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半新不旧的吉普车开进A银行孝天市支行后湖宿舍，停在门房旁边。
饶春芳、老易、王加根和司机小张先后从吉普车上下来，每人拎着一只沉甸甸的蛇皮袋。蛇皮袋外渗着水，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腥味。
袋子里装的是他们从A银行孝天市支行领回来的鲜鱼。
进入一九九三年元月份，类似的场面已经出现过好几次。第一次他们搬的是两箱橙子；第二次他们搬的是一箱苹果和一箱梨；第三次他们搬的是装有瓜子、松籽、杏仁、开心果等坚果和花花绿绿糖果的大纸箱；第四次他们搬的是塑料袋装的各种冷冻食品，有冻鸡肉、冻牛肉、冻羊肉、冻猪肚等；第五次他们搬的是一箱白酒和一提鸡蛋。今天是第六次，每人拎回来三十斤草鱼或鲤鱼。
这些都是A银行孝天市支行发给员工的年货福利。
饶春芳和老易对此习以为常，时不时还要唠叨几句，说某种东西没有往年发得多，或者抱怨东西的质量没有往年好。
司机小张和王加根则不以为然，领什么东西都喜笑颜开，高兴得心里如同喝了蜂蜜一样。司机小张是农村人，第一次出门参加工作，根本就没有想到单位会发年货福利。平白无故地领这么多东西，高兴还来不及呢，哪儿顾得上挑剔！王加根呢？在牌坊中学教书那些年，虽说也有过发年货福利的经历，但每年分发的东西基本上一样：几片猪肉和几条鱼。除此之外，再没有发过其他的东西。今年却大不一样，发起东西来源源不断，没完没了！品种那么丰富，数量也说得过去，质量更没说的。这些都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期。金融单位就是不一样啊！如果他继续在牌坊中学教书，怎么可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由于不知道单位会发东西，他前段日子已经采购过一些年货，买了猪肉、鲜鱼和鸡鸭，打理干净后，腌在家里的脚盆和塑料桶里。
看来，即将到来的这个春节，他们将过得空前丰盛！
从饶春芳和老易的谈话中，王加根还听说，单位除了给员工分发年货，还要组织大量的春节物资向上面“进贡”：办事处送支行，支行送中心支行，中心支行送省分行，省分行送总行。
“上礼拜，支行买了两卡车猪屁股，一车送到了省分行，一车送到了地区中心支行。”司机小张向大家通报。
王加根听得目瞪口呆，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
饶春芳和老易则觉得很正常。
“两车猪屁股算什么？这些都是小钱，不值得一提，也吃不了亏。”饶春芳开始为他这个银行“菜鸟”换脑筋，“省分行和中支领导笔头子一动，给支行少下点儿任务，多批点儿费用，或者在业务检查时网开一面，少开几张罚单。那可就不只两车猪屁股，有可能是二十车猪屁股，也有可能是两百车猪屁股！”
大家都被饶春芳的“猪屁股”理论逗笑了。
王加根拎着沉重的蛇皮袋子回到家里，眼见原本空荡荡的客厅变成了杂货摊儿，他又有点儿犯愁了，不知道如何把这些年货弄回花园镇的家里。
无论坐火车，还坐汽车，他都没办法一次性把这么多东西拿回去。做几次拿吧，拖拖拉拉得好几天。他这儿又没有冰箱，冷冻食品、鲜鱼和水果这些东西不能长放。怎么办呢？
唉！要是一家人都在孝天城就好了。现在这样两个地方扯着，干什么事情都不方便，连过年都不好安排。但是，怎样才能把方红梅调到孝天城来？调往哪个单位？他又一片茫然。没有目标，更谈不上有什么把握。何继安是不是真的有意调他去地区中心支行？会不会是他一厢情愿，自作多情？要是他能够去地区中心支行，或许能为方红梅的调动想些办法，一家人团聚的希望就要大得多。
这些都是将来考虑的事情。当务之急，还是得想办法把发的这些年货弄到花园镇家里。
“还是让小张跑一趟吧！”产生这个想法后，王加根马上出门，前往司机小张的家里。
司机小张与王加根住隔壁，也是一楼，三室一厅，比王加根的房子还要宽敞。分到房子后，小张就回荆门农村老家，把老婆、两个女儿和老母亲接了过来，在孝天城安居乐业。
小张为什么能够从荆门农村到A银行孝天市支行当司机？他并非正式在编的银行员工，为什么能够在后湖宿舍分到房子？这些疑团困扰了王加根好长时间。直到有一次司机小张喝高了，手舞足蹈地在众人面前吹牛皮，夸夸其谈，高谈阔论，谜团才解开。
原来，小张有个哥哥在湖北经济学院当教授，据说还是金融系的副主任。张教授应邀到A银行孝天地区中心支行搞培训，期间认识了洪远平。当时洪远平是A银行孝天地区中心支行人事科副科长，分管干部培训工作，具体负责接待张教授。两人互换名片，酒酣耳热之际，又拍着胸脯说“将来有什么事情尽管提”。
后来，张教授居然帮助洪远平弄了一张大学文凭。作为回报，洪远平就答应了张教授提出的，让他弟弟到A银行孝天市支行当司机的要求。
知道了这些内幕，王加根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和方红梅这些年也在为文凭而奋斗。读完初中考高中，上完高中去参加白热化的高考。虽然侥幸进入孝天县师范学校，毕业后也只是个中专学历。为了拿到大学文凭，方红梅历经五年焚膏继晷的刻苦学习，才如愿成为湖北大学本科函授毕业生。王加根呢？从一九八四开始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连续不断地考了十年，至今只拿到了专科文凭。去年，他考上了湖北大学本科函授，又被洪远平刁难和阻挠，不得不退学。交纳的三百元学费，还不知道能不能要回来。
他们夫妻俩为了拿到一张大学文凭，该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努力！为此花费了多少时间、精力和金钱！可洪远平既不学习，也不参加考试，轻而易举地就拥有了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
这又谈何公平与正义！投机取巧者占便宜，吃亏的总是那些老实人。不过，王加根对自己付出的努力并不后悔。毕竟，他学到了真知识。这些东西在自己的脑子里，比文凭更值钱。再说，真实的文凭让心安理得，任何时候都能够理直气壮地亮出来。
人生在世，活得自在和心安，比什么都重要。
司机小张也是刚回家，正准备洗手吃晚饭。听王加根说明来意，他犹豫了一下，略显为难地说：“你是不是给老饶讲一声？”
“跟他讲个球！他晓得了，又唧唧歪歪，裹筋绊筋的。”王加根不愿意找饶春芳，“花园又不远，去来个把小时。没必要跟他讲！”
小张笑了笑，勉强答应：“行，不跟老饶讲。但你总得让我把饭吃完吧！你也不用回家做饭了，就在我这儿吃几口。”
王加根也不客气，洗了把手，就坐在了饭桌旁。
吃饭的时候，小张突然问他：“呆会儿你跟不跟我一起回来？”
“肯定回呀！明天还要上班呢。”
“那搞鬼哟，回一趟花园，你不是连跟老婆亲热的机会都没有？”小张无所顾忌地开玩笑，“要不这样吧！下完东西之后，我在车里等你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够不够？你这个身板儿，我估计也搞不了多长时间。哈哈哈。”
“滚远些！你以为别人都跟你一样骚。一天也离不开老婆。”王加根针锋相对地回击，搞得小张他老婆满脸通红。
两人吃过饭，一起前往王加根的住处搬东西。
吉普车在冬日的傍晚向北急行，四十分钟就到了花园镇。
进入孝天市二中校园，在简易宿舍前面停下时，住在这里的教师和家属们都出来观望，小孩子们也欢天喜地地跑过来看热闹。
王加根推开车门，从车上跳了下来。
他脸上泛着红光，在大庭广众面前，感觉特别荣耀。
小张没有下车，继续把吉普车开到离他家门口比较近的地方。
“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当汽车发出倒车的警示音时，方红梅才从屋里走了出来。
让王加根有点儿奇怪的是，老婆虽然面带笑意，但并没有他所想象的那么兴奋和热情，而且，没有看到他们的女儿王欣。
“欣欣呢？”王加根一边从汽车上往下拿东西，一边问。
“睡了。”
“睡了？怎么这么早就睡了？天还没黑呢。”
方红梅没有回答，面无表情地从地上抱起一箱橙子，往家里搬。
王加根不好深问，抱起一箱苹果，跟在老婆的后面。
司机小张拎起装有鲜鱼的蛇皮袋，也给他们帮忙。
屋里的小床上，王欣睡得很沉，竟然没有被吵醒。
王加根凑过去，发现女儿哭丧着脸，眼睫毛上还沾有泪珠。
东西全部搬完后，三个人洗了手，坐下来喝开水，聊天。
方红梅这才说，她刚刚打了女儿一顿。
“欣欣多听话啊！你为什么打她？”王加根心里一阵不快。
方红梅说，王欣已经放假好几天了，但她还在上班。中学放寒假本来就比小学要晚，再加上她今年教高三毕业班，放假时间可能会延迟到腊月二十六。
“这几天我去上班时，只能把欣欣一个人丢在家里。她按照我的要求，先做寒假作业，再看电视，或者去隔壁找小伙伴们玩。还算听话，也没有惹我生气。只是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因为洋洋和豆豆打架，她参与其中，惹是生非，让我狠狠地揍了一顿。”方红梅气恼地叨叨起来，随后又显得有点儿内疚，“不过，这件事情呢，也未必是孩子的错。我打欣欣时，她都没敢大声哭，只是默默地流眼泪。洗完澡之后，就睡了。”
王加根更觉蹊跷，询问方红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方红梅看了小张一眼，犹豫片刻，还是絮絮叨叨地说开了。
今天傍晚，住简易宿舍的几个年轻教师坐在门口，有的在吃饭，有的在聊天。方红梅把晚饭做好后，母女俩各盛了一碗米饭，夹了些菜，也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吃。
这时，屋前的小树林里突然传来小孩子的哭声。
大家循声望去，发现是五岁的洋洋与三岁的豆豆在打架。豆豆很快就被洋洋推倒在地，哇哇大哭起来。
豆豆的父亲闻声从家里跑出来，赶到小树林，抱起豆豆，随口教训了洋洋几句。
洋洋不服气，针尖对麦芒地与豆豆爸爸争吵起来。
豆豆他爸说一句，洋洋顶两句，还满口脏话，老子前老子后的。豆豆爸爸气得浑身发抖，忍无可忍，就打了洋洋一巴掌。
洋洋一屁股坐在地上，号啕大哭，边哭边骂。
豆豆爸爸气急败坏，打也不是，骂也不是，只是光打雷、不下雨地吼了几句。
哭骂声引来了洋洋妈妈，她一路叫喊着奔了过来。很快，两个大人就交上了火。
同住简易宿舍的教师和家属们便过来扯劝。当洋洋他妈义正辞严地指出，大人不该和小孩子一般见识，更不该动手打小孩时，大家都说豆豆爸爸没有打洋洋，只是推了他一下。
洋洋却说打了的，还振振有词指出：“不信问欣欣，欣欣和她妈妈当时也在旁边看着的。”
“我们正吃饭呢，没有注意。”方红梅违心地说，并狠狠地瞪了一眼正欲发言的女儿，叫她进屋去夹菜吃。
“是没有打。”其他邻居也纷纷作伪证，“大伙儿刚才都在门口，未必我们都说假话不成？”
洋洋妈妈这才停止叫骂，拉起儿子，忿忿不平地往家里走。
大伙儿也松了一口气，叽叽喳喳地作鸟雀散，各回各家。
方红梅吃完饭，清场洗碗的时候，心里觉得挺别扭。
她认为，豆豆爸爸过于骄惯儿子，今天更不该动手打洋洋。孩子的脸，易变的天。这会儿闹得不共戴天，说不定马上又会好得如一个人。犯得着大动肝火么？邻里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闹起来多没意思。
这时，外面突然又骂声四起。
方红梅出门一看，洋洋妈妈站在门口，对着豆豆家申冤一般地叫骂着。豆豆的父母也不甘示弱，争吵进入白热化。
方红梅有什么感应似的，屋里屋外找起了女儿王欣。
“老子的儿子脸上五个指印，脸都打肿了。下得了那样的狠手，又不承认！还说没打，未必欣欣也说假话……”
外面的叫骂声证实了方红梅的担心。
她怒气冲冲地赶到洋洋家，把坐在沙发上的王欣拖起来，出门便狠狠地抽了她一巴掌，一路训斥着推回家里。
关上大门，方红梅对女儿又打又骂，说她爱逞能，挑拨离间，是个小奸臣……
王加根听到这里，心里非常难受。
洋洋和豆豆都是女儿的好朋友，她只是不忍心让洋洋吃“哑巴亏”，才说了一句真话，又有什么过错呢？
王加根走到床边，坐在床上，抬起手抹了抹女儿脸上的泪痕，自己忍不住也掉下了眼泪。
这时，王欣突然睁开了眼睛。她喊了一声“爸爸”，就从床上爬起来，扑在王加根的怀里，伤心地哭了起来。
“跟爸爸去孝天城好不好？”王加根自作主张地提出。
王欣哽咽着，头连点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