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人类最早的义务教育制度并非出现在1619年的德国，而是在12世纪初北宋政权，赵佶主政时期。
虽然说，与现代的义务教育相比，赵佶创办的官学制度不够健全和广泛，但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年代，这种教育理念无疑是文明的曙光，具有超前意识。
赵佶主政的25年间，官学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地方上的州县学逐年扩大，中央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学生数量累计达到二三十万人，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大量人才。
为了提高官学的地位，赵佶还设立了\"养士费\"，提高学生的待遇，包括提供免费食宿和津贴，此外，参加过公、私复试的州县学生也一律免除其户役。
这些措施增大了官学的普及力度，让贫苦出身的士子也有了人生出彩的机会，大大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并且，赵佶的官学制度也为赵耀扩大办学规模，大力推行科学教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点，赵耀心里是清楚的。
然而，办官学是要很多钱的，朝廷的那点预算，刨去官员工资和军队支出，基本就没剩几个子儿了，这钱从哪儿出？
农民太穷了，根本榨不出油水，只能把镰刀对准士大夫阶层。
2、废除恩荫制度
赵佶发现官僚机构臃肿，冗员繁杂，有许多官员吃空饷，光拿钱不干活儿，每年消耗无数的财政预算，这一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恩荫制度。
宋代的恩荫制度是一种官员子弟继承父辈官职的制度，也被称为“门荫”制度。这种制度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大，不仅适用于中高级文武官员的子弟，还扩展到其亲属和门客等。
自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以后，为了安抚交出军权的武将，推出了名目繁多的恩荫制度。这不难理解，兵权交给你了不给足好处，谁干啊？肯定反了你丫的！
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承天节（每年生日）、南郊（三年一次）奏荫子弟恩例，以及大功以下常选官员的奏荫制度。这些制度使得官员的子弟、亲属和门客等可以凭借父辈的功绩和官位，享受特殊的待遇和特权。
到了真宗时期，朝廷几乎被士大夫完全掌控，为了谋求更多好处，文官们联合起来，放宽了对恩荫的限制，恩荫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开始出现“恩荫愈滥”的现象。
总的来说，恩荫制度是一种基于封建世袭制度的特殊官僚制度，它不仅限制了官员的选拔渠道，也使得官员的子弟、亲属和门客等享受特殊待遇，资源被少数人垄断，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恩荫制才是主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只要祖辈出了个官，七大姑子八大姨都能弄个官做，家族子弟可以轻松保送国子监，分分钟把大G开进故宫，随时可以利用特权敛财和兼并资产，收租收到手软，二十万一斤的茶叶想喝就喝……
老子英雄儿好汉，荣华富贵万代传！
赵佶为了打破这种现象，废除了恩荫制度。
这相当于，把官N代和富N代的仕途财路断了，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对文官集团来说，此仇不共戴天。
废除恩荫制度省了不少钱，只能“节流”，却不能“开源”，于是，赵佶又变着法儿地搞钱来增加预算。
3、推行公田法
其主要内容是通过检括民田，将民间那些所有权不明的“无主之地”收归公有，重新分配，以此来缓解土地兼并现象，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削弱地方豪强大户的势力。
简单来说，就是查你家里的地契，然后用地契和你实际拥有的土地做比较，把超出地契的土地收为公田，由国家经营和再分配。
公田法在执行过程中，由专门的机构如稻田务、营缮所、西城所等负责。
宣和三年（1121），首先在京西汝州开始实行，随后推广到京西全路、京畿、京东、淮南、河北等地区。
可是，公田法在实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许多地方豪强对抗公田法，隐藏土地，或者利用旧契约随意更换田亩等。同时，公田法也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都是大地主，利用职务之便侵吞了无数土地，自己就禁不起查，更不会吃到嘴里的肉吐出来。
公田法被文官们骂惨了，在史书上更是被黑得一无是处，说朝廷利用公田法随意夺取小民土地，导致民不聊生，民怨四起。
可实际上，自唐末以后，普通老百姓哪里有土地啊？能当个佃农勉强糊口就不错了。真正有地的还是那些三位一体的士大夫集团。
再说了，土地清算与反腐几乎同时进行。
那些超出地契的土地是怎么来的？交税了没？是不是非法所得？他们说的清吗？
总的来说，赵佶的公田法是一种尝试性的土地改革制度改革，一旦实施成功，相当于重新分配生产资料，能够大大缓解阶级矛盾。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由于士大夫阶层势力过于庞大，公田法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无数困难和阻挠。
宣和七年（1125），公田法才推行和实施了四年，赵佶就“禅让”了。44岁，正值壮年，身体倍儿棒，吃饭倍儿香，发展蓝图刚刚展开，正值金军6万南侵，赵佶居然反常地禅让了！
官方文献记录的内容是：金军南侵兵力为6万，赵佶见形势危急，被吓坏了，连忙遣使求和，然后禅位于太子赵桓，赶紧跑路到南方，在镇江躲起来。
当时开封城内有二三十万禁军，护城河宽40米，城墙高12米，区区六万金兵就来攻城，拿头来打吗？会飞还是咋滴？赵佶根本没必要逃。
最大的可能就是，被浙东集团控制起来，被迫禅位，被强行带到南方大本营软禁起来。比起赵佶，赵桓头脑简单，根基不稳，更容易掌控。
李纲当时只是个四品太常少卿，官位太低，没什么话语权，接触不到这些顶层的政变阴谋，对其中的详细经过不得而知，但却提到了一些关键点：
赵桓继位后，火速任命张邦昌为少宰，李邦彦为太宰，耿南仲为尚书左丞，这三人迅速把持了朝政；然后又以赵桓的名义，到两浙路大量招募士兵，用这些新兵替换了开封禁军。
坦白地讲，南方久无战事，兵员质量无法与武德充沛的北方兵相比，新兵的质量也远远比不上训练有素的开封禁军；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用南方的兵控制开封，从而牢牢地把持朝政。
赵佶的三条举措：办官学、改科举，废除恩荫制度，推行公田法。每一条都触犯了士大夫阶层的利益，按理说，早就该被文官们搞死了，为什么一直没下手？
因为赵佶手里有大宦官童贯！
赵佶信不过文官，又不敢用武将，之所以能当25年皇帝，与重用宦官童贯密不可分。
对古代皇帝个人来说，重用宦官有以下好处：
皇帝可以利用宦官集团制约和打击官僚地主，尤其是文官地主集团，为王朝续命。在古代，官僚士大夫一般情况下都是忠于自己的家族和地方的，所以如果文官集团过于强大，一定会抗税，利用自己的文人士大夫身份，不向朝廷交税，把税款都转嫁到农民头上。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导致朝廷财政破产，王朝走向灭亡。而宦官没有家族利益的拖累，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于皇帝，对皇帝非常忠心，所以皇帝利用太监集团制约和打击官僚地主这一招，是非常有效的。
而且，用宦官还可以防止宫中之女有外遇，保证皇族血统的纯正；同时，也防止了宦官和老百姓争夺性资源。
在经济上，宦官也属于事业编或者公务员的，所以如果一个太监当了大官，也无法形成地方大家族，更无法世袭好几代人，为祸地方，不会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童贯掌握兵权二十年，权倾一时，发号施令超过了皇帝的制敕，二十年间，充当了赵佶的保镖和打手，是皇权的最大保障。
赵佶非常信赖和依赖童贯，甚至给他封了广阳郡王，给宦官封王，这在封建王朝是十分罕见的，足以见得童贯对赵佶的重要性。
童贯虽然在历史上被黑得很惨，更是被水浒传妖魔化，俨然是“飞扬跋扈、贪污腐败”的形象，然而他的个人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童贯虽然是个宦官，可在长达十几年的军事生涯中，逐渐锻炼和显露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成长为了西路军最具名望的统帅。
在对付西夏期间，童贯奉行远交近攻策略，用计使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与北宋联合，夹击西夏，长期作战，西夏损耗严重，几乎陷入绝境。
赵佶灭辽后有点飘了，马上准备灭西夏，派童贯在西夏边界统帅西军，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和亲信，在此期间，皇宫被文官集团乘虚而入，赵佶被囚禁在龙德宫，文官把持了朝政。
为了防止童贯率西军回来报复，文官集团又大肆克扣西军的粮草和军饷，让西军内讧，当童贯得到“赵佶被软禁”的消息时，已经指挥不动西军了，只能带领私人武装“胜捷军”从太原出发，回开封护驾。
朝廷里的文官们策划宫廷政变，属于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为，他们没有太多的耐心，只能逼迫赵佶让位，要不让位置命就没了。
以张邦昌、李邦彦、耿南仲等人为首的文官集团，控制徽宗，并且以钦宗的名义下诏，把这次宫廷政变包装成了禅让，生米煮成熟饭，赵佶也已经成为案板上的鱼肉了。
当童贯回到开封时，带着区区五千胜捷军，虽然身材魁梧、武艺高强，单兵素质很高，可没有后勤补给，又处处受阻，回京也是送，起不到扭转乾坤的作用。
而且，赵佶已经不是皇帝了，失去了皇帝嫡系地位的宦官，啥也不是，只能当个侍从太监，跟着赵佶被带往镇江。
到镇江后，童贯又利用曾经的影响力，帮助赵佶夺回帝位，多次截留了地方上朝贡中央的物资，重新组建了一部分军队，试图另立小朝廷。
这一行为惹恼了文官集团，不久，童贯就被处死了，身体剁成肉酱，头颅送回开封。
一并送回的，还有赵佶。
文官集团已经牢牢控制了开封的军队，把赵佶和一干宗室带回，意在策划第二次金兵南侵行动，把皇族通通一网打尽！
此后，蔡京、童贯、王黼为首的赵佶嫡系成员，几乎全部被或灭族或流放，然后在路上弄死，赵佶彻底成为了孤家寡人。
没有了嫡系官员的支持，赵佶就像失去了手脚，权力真空，无法再号令天下，更无法与军队取得联系。
然后，文官集团分掉了赵佶变法二十年以来积攒的所有家底，赵佶创办的官学，生产丝绸的织造局、生产瓷器的官窑汝窑，安济坊、造作局、行行局……大小设施三百余处全部被关停，所有钱财与物资被官员一扫而空。归西城所管辖的300多万亩国有耕地被瓜分干净，变法彻底失败，连自己的命都搭上了！
靖康元年11月，政变文官们遣散了勤王的军队，再次通知金军，这次彻底没问题了，你们来吧！
这次金军带的人比较多，兵分两路，东路军8万由完颜宗望率领，西路军7万由完颜宗翰率领，在开封附近的总兵力为15万左右。
还是和第一次南侵一样，一天二十几公里闪电推进，南渡黄河，西趋洛阳，封锁潼关，把宋朝最精锐的西军关在潼关以内，断绝了其东来的勤王之路。
纵然来势汹汹，人多势众，也仍然无法攻破开封！
于是，文官集团又以郭京要做法的名义，打开了开封城的宣化门，直接放金军入城！
……
这些都是赵耀根据李纲的记录作出的大致推测，李纲对此基本持相同的看法，具体细节需要等赵佶醒来后才能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