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张焕英和叶学生把儿子的骨灰葬在了屋后的祖坟里。他们在坟上伤心地痛哭了一场，算是跟儿子做最后的告别了。
儿子去世后，叶学生深受打击，一蹶不振。
他所在的石门市联碱厂规定，工人的子女可以在父母退休或退职后，顶替父母进厂工作。
那时，很多跟儿子同龄的年轻人都顶替父母来工厂做事。每天看着他们，叶学生都会想到如果自己的儿子还在，现在他肯定也能顶替自己来工厂上班，自己则可以呆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然而现在这一切已经不可能了。
在思念儿子的同时，叶学生还要饱受旁人在背后的指指点点。家中有人作奸犯科，亲友脸上都不甚光彩，何况自己儿子还强奸杀人？
自从这事儿在村里传开后，乡亲们看自己一家人的眼神都跟以前不一样了，没有了尊敬，只剩下了鄙夷，一家人每天都要承受周围人的白眼和议论，精神压力极大。
叶学生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他无法承受这样的刺激，儿子去世半年后，精神崩溃的他在家中吞下了一整瓶安眠药，想一死了之。
幸运的是，被老婆回来及时发现，立即将他送到医院救治，经过医生们数小时的抢救，才得以转危为安。
死里逃生后，叶学生似乎想通了什么，他知道就算不为自己和妻子而活，也要为儿子而活着，他决心要活到儿子重获清白的那一天。
从此以后，他每天承受着旁人“强奸杀人犯父亲”的指指点点，在村里的小路上一步步拖着病躯锻炼身体。
叶学生的身体本来就差，这次又经历了一场大手术，加上每天思念儿子以泪洗面，后来他又发生了三次脑血栓，从此落下了偏瘫的终身残疾，只能拄着拐杖走路，右脚向前挪半步，左脚再硬拖上半步，即使行动已经这样困难，他也没有放弃锻炼，他想等到儿子沉冤得雪的那一天。
在儿子出事前，张焕英像中国别的农村妇女一样，只懂得洗衣做饭、种地喂鸡，平时很少出村。
今年是儿子工作的第二年。他初中毕业后，到石门市职业技术学校读职高，还没毕业就到石门市冶金机械厂实习（那是石门市职业技术学校的校办工厂），因为表现不错，被工厂留了下来，成了一名正式工人。
儿子天生口吃，交友平淡如水，却跟自己很贴心。张焕英总以为他还是自己羽翼下的孩子，从没跟他谈过儿女之事，村里若要婚娶都要等到二十二三岁，她想过几年后把儿子居住的东屋好好装修下，给他娶个媳妇，现在却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因为儿子的死，张焕英患上了高血压的毛病。她以为往后的日子，自己和老公只能在邻居们歧视的目光中苟且度日，直到生命的终点。
叶树慧在这年夏天给弟弟买了辆蓝色山地车，这在城里都算是新奇之物，弟弟非常喜欢它，每天都拉风地骑着它穿梭在家和工厂之间，时间充裕的时候，他会骑着它四处转转再回家，叶树慧相信是这辆车害了弟弟。
随着叶树声的伏法，这起轰动一时的案件就此划上了句号。在每年全国发生的诸多恶性案件中，类似这样的强奸杀人案不在少数，现在凶手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真是大快人心，这个案子也渐渐被人们忘却了。
时光如梭，一晃十年过去了。
2005年春节前，中原省英阳市开展了一次例行的治安大排查。在对流动人员进行登记时，一名饭馆老板告诉警方，有个外来人形迹可疑，他到附近的一个砖厂工作已经五六年了，逢年过节从来不回家，平时沉默寡言，不爱跟人接触。
一起干活儿的工友只知道他是幽燕人，绰号“大王”，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从来不跟人提起自己老家的情况，多年来他跟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挤住在砖厂的一个简陋的工棚里。
他有个异常的习惯，即使在屋里也随时穿戴齐整，像是整装待发的样子。每逢民警来清查暂住人口，他就悄悄躲出去了，看见警察或警车从附近经过，他就钻进附近的庄稼地里藏起来。
“大王”的反常表现引起了派出所民警的警觉，根据饭店老板提供的地址，那天晚上十点多，民警悄悄找上门去，敲响了“大王”居住的房门。
“谁？”里面一个男子警惕地问道。
“我们是英阳市公安局黄河路派出所的。”
里面似乎吃了一惊，沉默了一会儿，惧怯地问道：“什么事啊？”
“查户口，快把门打开。”
里边起了一阵骚动，过了半晌，一个胡子拉碴、头发很乱的中年男子来开了门。
“你是‘大王’吗？”民警问他。
“啊。”男子有些吃惊，不知道警察怎么会知道自己的绰号。
“把身份证拿出来。”
“……我没有身份证。”
“把暂住证拿出来。”
“我没有暂住证。”
“跟我们到派出所走一趟。”
男子没法抗拒，只好跟着警察走了。
在派出所里，警察问该男子：“你叫什么名字？”
男子思考了一下，说自己叫王永军。
“你是哪里人？”
“幽燕省赵都市肥乡县荻花村人。”
民警将他的身份信息输入电脑查询，却查不到这个人。
民警随即打电话去跟赵都市肥乡县警方核实，在肥乡县十几个同名的人员当中，也没有符合他身份的人。
随后该男子又报了十多个名字和住址，民警一一核对，全都对不上号。
根据以往的经验，民警猜测这家伙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他身上肯定藏着见不得人的事情，要想把这些搞清楚，必须先确定他的真实身份。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家是哪里人？”
“我已经说过了。”
“你说的都是假的，根本查不到。”
“时间太久了，我记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