最先跪下的，蒙古人来了投降，满族人来了投降，倭寇来了也是带头投降，简直毫无下限！汉奸世家，山东孔府。
至圣先师孔子后人，诸朝钦封衍圣公，作为华夏民族的精神象征却一次次投降，连殉难的勇气都没有，却能千百年地享受国禄。这样的家族，却是所有儒生心目中的白莲花，可以想见，儒学选拔出来的都是什么样的货色了。
披着君子的皮，做着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活儿，只顾自己利益而不顾别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乐于取巧，追求虚荣，以“往上爬”为人生志向，把追求个人利益看成人生的最大目标，至于维护和顾及他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在他们看来，充其量只是手段而已。极善于伪装，他们穿上华丽的外衣，戴上楚楚动人的面具，借此赢得他人的认可。
精致利己主义者有两种，一种是“有才无德”，另一种是“无才无德”，很明显，大多数儒生都是无才无德之辈。
当然，儒学和科学是两种不同的知识体系，各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不能简单地进行比较和评判哪一门学科更先进。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等人文学科，以及一些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儒学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和谐，强调人类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科学是一种基于实证、理性和客观的知识体系，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学科，旨在探索和解释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等方面的问题。科学强调证据和实验，注重理论构建和方法论的创新，为人类提供了强大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尽管二者都有其优劣，可如果大家都去学儒学，打嘴炮而不行动，没人搞生产，这样的国家是没有任何发展潜力的，即使能短期内繁荣稳定，也禁不住外敌的入侵。因此，科学的重要性一定要在儒学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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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有考生必须具有官办学校三年以上学籍才有考试资格，东林书院之类的私立贵族学校出身者不许参加考试。
此举有两个目的：其一是将教育权利逐渐收归国有，其二是瓦解东林党的学阀势力。
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一项权利，更是一项责任和使命。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教育必然会逐渐演变成一种商业行为、一门炙手可热的生意。
可是，教育的使命和价值在于培养国民的才能和潜力，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人才储备，教育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需求，更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共同利益，这是一项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和精力的社会事业。与此相比，一门生意的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实现个人或组织的经济利益。这种追求与教育的使命和价值相悖，无法满足社会的长期需求。
而且，教育的关键在于质量。优秀的教育需要投入大量的师资力量和教学环境，而这些都需要有足够的投入和长期的投入。相比之下，一门生意更加注重短期收益和利润，往往会忽视对质量的投入和长期的投资。因此，教育事业需要的是对全社会的长远承诺，而一门生意则更加注重短期的经济回报。
虽然教育投资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它为社会的未来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通过教育，大汉帝国可以培养出有科学素养、有主观能动性、有责任心的公民，为社会的发展持续注入新鲜血液，这种回报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它是一种长期的投资，需要耐心和坚持，教育的投资回报率是长期而持久的。相比之下，一门生意的回报往往是即时的和可见的，更加符合商业模式的追求。
总之，教育是一项社会事业而不是一门少数人的生意，教育需要有长远的眼光和坚定的决心。作为皇帝，赵耀十分珍视教育的重要性，把它视为一项伟大的事业，而不是一门只为追求利润的商业活动，教育应该牢牢掌控在政府手里，绝对不能被资本集团侵蚀。
资本教育往往只关注盈利性，将优质教育资源集中于少数人或地区，导致其他地区或人群的教育资源匮乏。这种不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将进一步加剧社会贫富差距，引发社会不满和不稳定。
为了追求利润，资本教育会在削减教育投入，降低教师薪酬，减少硬件设施投入、提高受教育费用等方面大动干戈。这可能导致教育质量下降，也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
在资本教育垄断的情况下，教育管理和决策的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导致教育腐败的风险增加。尤其是东林党人，利用其对教育的控制权进行权钱交易、贪污等不当行为，损害教育的公正性和公信力。
资本教育集团将教育视为一种商业机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最终会导致教育的过度商业化，将学生的需求和利益置于次要位置，甚至忽视教育的本质和使命。
赵耀规定只有官学的学生才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无疑会重挫东林党的学术垄断地位。
3、通过科举考试的学生，不再直接分配公职，需要进入大学再读四年，延长教育时间，提高官员质量；没有考上大学的，可以选择来年再战，只要完成高中知识的学习，还可以进入国营单位参加培训成为技术人员。
科举考试也被正式更名为——大学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简称“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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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耀的三条科举改革新政策一出，那些儒生懵逼了，学了一辈子四书五经，现在考试不考儒学了，什么孔子语录全都变成了垃圾。这都是次要的，关键是，儒生向来看不起科学，对五门自然学科更是一窍不通，连加减乘除都不会，考试改为考科学，简直是要了儒生的命啊。
东林党一系官员及其相关的书院更是一脸懵逼，在江南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钱，养肥了这么多人，办了这么多所书院，投资打了水漂不说，在朝廷的话语权和在民间的影响力更是大打折扣。
最难崩的要数东林书院的儒生，学籍没用了，儒学也没用了，要想重新踏上仕途，一切都要从零开始——重新读三年高中获得学籍，系统性学习五门学科。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倒也不是很离谱，很多儒生，从二十岁考到五十岁，考了三十年也没上岸，区区三年而已，还是可以接受的。
赵耀的科举改革很快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最该跳脚的东林党一系反而十分冷静，没有任何出格的行动，反而是曲阜孔家不懂规矩，竟然敢煽动全国的儒生闹事。
孔家利用其“圣贤之后，儒学世家”的牌匾，以及在儒生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组织了全国各州县的十几万名儒生联合抗议。
这些儒生集中分布在成都、广州、江宁、长安等区域级中心城市，采取集体行动，通过一系列抗议方式表达对科举改革的不满，要求赵耀撤回政令，恢复传统科举制度。
这些无事可做的儒生还罢课。儒生自己不上课倒没啥影响，赵耀根本不在乎，可这些人自己不学也不让别人学。他们仗着自己多吃了几年的饭，就跑到中小学低年级去以大欺小，破坏正常的教学秩序；还跑到工厂和市场上去，干扰别人干活，破坏经营秩序。
这还没完，有些大胆妄为的儒生还在诗词中抨击赵耀昏聩无能，沉溺于奇巧淫技，亵渎圣人学问，等等。
稍微规矩点的，采取联名的方式，要求赵耀收回成命，恢复旧制。多个儒生，共同签署一封奏书，直接送到赵耀的面前。
对于儒生的行为，赵耀没有暴虐地血腥镇压。
赵耀反而感到很欣慰，他觉得虽然儒生们很讨厌，可他们同样有权利表达自己的声音，争取自己的权益。这一事件在侧面反映了大汉帝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包容性，也反映了民主理念的萌芽。
之后，赵耀积极回应儒生们的诉求：先用势在必行的口吻阐述了科学的重要性，以打消儒生们的非分之想；又适当降低了“儒转科”的大学录取分数线，给儒生们适当让利；最后还提供了儒生到印度和偏远地区做官的途径……
赵耀温和的处理方式，解决了大部分闹事的儒生，他们感觉差不多就行了，见好就收，不再得寸进尺。
而那部分最可恶的儒生，纯粹为了闹而闹的，依旧高举孔家的旗帜，用更加激烈的行为来对抗赵耀。
打蛇打七寸，赵耀直接取消了曲阜儒家的正统儒学地位，将整个孔家流放到印度去教化阿三，并且，改封公羊派为儒学正统。
旗帜一倒，那些个虾兵蟹将也就一哄而散了。
整个过程中，没有流血，没有过多的暴力和冲突，赵耀用尽量最温和的手段来对待本国公民，而不是把他们当牛马。
虽然科举改革的效果斐然，可东林党一系政治嗅觉和危机意识敏锐，潜伏得很好，依旧没有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