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一个多月，直到十一月初，孝天市二中才给方红梅分了一间简易宿舍。
所谓简易宿舍，是一排坐东朝西的砖瓦平房，位于孝天市二中教学楼与宿舍楼之间，东边背靠花园镇装卸运输公司，西边面向校园里面的一片小树林。简易宿舍共有二十多间，每间面积十来平方米。这些房子通常是分配给那些参加工作不久、资历比较浅的青年教师。结婚成家了的可以分两间，单身汉则只能分一间。
方红梅因为要得急，学校一时间腾挪不出两间空房来，暂时只分配给她一间。
有了这间房，王加根马上把牌坊中学的家具运了一部分过来，又到花园镇一小去联系王欣上学的事情，迫不及待地在花园镇安了家。
晚上一家三口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做饭时，就把蜂窝煤炉提到门口，在露天下炒菜。当然，如果遇到刮风下雨，那就没有办法，只能让人和家具忍受油烟的熏陶。为避免煤气中毒，晚上也得把煤炉子放在室外的屋檐下。就这样，每天都得把煤炉子提进提出，相当麻烦！
王加根上班用的那辆载重自行车，白天也只能放在屋子外面，晚上再往屋里搬——一间房实在是太挤了！
最不方便的，还是夫妻俩想亲热时不太方便。
由于女儿和他们睡在一起，晚上有了那方面的欲望，两人都不敢贸然行动，只能努力克制着。等到中午或者周末，女儿出去找小伙伴们玩了，他们才迅速关门关窗，宽衣解带，匆匆行事，跟偷情一样。有时王欣出去后，又突然回家取东西，或者口渴了要回家喝水，鬼子进村一样的拍门，搞得他们兴致全无。由于仓促掩饰，两人有时衣冠不整，尴尬得脸上如同泼了血一般。
王欣转学到花园镇第一小学时，班主任丁老师见她那么小，心里老大不快的。她紧锁着眉头，犹豫了好半天，不知道该不该接收这个“小不点儿”。
王加根于是拿出女儿一年级期末考试的成绩单，递给丁老师看。他一再强调，王欣虽然年龄小，但学习一点儿也不比其他同学差。还列举出许多事例，证明王欣如何懂事，如何听话，学习如何自觉和努力，成绩总是在班上名列前茅。
听王加根吹得天花乱坠，丁老师半信半疑，说：“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看她能够考得怎么样。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就知道了。”
“行！”王加根满怀信心地回答。
遗憾的是，王欣进花园镇一小的首次期中考试考砸了。语文数学刚及格，两科总分在班上倒数第五。
丁老师把王加根叫到学校里，面带微笑地指出，王欣确实太小了，不适合读二年级，建议还是降一级，从一年级读起。
“按照现行入学的规定，她读一年级都嫌小。年龄不满七周岁，学校根本就不应该收。”丁老师进一步强调。
王加根说，这个他知道。但孩子既然已经入了学，总不能让她再退学啊！他不同意让欣欣“降级”。理由是，在校学生只有升级或者留级的，从来没有“降级”这一说。
“可她的成绩跟不上啊！她的分数这么低，会拖我们班的后腿，影响全班的平均成绩。”丁老师着急上火，已经有点儿生气了。
王加根不急不恼，耐心地解释说，不能因为一次考试失利，就把学生一棍子打死。王欣这次没有考好，有其客观原因。由于她中途转学，而两所学校的教学进度不一样，邹肖小学慢，花园镇一小快，她漏掉了一些课程没有学。加上刚从农村民办学校转到城镇公立学校，新学校，新同学，新老师，适应新环境需要一个过程。
“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她期中考试这段日子身体不舒服，生了病，眼下还在看医生。”
王加根说的也是实情。
他们搬家不久，王欣就病了。咳嗽，发烧，流鼻涕，症状有点儿像伤风感冒，整天无精打采，显得特别可怜。
王加根每天早晨送她到私人诊所里打针，再送她上学。到花园镇一小门口，从自行车上下来后，王欣总是不肯独自进校园，甚至蹲下身子，双手抱着王加根的腿，不让爸爸走。
她哭着说，因为成绩跟不上，丁老师总是批评她，同学们也欺负她。她不想在这所学校里上学了。
没办法，王加根只好把自行车锁在学校大门口——也顾不上自己上班要迟到，牵着女儿的手，一路给她做思想工作，一直把她送到教室里面。
“我们家欣欣真的很聪明！丁老师。”王加根眼眶里旋转着泪水，拍着胸脯对女儿的班主任说，“您再给她几个月时间，如果到这学期期末考试，她的成绩还是没有赶上来，我主动让她去读一年级。”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又见家长态度如此恳切，丁老师也只好网开一面，同意再观察一段时间。
为了让王欣尽快把成绩赶上去，王加根和方红梅开始全力辅导女儿的学习。他们本来就是很优秀的教师，师范学校毕业，参加工作后又一直在坚持自学，并且拿到了大学文凭，现在辅导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应该没多大问题。不过，教师通常又有个不好的毛病：教别人家的孩子能够做到诲人不倦，而教自己家的孩子往往缺乏耐心。
他们也不例外。
每次辅导王欣时，总希望她一听就懂。如果要他们讲第二遍，他们就会显得不耐烦，语速加快，音量提高，态度严厉。要是讲了两次王欣还没有听明白，他们就会拍桌子、摔椅子，乱吼乱叫乱嚷，吓得王欣连大气都不敢出。
当然，王欣也不是吃素的，不可能逆来顺受。一旦自己占理了，或者脾气上来了，她就会奋起反击，嘴巴子比大人还要厉害。
当父母的恼羞成怒，可又拿女儿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打她吧，于心不忍，下不了手；不打她吧，又担心孩子长此以往，会变得更加无法无天。
最终的结果是，小孩被折磨得够呛，大人也累坏了。
家长如何教育自家的孩子，真是一门学问啊！有人说，对待孩子要做到原则问题不让步，枝节问题不纠缠。何为原则？何是枝节？
父母与子女之间，这种界线是很难划清的。
这天下班后，王加根和方红梅都感觉到特别累。一个躺在床上，一个坐在沙发上，都不想动弹。
王欣蹲在地上自己穿鞋子，准备出去玩。可能是因为鞋子太小了，也可能是鞋带系成了死结解不开，她费了好大的劲儿，也没有把鞋子穿好。见爸妈没人主动来帮忙，她就耍起了小性子，恼火地把鞋子踢到一边儿，只穿着袜子在地上行走。
方红梅见此，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她腾地从沙发上站起身，冲过去就要打王欣。
躺在床上的王加根听到女儿的惊叫声，一骨碌儿爬了起来，拦在老婆与女儿中间。
方红梅因打不着欣欣，就抡起拳头打她爸。
王加根气急败坏，扬起手抽了方红梅两巴掌……
因为屁大点儿事情，夫妻俩竟然打了一架。
不过，他们心里都清楚，打架并非完全因为女儿。这段日子两个人肚子里都窝着火，早就有爆发的冲动。王欣今天调皮，只是引起战争的导火索，他们正好借题发挥。
自搬家以来，经过一个多月的忙乱，生活基本走上了正轨，而且比较有规律性。
王加根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刷过牙，洗过脸，就去市二中操场上跑步。绕着环形跑道跑五圈，再回家弄孩子。帮王欣穿衣服和鞋袜，打回早餐让她吃。洗碗筷，再骑车送她去上学。然后，自己直接去牌坊中学上班。中午回家吃过午饭后，又是洗碗、清场、送孩子、上班。如果家里菜没了，还要去农贸市场上买菜。傍晚放学回家，做晚餐，吃晚饭，去学校食堂提热水，大人小孩洗澡。忙完这些，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就开始了。方红梅去办公室晚办公，王加根开始洗一家三口的脏衣服，督促和检查女儿做作业，守着孩子睡觉，接下来还要添加蜂窝煤，把炉子封好……
似乎从早到晚总在忙，难得有闲下来的时候。从搬家到现在，他们没有在花园镇的街上闲逛过，比住在牌坊中学时还要紧张。特别是王加根，每天晚上都要忙到上十点，完全没有时间看书和写作。他这样忙，这样勤扒苦做，方红梅还不满意，甚至牢骚满腹，怨天尤人。
王加根因此觉得很委屈。
“我还像个男人么？我还有一点儿男子汉的尊严么？环境所逼，我甘愿当绿叶、唱配角，但你也不能太苛求，也应该理解我啊！当妻子的也好，做丈夫的也好，应该相互体谅，彼此帮衬才对呀。”
每天下班后，两人都很累，时常为家务事争几句。
没办法，心里窝着火，也只有向对方发泄了。有时，吵过架之后，王加根又特别后悔。
“天啊！何必要争吵呢？我本来很佩服自己的老婆，深深地爱着她，又为什么要言不由衷地刺激她？我相信她也是爱我的。这种爱不掺杂任何乌七八糟的东西，没有势利的成分。我们又何必要自相伤害，互相折磨？人生苦短，生命就那么几十年时间，要倍加珍惜，要懂得尊重和呵护自己的爱人。”
这样想着，王加根很多时候就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忍让着方红梅。今天看到老婆凶神恶煞地要打女儿，他实在是看不下去，就打了她两巴掌。
方红梅挨了打，委屈地倒在床上，哭了起来。
她今天发这么大的火，也是因为在单位上受了气。刚才下班回家时，她就拉着个苦瓜脸，心不平，气不顺，满肚子的不高兴。现在被王加根打了两巴掌，索性就声泪俱下地开始哭诉起来。
她说，孝天市二中也不是个好混的地方。同事们都很势利，见她是个新人，都把拼她吃。想方设法排挤她，挖空心思欺负她。不给她提供教学参考资料，不与她进行教学上的配合与交流。特别是语文教研组长，阴险狡诈，总是故意为难她，找她的茬儿，出她的洋相。动不动就检查她的教案和作业批改情况。还搞突然袭击，不给她打声招呼，就邀请学校领导去听她讲课。期中考试出题和阅卷，不让她参与。故意压低她所任班级学生的语文分数，以此证明她不能胜任高中语文教学。
方红梅担心继续这样下去，试用期满之后，转不了正。
“别个这么难，这样受排挤，你又不帮我！不能为我分担一点儿忧愁。我如果被遣返回牌坊中学，脸面往哪儿搁？我们还能在花园镇住么？欣欣还能在镇一小上学么？呜呜呜——”
王加根听到这些，感到很吃惊。
他没有想到，老婆居然承受着如此巨大的压力，为刚才冲动地打她而后悔。他向方红梅道歉，又安慰她说，同行是冤家——同事之间竞争是很正常的事情。凭良心做事，用心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不必太在意别人怎么对她。
“我也只能多承担些家务，再就是帮你改改作文。”王加根承诺说，“其他的忙我也帮不上。”
听他这么讲，方红梅才慢慢地平静下来。
和他们一起住在简易宿舍的，有十几个年轻教师。这些教师大多已经结婚，有了小孩，和老婆孩子一起住在这里。大家有课时上课，没课时就聚在一起闲聊。或者搬张小桌子，到屋前的小树林里，拿几个小凳子团团围坐，打扑克，下象棋。观战的人，往往比打牌和下棋的人还要多。大家时而神情专注，屏息静观，时而唏嘘惊呼，议论纷纷，甚至发生激烈的争吵。
见此场面，王加根觉得这些人与牌坊中学的那些青年教师们差不多，因此不屑一顾，从心底里看不起他们。
为什么年轻人都是这样，大学中专毕业后，有了工作，有了老婆，生了孩子，就会变得如此平凡庸俗？为什么他们都胸无大志，情愿碌碌无为地苟且偷生？为什么他们感觉不到压力，没有丝毫的危机感和竞争意识？
有时，大家聚在一起聊天，也会劝王加根想办法调到孝天市二中。并且说，希望他来，也欢迎他来。
将来是否能够调进孝天市二中？王加根心里没有底。实事求是地讲，他来孝天市二中的意愿并不是很强烈。只要家能安在花园镇，只要女儿能在花园镇一小读书，他在哪儿教书都无所谓。
牌坊中学管理比较松，他还能抽出时间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情。
方红梅也不希望他调到孝天市二中。理由是，加根来到市二中，没有人会把他当根葱，不可能得到领导的重视，还不如在牌坊中学。
听老婆这样讲，王加根又不高兴了。
他心里说：“哼！你不希望我到市二中，还不是想延续眼下的光景，让我多干些家务活儿，多照顾孩子，支持你工作。就算不到市二中，我也要想办法离开花园镇，去孝天城，去其他城市。好男儿志在四方，你别想把我系在裤腰带上！”
心里这么想，他也没有急着这么做。
律师资格证书先拿着，反正知识已经学进了脑子里。有人上门来请他，他就考虑改行；没有人请他，他就安心在学校里教书。果真能够调到孝天市二中，他还想认认真真的备课，弄一本能够长期使用、一劳永逸的讲义。说实话，王加根还是挺喜欢教书的。整天与书本打交道，与学生打交道，教学内容不深也不浅，正好是他能够胜任的。教学相长，教书的同时，他还能学不少新知识。业余时间，如果有了灵感，就写篇把文章，还是其乐无穷。
为什么一定要调孝天城呢？以前困在牌坊中学，主要是担心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如今在花园镇安了家，这种后顾之忧没有了。还希望什么呢？孝天市二中生活环境好，水电正常，买菜方便。王欣能在公办小学读书。晚上或周末，还可以去逛街、跳舞、看电影。这不是挺好么？还想怎么样？
想想徐磊和杨保胜，想想那些在贫困乡镇工作的师范同学，我们也应该知足了。
方红梅看到孝天市二中一些年轻教师在积极准备报考研究生，怂恿王加根也去试一试。
她说：“有了研究生学历，拿到了硕士学位，将来可以重新分配工作，改行也比较容易。”
报不报考呢？王加根感到非常矛盾。
报考吧，自已只有大专学历，不知道够不够报考条件。如果要求有本科文凭，他还得先去参加本科段自学考试。就算大专文凭能够报考，他英语基础那么差，恐怕也难以考上。不报考吧，又难以改变目前的现状，可能终身当一个被人瞧不起的农村教师。
方红梅建议他先把英语学好。无论考不考研究生，外语都是非学不可的。参加本科段自学考试和评职称，同样必须考外语；将来有机会出国旅游，不懂外语也不行。
王加根比较赞同老婆的这个观点。
他让方红梅帮他找了一套高中英语教材，决定从中学英语学起。他相信，只要舍得花功夫，持之以恒地努力，英语还是捡得起来的。