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兰离开警察局之后，在外面吃了午饭，回了住所。她需要补觉，也需要补上早上未进行的锻炼。
越是有事的时候，越要保持自己的节奏，保持好的身体状态，不然，头脑会发昏，体力跟不上，会作出错误的判断。
穆兰午睡了一个小时，先慢慢热身，又打了一套拳，洗了澡，坐在书桌前，打开了电脑。
徐依依的父母昨晚在接受警察询问后，就回家了，没有去过医院看自己女儿，这就不是关心女儿的人的行为。估计是被人报警后，心情不好。
今天上午，他们没有去医院看自己的女儿，那么他们最迟今天下午，或晚上就会过去。
现在，穆兰看了看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是晚饭时间，高护工并没有联系自己，呵呵，那对父母应该是晚饭后去了。
穆兰在电脑上查找了一下，未成年人被家人虐待的事件，实话说，网上这类信息并不算多，被曝光出来的，基本都是致死案件。
穆兰合上电脑，她知道实际发生的数量远远超过网上曝光出来的数量。虐打、饿饭、责骂，这在很多华人心中，不过是管教孩子的必要手段，是父母亲长的权利。
穆兰想了想，又打开电脑，她开始搜索一些数据公司的报告清单名录，想看看是否有专业机构做过类似的调查，灾害期间，大约二十多年没基本没有目标调查报告。
穆兰往前查看，在灾害爆发前二十年，先后有三份不同时期的调查报告。
最早一份调查报告，根据大约六个省份一万六千多人的调查报告，得出有六成人在童年期间受到家人虐待，虐待的方式以，虐打、言语精神攻击为主。
中间时期的一份调查报告表示，大约有百分之三十四的未成年人因为亲友的虐待，尤其是漠视和语言打击，有自杀的倾向，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尝试过自杀。
最近一份调查报告的结论让人触目惊心，说是每一分钟就有两个未成年人自杀，还有八个未成年人自杀未遂。
穆兰压下心中翻涌的情绪，仔细看了相关的分析报告。
穆兰发现第一份报告里将施虐者的施虐的原因，归成了一类相似年龄段的人成长经历。强调的是那个年龄阶段的人，特别的成长经历。
如果他们的归因是正确的，那么之后呢？那个时代出生的特定人群早就已经死亡，至少也是行动困难的耄耋老人，那之后不断出现的，并不算少的虐待事件是否就不该出现了？
后面两份报告，则将未成年人自杀的原因少部分归为家人家庭的关爱疏忽，大部分归咎为外部文化的入侵。
穆兰将电脑再次合上，她不知道，最近这十年，是否也有类似的调查。
将虐待单独设定罪名，原本有考虑到，虐待行为并不一定能达到故意伤害罪的认定伤情标准，这是出于善意考虑。
但对虐待罪的种种限定，是真的让人一言难尽。
非致死致残，不告不受理。说是为了社会的安定团结，被虐待者不希望亲属关系破裂的，不主动告诉的，就不追究。后面有增加解释，若被虐待者被威吓、被强制才不主动告诉的，也可公诉。
这，矛盾之极，被虐者已被强制、被威吓，公诉机关又是如何得知案情发生的呢？退一万步说，就算能有发现，又是如何得知被虐者不是自愿不告诉的？
虐待是需要施虐者使用残酷手段、长期性、一贯性施行才能被认定，而作为未成年人、老年人、孕妇、产妇、患病的身体孱弱者，这些明显体力弱势的，才可能被认定为被虐者的人们，他们在经历了“残酷手段”、且“长期性”、“一贯性”才能被定为虐待的情况后，他们是否还有反抗自救的能力？
且即使还能，也自救报警了，结果是什么？致死致残也不超过七年的监禁。其他情况，最常见就几个月的管制，要维持社会安定团结，不能破坏家庭和睦。
可能这些施虐者接受审判加坐牢的时间，还不及他们对被虐者施暴时间的十分之一。而被虐者往往还是要继续在那个家庭、那个环境继续弱小无助地生活下去，这是最让人心里发毛的地方。
穆兰想了又想，拿出纸笔，列起了大纲，要推进法律的进步，需要几个要点，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且稳定；立法机构的有心有力；执法机构和各种法律工作者的法律水平和职业素质足够；民众对法律赋予自己权利了解足够。
穆兰看了看，第一点没问题，第三点和第四点，目前也做的不错，第二点，就是最大的问题。
要想有心有力，需要有足够的能力去关注社会问题，了解法律的缺失；不少法律从业者都对未成年人遭受虐待，且不能获得足够有效的救济，提出了专业的观点，甚至还有各种解决建议。
不要去埋怨立法机构在某些方面的能力缺失，埋怨没有用，推动才是该做的事！
穆兰想，一个尽可能完整、客观的调查报告是必须要先有的，再加上实际案例的社会关注，可能会是有力的推手。
穆兰给江航发了一个邮件，将自己的想法和需求发给了他。江航在穆兰从世界屋脊组织退休后，也离开了，他没有再在体制内工作，他选择做独立数据调查公司。
在世界屋脊组织中，江航跟着穆兰接触到了各方面的工作，尤其是理性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是世界屋脊组织一直能在整个星球有足够权威性。
江航想建立华国最好的独立数据调查公司，为民众提供足够的理性基础。而世界屋脊组织所在的国际社区里，各种国家的人才聚集，江航的公司建立不过半年，却已经网罗了大量人才。
初期只接了几个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数据调查工作，全国性的独立数据调查，他们还正在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