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和军事，是两条截然不同的治理方式。
打天下和坐天下的思路也不相同。
正因如此，文臣队伍不可或缺。培养自己的文臣队伍刻不容缓。
登州地处一角，远离宋庭中心，是一个可以安心施政的地方。
这次的行进路线，是乘船顺流而下，在出海口折向东南，在登州府登陆，全程近千里。如果走陆路，他们这么多人，至少需要十五天。而乘船，则不到十天就到达了登州。
自从梁山水泊打通了五丈河，获得了出海的渠道，梁山就如同龙入大海，势力范围继续扩大。
因此，这次出行，武大、杜千、宋万、扈成、杜兴也一块跟着前往，船队路过济南府时，还将铁面孔目裴宣带了去。
二月十二，晁盖一行抵达登州海港。
林冲、宗泽、顾大嫂、孙新、郝思文、李俊、阮小七等人前来迎接。一番安置之后，两百巾帼营分成两支队伍，在扈三娘、贾夫人的带领下，一人五个县，开始巡回表演。陷阵营军士随行护卫。
而晁盖也在登州开始了自己的官制改革。
首先，要了解登州府的官吏结构。
登州长官为知州、副手为通判，文臣方面承接六部工作的称为六曹，武臣方面，分为管理兵马的都监；管理监狱的监押；负责治安的巡检等。
这些统称为命官。人数在12人。
辅佐命官的佐吏，比如孔目官、押司官、鼓角、宴设、知客等职务。
这些被称为公人。人数为20人。
公人之下，坐在屋里，处理具体公务的办事员，被称为人吏，共计45人。
公人和人吏，统称公吏，是有编制，官府发放月俸的人员。
在人吏下面，有专门追催公事的，称为行走。人数约在百人左右。他们没有月俸，但靠着提成过活。
州府中，公吏和行走十倍于官员，他们密布官员周围，承办各种具体政务。
在落后的交通通讯条件下，各类公吏经常奔走于州府之间、州县之间及各官衙之间，对于保持政令的上行下达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在灾伤赈济、兴修水利、修城筑路等各种公共事务的运作过程中，公吏均参与具体承办。
这就是目前登州的官吏结构。官少吏多，层层分包，既不高效，也不严密。官与吏的矛盾突出。
一方面是高福利的官员，崇尚清谈，不通实务。许多官员都是外地来任职的书生，除了读书，不会做事，即便想干事，也是两眼一抹黑，事情办成夹生饭；公吏们长期在当地，熟门熟路，稍微一出手，问题就解决，获得大家赞赏。官员干脆就都委托给公吏们去做了，自己落得清闲。
一方面是精通政务的吏人缺乏考评晋升等有效的激励政策，出职入仕的机会较少，所任事务繁重，待遇微薄，一有过犯责罚也较重，使为吏者难以自尊自爱，往往利用机会营私舞弊。
“为民之害者，莫大于公人无赖不逞之徒，散出乡村，乘威怙势，恐喝良善。小邀酒食，大索货财，秋取稻禾、夏求丝麦，稍不如意，鞭絷随之，民之畏怖，甚于盗贼……”
这段对吏人的描述可谓是生动形象。
晁盖想要登州进行的改革，如果不从头到位进行一次大变动，是没有效果的，因为宋朝官府这种官、吏权责失衡的行政模式，从根子上就烂了。
晁盖决定采取“打上，规中，疏下”的策略。
打上，就是对官员阶层严厉打击，露头就打，严厉震慑。
规中，就是要将各项政务，重新梳理规范，约束公吏的同时，给他们新的升迁渠道。
疏下，就是对那些直接面对百姓的行走们，进行收编疏导，给他们一条新的活路。
在这种总体思路之下，晁盖参照现代行政格局，改革如下：
在州府一级，主官为知州，负责全面事务。一文一武辅助。文官为通判，武官为都监。
下设十二曹
考功曹：负责官吏登记、调动。
助民曹：负责户籍统计、抚恤。
强农曹：负责农业推广，粮食征收。
审判曹：负责审判州城和各县上报案件。
治安曹：负责维持城内巡防治安，侦破案件。
营商曹：负责辖区内各种商铺、行会规范。
工业曹：负责工厂建设。
路桥曹：负责道路和桥梁铺设。
财税曹：负责财务开支，课税征收。
劝学曹：负责所有学校兴建，教师招募与认证。
医药曹：负责医师、药房等医药事业。
廉政曹：负责处理对官吏的举报和查办。
十二曹主官统称曹长，下辖众多具体办事人员，分为曹佐官、督办、行走三个级别。
设曹长1人，佐官3人，督办6人，行走20人，共计30个编制。治安曹另设带刀捕快50人。
知州不再升堂审案，而是负责督导十二曹长开展工作。为了辅助知州工作，设立文书班，文书十人，设主簿一人，协助知州发布政令。
在县一级，主官为知县，负责全面事务。一文一武辅助。文官为县丞，武官为县尉。
下设十二局，对应十二曹。
十二局主官统称局长，下辖众多具体办事人员，分为局佐官、督办、行走三个级别。
知县不再升堂审案，而是负责督导十二局长开展工作。县内设立文书班，文书五人，设师爷一名，协助知县发布政令。
乡镇一级，主官称为镇长，辅助官四人，分别为:财务官、团练队长、药馆医师、镇学校长。
村庄一级，主官称为村长，辅助官四人，分别为会计、民兵队长、赤脚医生、村学教师。
自秦朝灭亡后，汉朝无为而治，儒家治理天下，便有了“皇权不下乡”的说法，指的就是皇权很少干涉乡镇村庄的人事任免，而由乡村自决。
但自古以来便对么？后世的经验证明，基层可以自治，但仍要在官府的框架内自治。
整个改革，晁盖将其命名“官吏一体化”改革，即，不再区分“官”和“吏”，而是将他们统称为“公职”人员。划分成十二品。
十二品：
村庄会计、民兵队长、赤脚医生、村学教师为公职十二品，月俸500文，半年一发。
十一品：
村长，月俸1000文。半年一发。村官也没人是靠月俸活着的。
十品：
乡镇财务官、团练队长、药馆医师、镇学校长，月俸2000文。
九品：
镇长，月俸4000文。这些乡镇的地头蛇，也不会靠月俸生活，最重要的是这层身份。
县局：行走十一品，月俸1000文，城市补贴1500文；督办十品，月俸2000文，城市补贴1000文；佐官九品，月俸4000文，城市补贴500文。
宋朝城市的生活平水，每月收入1000文算是在温饱线挣扎，1500文基本够过活，每月2000文，已经足够生活。每月4000文就能有盈余。
八品：
县丞、县尉、县局长，月俸8000文，无补贴。
七品：
县令为七品，月俸15贯。
县师爷为九品，月俸4000文，城市补贴500文；文书十品，月俸2000文，城市补贴1000文。
六品：
州府通判、都监、曹主，月俸25贯。
州曹行走九品、督办八品、佐官七品。
五品：
州府知州，月俸40贯。
宋朝官员的月俸大致可分为“正俸”、“加俸”、“职田”三类。正俸包括俸钱，春冬服装衣料等。县令每月俸钱为20贯，小县县令12贯，每月禄粟五至三石，且地方官员还配有职田。除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数量与具体官职挂钩。
而且晁盖的规划中，一律取消。
这种明目繁多的补贴，不但会增加库房后勤压力，而且更容易滋生腐败，倒不如全部用钱自己购买。
“若是如此改革，恐怕公职人员的数量会膨胀数倍！”
宗泽有些担忧的说道。
按照以前的官制，官员+公吏+编外行走，人数在180-200人之间。
可要按照现在的官制，知州1人，文武2人，文书10人，十二曹360人，外加带刀捕快50人，就是423人，人员比之前的官制还扩张了一倍！
宋朝一大弊政，就是冗官，不由得宗泽不担心。
“宗大人无需担忧，宋庭冗官主要是吃空饷人员太多，人浮于事，效率底下。改革之后，人数看似多了一倍，工作效率却大大提高。而且，取消各种福利、火耗之后，总支出的费用并没有增加。”
简单点来说就是，把上层官员的财富削减、福利取消，用于补贴下层官吏。这也算是另类的劫富济贫吧。至于改革之后效率能不能提高？有没有效果？晁盖其实心里也没底，就拿登州一府九县做个实验吧。
如果效果好，将来大范围推广。如果有问题，及时发现后，船小好调头。
“若是如此最好。那不足的编制名额如何分配？”
宗泽问道。
“村、镇两级，让他们自己推荐，报送给我们名单即可。县、州两级，现任人员去除空饷之外尽量留任，不足名额，我带来的学子，每州县留五十人，让他们担任各曹佐官，学习政务。再张贴告示，面向州县内的学子公开招募督办、行走等办事人员。三日后，我将主持一场面试。”
为了尽快招募人手开展工作，就不进行纸面考试了。
“他们怕是有些顾虑，一旦为吏，终身为吏的观念根深蒂固，若非科举无望，怕不会有太多学子愿意出面应募。”
宗泽的顾虑不无道理。
有宋一代，虽然公吏在州级地方行政中承担了繁重的职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宋朝对“官”与“吏”有着严格的阶级鸿沟，不可逾越。
想要成为宋朝的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读书科举；一种是家族蒙荫。比如蔡京就给自己家里许多子弟蒙荫，蔡家子弟四处去做官。
而“公吏”则不同，一但为“吏”一生为“吏”。
宋江奋斗半辈子，想从“吏”转变成“官”而不可得，最后还得靠着“杀人放火受诏安”的手段，才实现了阶级跃迁。
真正有抱负的学子，不到最后心灰意冷，不会选择从吏这条路。
“无妨，我将书写《公职人员晋升条例》，随同招募公告一同公布。贯通上下渠道，能者上，庸者下。让名将拔于卒伍，主官起于小吏，这将是我梁山与宋庭最大的区别。”
唉，又得当一次文抄公，合着我辛辛苦苦把智力提升到100点，全都用来挖掘脑海中的深层记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