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以来，官员审案时，原告、被告以及证人和有牵连的人等，都一律跪着听审。
而且跪也是有讲究的，原告跪在左边，被告跪在右边。
到堂后先是一律低头伏跪，主审官未开口，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一律不准先说话，而且不能随便抬头看主审官。
当然，伏跪听审是对普通百姓说的，一些有特殊身份的人，如地位赫的官亲，花甲之年的老人，可以坐着听审。
赵德善就属于这种，但他年事已高，肯定不会亲自来公堂，而是委派赵府管家出面。
为了不使有特殊身份的人抛头露面地打官司，在秦以前就规定当事人特别是他们的女眷不必亲自到堂，可以找别人代理诉讼，即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
毕竟在古代，成为被告，出堂受审不是什么光彩的行为。
但朱由崧是重生之人，死过一次的人，对这些并不在乎，出堂辩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到了宋代，律法得到充分完善，有了诉讼代理的条文。
比如像那些年老体衰、身有残疾、行动困难或退职在家和任现职的官员不便出现在大堂上的，原被告都可以指定由其下属，或者亲属，朋友代理出庭。
除此之外，那些没有功名但有一定知名度的文人也不必下跪，只需拱手行礼即可。
那些考取了秀才、举人的诉讼者，在没有被革去功名前也不必下跪听审。
这也是百姓为什么要寒窗苦读的原因，因为只有考取功名，才能够享受这些特权。
像德昌郡王这种皇亲，更加不用说了，除了赐座还有专人给他奉茶，像客人一样受到礼遇。
当然，后世有律师这个职业，一般的民事纠纷通常原告跟被告都不会出现在庭上，而是由双方的代理律师在庭上论战。
典使严来洋见朱由崧到场，马上给他搬来铺好绒毛的太师椅，朱由崧定眼一看，居然是陈奇瑜主位上的官椅。
“搞什么鬼，赶紧搬回去，让人看见还以为是本王来断案！”朱由崧捂着额头，一脸黑线。
如果他把陈奇瑜太师椅坐了，那县令陈奇瑜就只能站着升堂，那成何体统。
虽说他是皇亲，有资格坐着听审，但这跟他一贯以来的亲民作风不符，因此他决定站着听审。
严来洋马屁拍到马腿上，不禁有些冷汗淋漓，只好将太师椅搬回主座。
古代发案之后，经过现场勘察、收集证据和必要的调查询问之后，就可以开堂审理了，这就是常说的“过堂”。
在一般情况下，审案都在州府县衙的大堂进行，主审官端坐在大堂正中，旁有书吏执笔记录，堂下站着公差衙役随时听候吩咐。
堂上皂隶，手持笞杖扫视全堂，大堂门外挂起半红半黑的水火棍，官老爷手中的惊堂木声震九霄，衙役们齐喊威武使人胆战心惊。
对于犯了事的普通百姓们来说，常常是口未开， 先自怯，如同进了屠宰场的牛羊，一些胆小的人在主审官惊堂木一拍，衙役齐喊威武之后，当场吓尿。
秦汉以来，各朝代的过堂程序基本相同。
一般是先讯问原告有何冤情，接着再问被告，最后原告的证人提供证词，或者提供物证。
通常这个时候，主审官是不会说话的，他会让原被告各自把话说完，明代甚至还允许原被告当堂辩论。
当然，辩论就是辩论，君子动口不动手，若是在公堂上恼羞成怒，动起手来，那衙役手里的杀威棒就派上用场了。
除此之外，辱骂主审官也是大罪，碰上脾气不好的主审官，一顿板子是少不了的。
对于那些明明有罪但拒不供认或恶意诽谤他人，蔑视公堂的冥顽之徒，不好意思，少不了要大刑伺候。
主审官案前有一盒签筒，每一支竹签上都写着相应的刑罚，主审官扔出什么签，衙役就依照令签上的刑罚用刑，在古代，动刑拷问可是合法的。
关于审案详细程序，都有一整套流程，大明明会典中说得比较详细。
其间问一干人证，先审原告词因明白，然后放起原告，拘唤被告问，如被告不服，则审干证人。
如干证人供与原告同词，却问被告。如各执一词，则唤原被告干证人一同对问，观看颜色，察听情词。
其词语抗厉颜色不动者，事即必真，若转换支吾，则必理亏。略见真伪，然后用笞决勘。
如不服，用杖决勘，仔细磨问，求其真情。
这里的，用杖决勘，仔细磨问八个字门道很深，虽然古代对各级衙门办案时间有所限制，但碰上昏庸官员屈打成招，或者顽劣刁民死不认罪，有些案子就得拖是几月，甚至十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