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英找到县里把企业的实际情况一说，县里听了河东村要铺开的建设规模，也是直摇头，一下把摊子铺的这么大，也不怕撑着！
但人家企业做好的计划又不能因为建安置房而停了，这不是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嘛？
县里太多的企业都指望着他们吃饭呢，河东村的企业要是倒了，一个搞不好，全县的财政都得跟着伤筋动骨。
没办法，县里只能试着去银行商量一下了。
没想到银行听到河东村的企业要贷款，只恨他们贷的太少，几家企业的流水没人能比他们更清楚了，基本上每时每刻都有大笔的现金流在账上流动。
给县里其他的企业贷款，还要担心收不回来，但河东村的企业完全没那个顾虑。要不是有着政策的限制，不能放款给集体企业，几家银行估计早就上门求着贷款给他们了。
辜鸿铭就曾一语道破了银行的本质，那就是:“他们总会在晴天千方百计的把雨伞借给你，然后又在雨天凶巴巴的把伞收回去。”
这句话后来还被英国收进了《大不列颠词典》里，成了英国的谚语。
国内的银行也是银行，他们也不例外，放贷给有还款能力的人，才是他们想做的。那些急着用钱的人，反而更不容易借到银行的钱。
这种事不管是以前，还是将来，一以贯之，从无例外。
比如万大、恒太，好的时候，成千上万亿的借钱给他们，一旦出露出不好的苗头，第一个对他们下手的就是银行。
所以这次贷款，出乎县里领导们意料的顺利，反而是银行一个劲儿的问够不够，要不要多贷点？这让领导们一脸的懵逼。
不过他们还是怕河东村的企业还不上，再让县里的财政背上大包袱，拒绝了银行的好意。只是为了公平起见，从工农中建四家银行，每家贷了一百万。
这些钱，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少了，对唐伟东目前来说足够了，大建设完全可以启动了。
首先要做的还是安置房工程，唐伟东还不敢头铁到把官府和军方全得罪了，在国内这样干，除了跑就是死，别没有第三条路可选。
唐伟东既不想跑又没活够，所以就得乖乖的，把这事当作重中之重的事来办。
1987年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决议，宣布今年为“安置无家可归者年”，简称“国际住房年”，这莫名的与唐伟东马上要做的事，竟然完美的契合起来。
打着“国际住房年”的噱头，以安置退伍老兵和为职工谋福利的名义，唐伟东一声令下，在河东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住房大建设。
安置房按照唐伟东的意思，大部分楼房建的，都那种类似后来公寓性质的筒子楼，房间没一厨一卫，再加一室或者两室，客厅餐厅什么的就算了，宿舍楼没那个必要。
目的就是在有限的空间内，容纳安置更多的人，就这样，已经比其他地方那些一层楼好几户人家，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的筒子楼要强多了。
至少上厕所不用跑出去排队，洗个澡也不用只能去单位大澡堂了。
在大量建设这种筒子楼之外，唐伟东还专门建了几栋后世的那种多层楼房，每一户都是两室或三室，一厨一卫一厅二厅的。
使用面积在七十多到一百多平方米，这是为企业中层以上干部和专家们准备的。
和筒子楼一样，产权都归管理公司，所有人只有使用权，还需要服从分配和调剂，一旦不在企业中工作了，必须交出使用权，腾退房屋。
有了银行的贷款，前期投入的资金解决了。李大刚在唐伟东的安排下，把建筑公司的大批人马，基本上全都拉了过来。
不怕用不过来，反而还觉得人手不够呢，别忘了，村里给村民们建的别墅，也会借此机会同时开工呢。数百户的别墅，加上辅助设施，一点都不比建个大型厂子的工程量来的小。
何况，还有很多的厂房要建，今年可有的建筑公司忙活了。
当安置房和新村别墅破土奠基的那一刻，不管是伤残、退伍老兵们还是职工、村民们，全都沸腾了，这可是给他们盖的房子。
至于产权在不在自己手里，谁在乎呢？国家给自己提供的住房，那就是自己的，这就是这个时代人的真实想法。
与之相对应的，厂房的开建，却是静悄悄的。现在上面的政策还没确定，前段时间的事刚刚平息，在风头浪尖上大张旗鼓的搞经济建设，再被人拎出来当个反面典型被宰了，到时候死了也是白死，哭都找不到坟头。
县里很理解河东村企业的担忧，所以把宣传的重心和目光，全部放在了安置房的建设上，至于厂房的建设和企业的扩产，连提都没提，仿佛这事根本就没发生过一样。
那就有人问了，既然这样，县里为什么还要大搞经济建设，支持企业的发展呢？不怕上级找他们麻烦吗？老老实实听话苟着不行吗？
实话说，还真不行，大方向是国家层面在掌控，但省里却不给你这个机会，他们看的就是你的财政收入。
有人又问了，省里还敢跟最高官府对着干？
恭喜你，答对了，各个省市地方，无时无刻的都在跟最高官府博弈。归根究底，这就牵扯到八九十年代的一个典型的制度问题了，那就是“财政包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