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王加根到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工作已经两个月了。
暑假即将结束，秋季开学报名的日子越来越近。他打算这个周末回一趟牌坊中学，向学校领导摊牌。虽然仍在试用期阶段，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还没有为他办理正式入职手续，但他不可能继续把他在中国A银行上班的事情瞒下去。因为他的工作关系还在牌坊乡教育组，开学之后，那边就要给他安排活儿——他又没有分身术！另外，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给他安排住房后，他把读湖北大学本科函授的事情也放弃了，破釜沉舟，根本没打算返回教育部门。
回首这两个月他在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的工作表现，应该说可圈可点，还是相当不错的。《董永故里A银行》系列报道在楚天经济广播电台播过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赞叹声一片。特别是洪远平和周兴国两个行领导，都当面对他提出了表扬。
虽然稿子署名是“通讯员孙志雄”，但洪远平和周兴国都知道这稿子是谁写的，功劳还是记在了他王加根的名下。紧接着，召开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年中工作会议，王加根负责起草主题工作报告，又让洪远平高兴得合不拢嘴。行长几次在公开场合表扬他，说他是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的“笔杆子”。
为了撰写好这份主题工作报告，王加根认真阅读了银行各部门及辖属各办事处提交的上半年工作小结及下半年工作计划。他还把其中的亮点及好的做法，整理成消息或者通讯，向新闻媒体投稿。结果有多篇稿子被《孝天报》、《孝天广播电视报》、孝天电视台和孝天人民广播电台采用，还有三篇上了省报，一篇上了《金融时报》。
这段时间，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声名鹊起。正面宣传文章频繁地出现在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等新闻媒体上，真正做到了“报刊有名、广播有声、电视有影”，而这些新闻稿件都是“通讯员王加根”报道的。就这样，王加根也名声大噪，俨然成了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的新闻发言人。
参加完年中工作会议，王加根又接到新任务。孙志雄安排他与孝天电视台对接，拍摄电视专题片《A银行与经济》。这个专题片准备在第二届全国农民运动会期间循环播出，扩大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在社会上的影响。
每天一上班，王加根就坐着单位安排的丰田面包车，到隔壁的孝天电视台，带上一男一女两个记者，扛着摄影机，到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管辖的营业网点去采访、去摄像。
这段非同寻常的经历，让他弄清了电视节目是如何制作出来的，认识了以前只能在电视荧屏上看到的节目主持人和新闻播音员。他还因此熟悉了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辖属办事处和经营实体的负责人。尤其是支行信用卡发卡中心和事后监督中心的微机房，几十台电脑摆放在一起，如此壮观的场面，让他感到非常震撼。看到银行职员们穿着统一服装，胸前佩戴着金光闪闪的工号牌，坐在电脑前面噼里啪啦地敲击键盘，他的眼睛都看直了。他为同事们感到骄傲，同时又有一点儿自惭形秽——因为他是个电脑盲。
在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各营业机构拍摄完成后，王加根又叫上支行信贷股长蔡梅生，前往与中国A银行有信贷关系的工商企业，拍摄工厂的生产流水线和大型商场生意兴隆的红火场面，报道良好的银企合作关系，宣传中国A银行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他们挑选的当然是生产经营情况比较好的企业，比如孝天市啤酒厂、孝天市麻糖厂和孝天商场。
那些工商企业的厂长和经理，见到孝天电视台和中国A银行的工作人员来了，一个个喜出望外，非常配合，而且表现得热情似火。特别是见到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信贷股长蔡梅生，他们就像看到了财神爷一样。点头哈腰，溜须拍马，巴结的神情溢于言表。拍摄和采访完成之后，厂长经理们都打架一样地要做东，请客人们吃饭。每逢这个时候，蔡梅生就表现出非常为难的样子，装模作样的推辞一番。当然，最终的结果都是盛情难却，客随主便，大家谈笑风生地走进孝天城最有特色的餐馆和酒店。
王加根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孝天市麻糖厂请客。那次吃饭的地方是城站路与文化路交汇处的月圆酒楼。当麻糖厂厂长带着他们进入二楼的一个包房时，王加根瞬间就被震住了。
包房很大，面积足有五十平米，装饰也豪华。房间正中有个由无数“冰凌”组成的巨型水晶吊灯。柔和的灯光从“冰凌”丛中散发出来，如同瀑布飞流直下，倾泻到红色地毯上，映射到四周古铜色的墙纸上，营造出一种富丽堂皇的氛围。进门右侧是一个巨大的圆形餐桌，共有十几个座位。餐桌正中摆放着好大一丛鲜花。所有座位餐具的摆放整齐划一：瓷碗和瓷勺搁在餐盘上，筷子和钢勺搁在瓷枕上，一大一小两个高脚玻璃杯，一个平底玻璃杯，旁边还有一个放毛巾的腰子形小竹盘。洁白的布餐巾插在平底玻璃杯中，如同盛开的百合花。进门左侧摆放着一个三人沙发和两个单人沙发，围着一个巨大的茶几。茶几上摆着瓜子、糖果和各种各样的小点心，以及香蕉、桔子、龙眼之类的水果。
上菜之前，大家围坐在沙发上喝茶，聊天，看电视，享用茶几上的小零食。凉菜和第一个热菜上桌之后，麻糖厂厂长就招呼大家就座，并把蔡梅生推到最尊贵的位子上。
王加根坐下后才发现，平底玻璃杯中插放的布餐巾，扎的形状并非都是百合花，有两个与其他的形状不一样。蔡梅生坐的那个位子，布餐巾叠得如同一只凤凰的脑袋。而他正对面的那个位子，布餐巾叠得如同凤凰的尾巴。
麻糖厂厂长解释说，有“凤头”的位子最尊贵，“凤尾”的位子则是买单人坐的——那里坐着孝天市麻糖厂的办公室主任。
餐桌有两层桌面。上面一层是电动转盘，菜搁在上面不停地随转盘转动，方便每一位客人取食；下面较大的一层是搁放餐具的。漂亮的女服务员把布餐巾从玻璃杯中取出来，压到每位客人面前的餐盘下面，又把一条叠成方块的湿毛巾搁在小竹盘里，供客人们擦手擦脸。
王加根见自己左右都有小竹盘搁放的毛巾，不知该拿哪一条，因此一直坐着没动，不敢贸然下手。直等到右手边的毛巾被麻糖厂厂长拿起来用，他才把左手边的那条湿毛巾拿了起来。毛巾是刚用热水浸泡过的，还冒着热气，拿在手里感觉很舒服。他擦了擦手，又摊开认真地抹了抹脸，人感觉一下子清爽了许多。
这时，一个头戴小红帽的男服务员走进包房。他手里提着一个大铜壶，铜壶的嘴子足有一米长。他示意客人们倾斜身子，稍微让一下，便双手拎壶往桌子上的平底玻璃杯里倒茶。“小红帽”固定地站在一个地方，无论茶杯离他有多远，他都能准确地把茶水倒进茶杯里，并且做到滴水不洒。这哪里是倒茶？简直有表演的味道！
大家凝神静气观看，每见一个茶杯倒满，就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然后，端起茶杯装模作样地品茗。
“小红帽”走了之后，又来了个女服务员，询问喝什么酒水。
“当然是茅台！”麻糖厂厂长很有气派地回答。
“真的很抱歉！茅台没有了。这几天断供。”女服务员小心翼翼地对麻糖厂厂长说，“有五粮液。五粮液行吗？”
“行！那就五粮液吧。先开两瓶！”
王加根买过五粮液白酒送人，但还没有喝过。这是第一尝鲜，也是第一次知道白酒有“浓香型”“酱香型”之分。菜品的高档和精致自不必说，但让他最难忘的还是吃蛇肉。
蛇肉上桌前，服务员用托盘端着两个玻璃杯走进包房。一个杯子里装着鲜红的蛇血，另一个杯子里装着绿色的蛇胆。两只杯子放在玻璃转盘上之后，麻糖厂厂长和蔡梅生互相礼让了一番。最后，麻糖厂厂长往装蛇胆的杯子里倒了些白酒，放在蔡梅生面前，自己则拿起装蛇血的杯子，一饮而尽。
王加根惊呆了。
吃蛇肉还有这些讲究！据孝天电视台那位男记者讲，蛇血蛇胆滋阴壮阳，其效果比牛鞭还厉害。
……
由于蔡梅生的积极参与和鼎力相助，《A银行与经济》专题片拍得相当顺利，制作的效果也让银行领导很满意。
王加根在工作上崭露头角，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这些事情，也慢慢走上了正轨。和他同住一屋的那两个小青年，都是今年新分配到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的大中专毕业生。一个叫陈俊杰，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分配在北街口办事处营业室当会计；一个叫高超雄，毕业于孝天地区财贸学校，安排在中心储蓄所当储蓄员。
陈俊杰是最先进驻他们三人共住的这间屋子的，占据着这套房的那个大房间。王加根抢占小房间的当天下午，高超雄才来看房。
高超雄见两个卧室已被占领，就无奈地住在了客厅。可是，他在客厅里睡了几天之后，又觉得的确不方便。私密性差不说，尤其是王加根和陈俊杰每天晚上出去上厕所，都得从客厅经过，会把他吵醒。他于是就和陈俊杰商量，从客厅搬进大卧室，与陈俊杰住在了一起。
客厅空出来之后，王加根本想在这里开火做饭，但斟酌再三，又觉得不妥。客厅毕竟是公共区域，又没办法安装抽油烟机或者排气扇，做饭肯定对大家有影响。
他住的小卧室连着阳台，阳台外面又有蓝色的玻璃幕墙笼罩，于是就把阳台当作厨房用。他买回燃气灶、煤气罐、电饭煲和锅碗瓢盆之类的餐具，就正式开火做饭了。抽了个周末休息时间，他又租了一辆农用车，到花园镇把家里的书柜、写字台和电风扇拖了过来，带着方红梅和王欣到孝天城，其乐融融地聚了几天。
第一次在孝天城住在属于自己的屋子里，夫妻俩感慨万端，王欣更是高兴得手舞足蹈。多年的梦想和夙愿，总算实现了一半儿。如果再想办法把老婆调进孝天城，就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团圆。他们就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孝天城人。
王加根相信，一定会有那一天，而且时间不会太远。
正当他踌躇满志地谋划“荣归故里”，准备到牌坊中学去宣布他变身为银行职员时，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这次会议的规格比较高，规模也不小。出席会议的有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全体行领导、支行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以及孝天城区各办事处主任。会议由周兴国主持，洪远平发表重要讲话。
王加根列席了会议，并负责作记录。听过洪远平的讲话，他才知道，孝天市人民政府准备出售两万个非农业户口。简单地讲，孝天市拥有农业户口的人员，只要向市政府交纳五千元钱，就能实现“农转非”，成为拥有商品粮户口的城镇市民。
户口又称户籍，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住户和人口。中国的户籍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
当时的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率先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登记制度。“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着，死者削”，并禁止民众自由迁徒，“废逆旅”，“使民无得擅徙”。民众外出住店，必须持有官方开具的介绍信。不然的话，则客人与店家都要被治罪。正是通过建立严密的户籍制度，掌控了人口这个最重要的资源，秦国获得了强大的财税汲取能力，以及全民动员的能力，最终在争霸中胜出。
尔后的历朝历代，户籍管理制度便延续了下来。虽然管理的形式和方式各不一样，但主要目的基本相同，就是便于国家管理，向民众征收赋税，要求民众服徭役。因此，漏报或者虚报户籍信息，将会受到官府严厉的惩罚。
到了明朝，开始对户口进行分类管理。朝庭将全国户口按照职业分工，划分为民户、军户、匠户等。民户务农，向国家缴纳农业税、服徭役；军户服兵役；匠户则必须为宫廷、官府及官营手工业服劳役。户籍世袭职业，不容更改。农户的活动范围，限于户籍所在地的一里之间，做到“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任何人离乡百里，“即验文引”；商人外出经商，必须领取官府颁发的“路引”，否则按游民处置，“重则杀身，轻则黥窜化外”；商人户籍所在地的邻里，务必知道外出经商之人的归期，若两载不归，要向官方报告。明朝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虽然对居民的人身自由限制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活力，但也确实有利于建立一种淳朴、安静、井然的社会秩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一九五八年，新中国制定了《户口登记条例》，把城乡居民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拥有“农业户口”的即为农民，拥有“非农业户口”的则为城镇市民。在户口迁移上，城镇迁往农村比较容易，如果从农村迁往城镇，则会受到严格的限制。
这种二元化的户籍管理制度，客观上造成了农民和城镇市民权利上的不平等。受户口的限制，农民只能呆在农村，从事种植业或者养殖业，依赖土地上的出产维持生存。城镇市民则享有定额的粮油肉供应，被形象地称之为商品粮户口。他们生活和工作在城镇，能够拥有良好的教育和医疗卫生资源，享有招工的权利，社会保障相对也比较完善。
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最大的愿望就是“农转非”，吃上商品粮户口。而要做到这一点，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直到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才算给农民打开了一扇“农转非”的大门。改革开放之后，户籍严控制度有所松动。比方，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集镇落户，规范城镇暂住人口管理，实施居民身份证制度等等。可大家怎么也没有想到，现在商品粮户口居然能够明码标价出售了。
有偿出让非农业户口，并非孝天市人民政府的创举，有些地方早在一年前就开始尝试了。那么，地方政府为什么会突然想到出售商品粮户口呢？原因很简单，一些先知先觉的地方官员已经从中央的大政方针中，嗅到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之间的差别将会逐步缩小。也就是说，非农业户口会越来越不值钱，变得与农业户口一样。既然是个贬值的玩意儿，不如趁现在大多数人把商品粮户口看成香饽饽的时候，出售给那些需要的人，以此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孝天市出售两万个非农业户口，将增加财政收入一亿元！
由于这一亿元资金是由买户口的农民个人出，动用的则是他们在银行的储蓄存款。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这一亿元存款从孝天市的某一家银行取出来，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是本地四大银行中存款最多的，储蓄存款余额不到两亿元。要是取走一亿元，该行的储蓄存款就会减少一半以上，下降幅度超过百分之五十！那样的话，中国A银行绝对难以承受，弄不好就会关门。因此，听到孝天市政府准备出售两万个非农业户口的消息，城区内所有的银行都高度紧张。
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决定召开紧急会议，机关三楼大会议室座无虚席。主席台上的几位行领导表情异常严峻，下面坐着的两百多名干部员工也都是静无声息。没有人交头接耳，没有人随意走动。每一个人都表现得既紧张又兴奋，如同即将奔赴战场的士兵。
“同志们！这次市政府出售户口，有可能引起全市储蓄存款大搬家，务必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各营业网点必须做到，储户从我行取出的存款，存入市财政在我行开立的账户，确保存款不流入他行。这是底线！在做到这一点的前提上，大家还要抢抓机遇，争取更多的财政性存款。”洪远平开门见山，言简意赅地直奔主题，“支行机关人员这几天全部下到营业网点，协助堵截存款，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支行出纳股和保卫股二十四小时待命，随时准备向营业网点调拨现金。全行上下必须按有可能出现挤兑的极端情况做好应急预案。”
洪远平的讲话，王加根听得似懂非懂。特别是“财政性存款”“调拨现金”“挤兑”“应急预案”这些专业术语，他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过，大致意思他是明白的，就是想方设法不让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的存款流入其他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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