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意义上来讲，这次科举，虽然打开了汉人儒生入仕的通道，但其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毕竟只有这么几十个人进入了朝堂，最高的才不过是个从六品的小官，对于改变整座朝堂的环境来说，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但从历史意义上来说，这件事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首先，就像爱育黎拔力八达预想的那样，无论这次科举的最终结果如何，天下人都知道，朝廷又开始接纳儒生入朝为官了，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汉法的推行，也使得自金末以来，日渐式微的儒学再次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开来。
其次，虽然因为蒙古守旧派官员们的横加阻挠，导致这次科举分为了汉榜和蒙古榜；但即便如此，这一批上榜的蒙古和色目官员也都是通晓儒家文化的，他们对于推行汉法也没有那么抗拒，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朝堂之中长久以来的蒙汉对立情况也有所缓解，民族矛盾和隔阂也略有消融；更何况，有了他们作为榜样，势必会刺激那些没能上榜的蒙古和色目人，也能促进他们学习汉文化的热情。
第三，在这次的科举考试当中，爱育黎拔力八达和李孟等人经过不断研究与讨论，改变了科举选取制度；自隋朝首创科举制度以来，取士方式基本上都是以诗词歌赋为主，唯文采好者为优，这其中的弊端显而易见，就是会出现一大批精于读书而疏于理政的书呆子进入朝堂，这对于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是有很大阻碍的。
早在宋朝时期，王安石变法时的第一件事便是将词赋取士改为经义取士，这一点连他的死对头司马光都非常赞同；然而在他变法失败后不久，守旧派的官僚们便又改行经义与词赋两科并存的制度，并在最终又开始轻经义而重词赋。
为了解决这种情况，李孟几人经过商议，决定改以词赋取士为以经义取士，并且确定了程朱理学在儒学历史上的统治地位，为未来数百年的科举发展奠定了基础，这在当时来说，无异于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
对于这种情况，李孟心里其实是很兴奋的，他在主持了第一次大元帝国的科举考试之后，非常兴奋地做了一首诗，名字叫《初科知贡举》，里面这样写道：
百年场屋事初行，
一夕文星聚帝京。
豹管敢窥天下士，
鳌头谁占日边名。
宽容极口论时事，
衣被终身荷圣情。
愿得真儒佐明主，
白头应不负平生。
讲到这里，我插几句题外话，有几名朋友私信跟我说，想让我讲一下上一章末尾说到的书院制度和教育普及情况。
在元代以前，各地的书院基本都是属于私人办学，但自元朝伊始，为了更好地控制占领区和进行思维同化，学院逐渐转换为公家办学，并且在每一路、州、县都设置了学院，对外招收学生。
看到这里，好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给了许多百姓家的孩子们以读书识字的机会。
事实则不然，这些书院基本都是由政府拨款兴建，受限于有元一朝极其恶劣的经济形势，所以规模普遍都不算太大，这也就导致了招生的人数是有很大限制的，所以能够真正入学读书的往往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子弟，寒门子弟很少能够享受到学院的教育。
为了更好地表述清楚当时的教育普及程度，我特意上网和去图书馆查看了许多关于这方面的书籍，这里查询到一组数据，展现给大家。
（以下部分资料来自于周维强先生于钱江晚报上刊登的文章）
蒙元史学者萧启庆依据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庙学典礼》规定的各级学官名额，再添上《元史·选举志》里的书院山长名额，对元朝的全国的地方学校及书院的学官名额数目做了一个估计：教授合计278人，学正合计484人，学录合计185人，山长合计407人，教谕合计1127人，直学合计2111人。
以上全部加起来，总计4592人。
而元王朝的人口数，据《元史·地理志》记载，以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统计为例，全国人口总数人，即将近五千九百万人（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里的分析，实际人口数目远不止于此）。姑且据《元史》至元二十七年的人口计算，则学官名额在元王朝总人口中的比率不到万分之一。
一万个人中才有一名教育工作者，这是什么概念？
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以城市小学为例，师生比为1：19，也就是说每19名学生就要有一名老师；即便是师资力量比较紧张的农村小学，师生比也要达到1：23的比例。
而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最新数据，全国目前的教师总数大概有1800万人左右，以我国14亿人口的比例来换算，大概每一千人中就有13名教师，而且这还不算那些课外教学机构中的老师和其余涉及到教育工作的辅助工作人员。
由此可见，当时的教育普及程度远远不像我们通过只言片语所了解到的那般美好，文盲程度依然高到离谱。
知识，不仅可以改变命运，他还和真理一样，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闲话少叙，我们回归正题。
在彻底将科举这件事办妥了之后，爱育黎拔力八达非常开心，他似乎预见到了在不远的将来，整座大元帝国在自己的治理下变得蒸蒸日上，国富民强。
而自己，也将和自己的父辈们一样，成为被后世人传颂景仰的千古明君。
但还没等他高兴起来，又有一件事发生了。
就在大元帝国的第一次科举轰轰烈烈地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的同时，身为中书省右丞相的铁木迭儿自感风头被李孟所掩盖，于是也想露露脸。
可如今天下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科举这件事上，又有什么事情能盖得过它呢？
思来想去，铁木迭儿将目光锁定在了田地的身上。
正所谓国之根本在于民，民之根本在于食。
普天之下，没有什么事情比吃饭更重要了吧？
不！
还有一件事，搞钱！
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像大元帝国这般贫穷，虽然这其中的原因林林总总，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元朝的国库，确实极度空虚。
也正因如此，大元朝的每一任中书省（或尚书省）一把手在到任之后的第一要务就是搞钱。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想要当稳这个大元集团的cEo，首先要确保的就是这个公司不能破产，而不能破产的前提就是用钱来维持。
钱从哪来？
肯定不能从官员豪绅们的手上弄来，毕竟大家都是同一阶级，辛辛苦苦打了这么多年仗为的是啥，不就是为了能吃香喝辣吗？要是把钱都交给国库了，那用啥来吃香喝辣？
那就从百姓身上搞吧！
可百姓也大不一样，作为大元帝国的子民，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草原的百姓是大元帝国立足之根本，同时也是蒙古人的龙兴之地，一定要善待。
汉中、京畿地区早就归顺大元，而且地处险要，多年以来一直作为大元帝国坚实的后盾，也不能搜刮的太狠。
波斯与几大汗国虽然名义上还隶属于大元帝国治下，但早已听调不听宣，就是有个名义上的名分罢了，现在大元皇帝的命令在这几个国家估计都没擦屁股纸好使，所以赋税肯定是不能从他们身上搞了。
思来想去，似乎只有江南地区还能搜刮出点油水来。
毕竟江南自古以来便是鱼米之乡，而且又是南宋遗土，百姓尚未归心，正好借此机会敲打敲打这些动不动就出乱子的南方蛮子。
延佑元年十月（公元1214年），在铁木迭儿的授意下，时任中书平章政事的章闾（又名张驴）向爱育黎拔力八达进谏，主张核查江西、浙江、河南等地的田粮，命令有田产的人家以及寺庙、学校皆要如实填报，不允许偷税漏税。
爱育黎拔力八达此时正为日益扩大的财政缺口而烦恼，见到铁木迭儿如此主动地为自己分忧，十分高兴地便答应了，还下令以张驴为首负责前往江浙、尚书昵匝马丁前往江西，中书左丞陈士英前往河南，务必核实清楚各处田亩，充盈国库。
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件事的初衷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按照当时的经济形势来说，铁木迭儿这一点也不算是恶意针对江南地区，只不过是政府急需用钱，而江南恰好稍微富庶一些罢了。
可铁木迭儿却没有想过，政策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如果负责执行政策的人有问题的话，那么事情的结果和提出的初衷肯定会是天差地别。
张驴，就是那个有问题的人。
作为铁木迭儿的心腹爱将，他自然知道铁木迭儿的意思。
去他娘的丰盈国库，老子管你国库空不空虚，自己的钱包鼓了才是王道，你铁木迭儿提出这个政策来，不就是为了贪么？
怀揣着这样的思想，张驴在到任之后便开始了他轰轰烈烈的搞钱大业。
在他的“精准指导”之下，各级官吏们力求突破，在经理田籍的过程中从严抓、从狠抓、从实抓，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平民百姓，也绝不骚扰任何一个官吏乡绅，誓要将百姓们的血肉都榨干，好用来充盈空虚的国库。
一时间，南方各省陷入了一片哀嚎之中，为了完成上级所交代的任务，拿出耀眼的业绩，各级官吏层层下压，开始了惨无人道的横征暴敛，那些家中田产丰厚的官绅，为了能够避免多交税，所以便纷纷对执行田籍普查的官吏们行贿， 官吏们收了好处，自然不再为难他们。
但这下就把那些没钱行贿的普通百姓们给坑苦了，因为田产的总数是固定的，那些富绅们靠贿赂少报了田产，那么多出来的这些数目就要分摊到这些百姓头上，相当于他们种着一亩地却要交着十亩地的税，那谁也交不起啊！
面对着这样的情况，“贴心”的官吏们有办法呀！
没钱好说，拿房子抵税。
你说啥？交了房子也不够？
那也好说，拿田抵税。
什么？田被充公了也不够？
那没办法了，你只能卖身还债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
在如此残酷的剥削下，百姓们终于忍受不住了。
你大元朝廷也太过分了！
驴拉磨还得有个歇息的时间呢，而且为了防止他转晕还得蒙住眼睛，可你大元朝廷拿老百姓当啥了？每年收税不说，隔三岔五还得再催征一次，收不上来就明抢，我们老百姓混的还不如一头驴呢！
于是，就在大元朝第一次科举结束后仅仅两个多月，在江西宁都便爆发了以蔡五九为首的农民起义。
此消息一经传出，顿时朝野震动。
时任御史中丞的杨朵儿只立即上奏，弹劾张驴与昵匝马丁二人，揭发他们横征暴敛，祸乱民间的情况，并指出此次起义的源头就是经理田籍所导致。
爱育黎拔力八达也不是昏庸之人，在听完杨朵儿只的话之后，马上便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于是便立即下诏停止经理，这次史称“延佑经理”的土地改革便虎头蛇尾地落下了帷幕。
不过经理田籍一事虽然叫停了，但揭竿而起的起义却也急需处理，毕竟爱育黎拔力八达再怎么脾气好体恤百姓，也不可能容忍有人造反。
于是，在叫停了经理田籍一事之后，他随即又发出了一道诏书，任命张驴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负责镇压以蔡五九为首的农民起义。
蔡五九，江西宁都县会同乡人，武艺高强，胆色超群，是宁都地区有名的侠义之士。
但不论怎么说，蔡五九的骨子里毕竟就是个农民，即便揭竿而起，依然也只是挥舞着锄头和扁担的百姓，面对着正规军严加首位的宁都城时，经过了近一个月的围攻依然未能破城。
而就在这时，张驴已经率领大军前往宁都救援。
蔡五九闻讯后，急忙率义军南下，转头进攻福建宁化县。
如果说蔡五九就是个农民内核的起义军首领，那么宁化县的守军就是泼皮内核的大元朝军兵，在绝对的人数压制下，宁化县被蔡五九成功攻克。
在攻占宁化县之后，蔡五九似乎觉得自己又行了，有了跟大元朝正规军抗衡的实力了，于是便迫不及待地自立为王。
但事实证明，未经过训练的农民面对上身经百战的正规军，根本就是不堪一击。
在张驴的指挥下，仅仅两个月后，蔡五九所率的义军便被剿灭，他本人也在被俘之后被凌迟处死，起义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